希望习近平出面斡旋俄乌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上最大的假议题，也是国际观察家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盲目献策。（美联社）
希望习近平出面斡旋俄乌战争，是当前国际政治上最大的假议题，也是国际观察家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的盲目献策。我在先前的评论中，已经指出此一假性议题的“主观不可能”。即使习近平有此意愿，顶多只是以“私交”对普京进行劝说，否则，至少存在五个“客观不可能”。
第一，必须具备专业知识与能力
俄乌之间的爱恨情仇，从“罗斯公国”至“苏联解体”，具有长久而复杂的历史脉络。一个“斡旋者”（mediator），不是召集三边会谈即可，必须深入了解双方的历史恩怨、地缘利害、体制本质、民族情感、外交取向等等，从中因势利导并拆除引线，否则只是隔靴搔痒，不得其门而入。中国也许非常了解俄罗斯，但对于乌克兰所知有限，中国也许“知其复杂”，但“不知其所以复杂”。中国长期以“举国之力”对付美国，根本缺乏有关乌克兰的“小国知识”，换言之，中国不具备这些历史知识和专业背景，也没有这种经验与能力。
第二，必须具备战略互信
基于习近平的国际形象不佳，特别是对西方世界充满敌意，习若出面，所谓“楚虽大，非吾族”，必定引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猜测。普京也许认为习近平动机纯正，但处于当今战略互疑年代，习近平要取得乌克兰、欧盟、北约、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信任，非常困难。特别是中国在俄乌战争期间采取“亲俄反乌”的立场，不可能取得乌克兰的付托与信任。中国长期以来是“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goods）的搭便车者，不是生产者与提供者；在缺乏战略互信之下，难免引来“请鬼抓药”的猜疑与嘲讽。尽管中国曾经参与区域性的“朝核六方会谈”，但不是斡旋或仲裁，而是敲边鼓。换言之，习近平不具备全球危机调停者的地位与威望。
中国的外交思维长期沉溺于自我中心，对国际事务缺乏“换位思考”的习惯，习近平完全缺乏国际和平框架“议题设定”的能力。（美联社）
第三，必须具备“议题设定”（agenda setting）的能力
斡旋不是摸头或安抚就可，也不是“动之以情、说之以理”而已，而是“白纸黑字”。斡旋者必须提出高度复杂且令当事国“绝对满意”的调停方案，包括从立即撤军的组织与安排，停战协定的协商与签订，后续和平框架（避免破坏协定）的规划与设定（如“非军事区”，DMZ）。即使停战协定出炉，除了俄乌两国必须绝对满意之外，也必须获得相关利害国家的“相对满意”。基于中国的外交思维长期沉溺于自我中心，对国际事务缺乏“换位思考”的习惯，习近平完全缺乏国际和平框架“议题设定”的能力。
第四，必须具备中立、客观、公正的鲜明立场
中国在2月4日与俄罗斯签署“中俄联合声明”之后，俨然形成一种“中俄轴心国”和东西集团对抗的态势，乃至宣告了一场“新冷战”的战略檄文。习近平若要居间协调，必须在“客观中立性”上立场鲜明、毫不含糊。但实际上，“中俄联合声明”不啻是普京出兵乌克兰的政治背书，对于至今坚决不以“侵略”（invation）界定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宣称中俄关系“没有上限”，乃至战争期间依然暗助俄罗斯的中国而言，习近平若出面，无异是自毁长城、背弃声明，等于宣告“中俄联合声明”自此无效。对于经常把“坚定的”、“坚决的”、“毫不动摇地”挂在嘴边的习近平来说，这种立场狐疑、态度摇摆，翻脸如翻书的反常行动，必定使其自身诚信尽失，沦为国际笑柄。
第五，必须获得美国同意
美国总统拜登虽然宣布不出兵协助乌克兰，但并不表示美国愿意放弃全球龙头的领导地位。在俄乌战争中，奔走于路途的斡旋者何其多？连土耳其、以色列都想轧上一脚，争夺“世界和平使者”的荣誉。习近平若斡旋成功，一举登上全球战略老大的地位，那么拜登岂不提早退休、回家种田去？换言之，习近平如果出面，无异是和美国争夺国际领导权，如果不慎成功，岂不证明美国已经衰落，没有资格继续领导世界？换言之，美国只是希望习近平“从旁游说”，不会同意习近平“主导斡旋”，更不愿看到习近平达成使命而使美国脸上无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