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的中共病毒疫情持续飙升。图为吉林民众做核酸检测。（视频截图）
早在新冠流行之初我就预测过：“中国大陆是世界上最早宣布抗疫成功的国家，但肯定是世界上最后才会正常化的地方”。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新冠演变到奥米克龙，世界各国逐步走向正常化，宣布与病毒共存，将其视为流感。虽然各国正常化的步伐和力度不同，英美为首的几个西方国家走在世界前列，但毫无疑问这已成为一个全球大趋势。
无论世界主流病毒学界的观点，还是各国卫生部门的数据，都有扎实的科学与医学证据支持与病毒共存这一做法，多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顾问也对西方过去的措施做出反省，尽管任何西方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防疫措施，都远不如中共极端变态。与病毒共存也是不得不面对的客现实，因为人类不可能消灭病毒，但权力可以通过荒唐的防疫措施摧毁财富，消灭就业，最终带来健康水平的普遍下滑。
这也说明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纵然会出现认知错误和决策失误，但它仍然具备良好的自我纠正能力；即便有错误的决策，但因为权力受到监督制约，也很难造成大规模惨剧。
然而在中国大陆却是另外一道独特风景线，中共最早宣布抗疫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最早声称研发出治疗新冠神药莲花清瘟，自吹非常有效的国产疫苗在各种变相强制接种措施下已经打到90%，发明了世界上最严厉的大数据管控措施（注：健康码、行程码），三年过去，防疫措施却一年比一年荒唐变态，没有任何正常化的迹象。中共实际上是自己狠狠地抽打自己的脸。
现在中共大搞清零防疫，虽然总把“科学防疫”和“精准防控”挂在嘴上，就跟共产党当年喜欢吹嘘自己的社会试验指导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一样，其实既不科学也不精准。利益集团绑架整个体制，个人意志凌架于公众利益之上，上层高强度施压，官僚体制层层加码，纯粹变成了一场坑害百姓的政治运动，堪比当年的大跃进、除四害，将来必然裁入史册。
如果发生惨剧，国务院卫建委以前还偶尔出来说一句“地方执行防疫政策不要层层码”，现在则装聋作哑，因为大凡不层层加码的地方，官员可能连乌纱帽都保不住，其实各级地方政府“宁左勿右”根子就出在中共最高层。
有位网友编写了非常精彩但很快被屏蔽的段子讽刺现状：饭店经理召集全体厨师开会，郑重宣布：“菜咸了不行，淡了不行，必须要精准调味”。接下来一周，两位厨师因为菜太淡被开除，另两位被顾客投诉菜太咸，却没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最近顾客都在骂菜太咸的原因，这些厨师可精了，都往咸了精准，不往淡了精准。
现在中共就像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司机，一边开车一边纳闷：“这世界怎么了，咋所有人都不正常，都在违反交通规则呢”，自豪感油然而生。防疫政治运动之下，奇谈怪论不断翻新，荒唐景象遍地皆是，人间惨剧层出不穷。
只要发生一二个病例，要么整个小区要么整个街区甚至整个城区立马进入停摆状态——停工停业停课以及禁止外出，“外星人”部队大量进驻，没完没了一轮又一轮的测核酸，有时候把整个街区的人拉出去集中隔离。如果再多发生几起病例，整个城市就可能进入封城状态，这个地方的人一旦外出，到处受到监控和歧视，不仅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所，还可能被拉走自费集中隔离。
头两年这种反复折腾还仅限于中小城市，今年已经开始蔓延到上海、深圳这些一线都市。很多地方封城封区封楼的时候，政府只通知你不许外出，违者严惩不贷，但从不告诉你生活费和生活物资从哪儿来。
中国有句古话叫“苛政猛于虎”，共产党中国把这句话阐释得淋漓尽致。中国大陆这三年与其说“闹疫情”还不如说是“闹特色防疫”，因中共荒唐粗暴防疫政策间接致死致残人数比新冠死亡只多不少，但具体情况只能等待未来中国变成正常国家后才能得以揭示和研究。
搞笑的是，中共勒令社会停摆，学校不能上课，电影院、健身馆、餐厅和理发店不能营业，理由是为了防止聚集性传染，但人山人海挤在一起数小时等候测核酸，却又不在乎聚集传染了；一个地区发生一例，把几千上万人堵在操场、商场或办公楼，也不再担心聚集性传染。实际上人很多人就是聚集检测核酸时感染了新冠。
特色防疫导致的各种荒唐可笑故事，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多不胜数。近期比较著名的就有西安孕妇因为封城导致医院拒绝接诊胎死腹中；吉林四岁女童患有急性喉炎，因为没有核酸报告遭到推诿，最终无法正常就医入院而死亡；山东淄博一老人患晚期癌症病危，但小区被封禁，家属叫来救护车却被小区工作人员阻拦，冷漠地向家属索要“待死证明”才能放行。
遭遇防疫封控，肾衰竭病人无法做肾透析，癌症病人不能化疗，需要手术救治的病人因医院封控而被耽搁，急诊病人因无核酸报告进不了医院，这类人间惨剧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只有事情闹大才会多少引起一点舆论关注，无数的所谓“非正能量消息”在中共严密的信息管控体系下，一冒头就被删帖封号，从网络上消声匿迹。只有赞扬党的防疫伟大，高唱红歌，空喊加油的帖子，才可以传播，连上网叫苦或求助，都属于被维稳对象。
所以现在中共大陆的情况是，最大的政治任务就是动态清零，炫耀新冠“防疫制度优势”，你可以死于任何原因，但就是不能死于新冠。只要能完成清零政治任务，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不择手段，肆无忌惮侵犯人权。
中共各级政府发明了很多奇怪词汇，比如令人费解的“时空伴随”；老早吹嘘出去的“抗疫世界第一”怕被世界嘲笑，现在不叫封城，叫“全域静态管理”，具体措施不叫“禁足”“停工”“停业”，叫“人员静止”“原地静止”“岗位静止”。
各级政府与五毛群体发明了各种毫无人性的防疫口号，比如：“留在当地过个年，不给家人添麻烦”“带病回乡不孝儿郎，传染爹娘丧尽天良”“湖北回来的都是定时炸弹”“建设国家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返乡人员不隔离，亲人不死扒层皮”“疫情一天不解除，全民宁愿守孤独”“不带口罩就出门，这个杂种不是人”“今年上门，明年上坟”“一人出门，全村咔嚓”“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还在电视上说：“控制住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出门前先向自己提出三个灵魂拷问”，在网上被传为笑谈。
各地防疫人员给鸡鸭鹅猪牛马测核酸，给植物测核酸，给冷冻食品测核酸，给邮件寄核酸，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外星人”背着喷雾器朝着每个人身上消毒，有网友打趣说：“上一次见到这种场景还是奥斯维辛吧”。政府把业主拉出去隔离，防疫人员冲进家里把对方的猫狗杀死，称为“无害化处理”。很多地方封锁住宅楼时，用铁链锁死楼道大门、用木板钉死住户家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火灾，或者有人需要急救，只有死路一条。开车外出旅行的路上，你所在的地方只要发生病人例，你很可能就被前封后堵困在路上，无人管你是死是活。
过去两年，人们的出行，通勤，亲友团聚，商业活动都出现了空前巨大的障碍，比当年打路条开介绍信才能外出还要困难。现在很多网友开玩笑说，不要说出差，就是上个班都得带好行李铺盖，洗漱用品，说不定在什么地方你就被封锁隔离了。
北京通州区以东有一座河北小镇叫“燕郊”，因为房价便宜，生活成本低，距离北京市中心40公里，几十万上班族在那里买房或租房安家。每到上下班时间，燕郊与北京的道路上就经常堵得水泄不通，拥堵的原因主要不是因为车多路窄，而是早在七八年前，为了保障“领导安全感”，北京四面八方设置了很多检查站挨个检查进京车辆和人员的身份证。在自己国家首都设置大量检查站查通勤民众身份证的做法，世界上可能仅此一家。以前大家就嘲笑燕郊人进京比巴勒斯坦人进以色列打工还要困难。
自从闹特色防疫以后，从燕郊进北京就更加困难了。去年开始，在燕郊居住的人去北京上班，每天需要携带五证一码：身份证、疫苗三针证明、居住证明、工作证明、48小时核酸证明，外加健康码。最近因多地奥米克龙爆发，燕郊已经封城。
3月18日有网友上传了一组令人震撼的照片，几百个居住在燕郊的人滞留北京想要回家，其中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冒着大雪在通州白庙检查站等候检查，要求出示48小时核酸报告，得到居委会批准后才能放行；由于北京和燕郊之间的交通已经中断，这些人即便获准通行，也得扶老携幼冒着风雪步行八九公里回家。这个帖子既未抱怨，也未批评，只是描述了一个事实，博主随后就接到警察电话勒令他删帖，博主拒绝后网信办直接勒令平台删除。
如果要细数清零荒唐故事，可以说罄竹难书。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是，为何中共能坚定不移执行这种祸国殃民的清零政策，不仅洋洋自得还日益变本加厉。我们从“权力结构”、“政策成本”、“财经结构”和“组织行为学”角度来分别阐释也许能让人深刻理解。
威权体制还需要考虑一下民意，与民众之间还有讨好和赎买的关系，极权体制则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共产党国家都属于极权体制，是人类有史以来权力最不受节制的一种政治系统，共产党掌控着社会一切资源，组织渗透到所有领域，美其名曰叫“党领导一切”；它将民众的所有政治和自由权利剥夺殆尽，而且投入巨大资源建立起一套控制人身，操控信息，监视异己的维稳系统；它的权力完全自上而下产生，可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做到无视民意，漠视民生。
共产党极权体制在高层权力圈子，有时是“集体领导”，即寡头制，如江胡时代；有时是“个人独裁”，比如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哪种情况，寡头们达成一致还是独裁核心铁心要做某事，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没有任何刹车装置，除非闯下滔天大祸，才能勉强收手。共产党极权体下的寡头制相比独裁制而言，因为高最层的权力略为分散，不能一人说了算，老百姓的日子相对要好过一些；处于个人独裁状态下，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和颜面至高无上，老百姓的生计与死活一文不值。
现在的状态，就是个人想要证明“亲自布署有方”，体现“制度优越胜”，展示“个人领导有力”，保证连任万无一失，只能一条道走到黑。
全世界多国数据已经显示，中共自己生产的科兴、国药疫苗对新冠根本没有防护力，中共自己的特色防疫也证明了它对自己疫苗完全没有信心，接种率到90%的城市发现几个病例如临大敌，说封就封。世界正常国家哪怕打最好的疫苗，都会定期公布不良反应或死亡比率，唯独中共的无用疫苗，逼迫国人打了快三十亿剂，效用嘛，只要脑子正常的人都能通过直觉判断，但奇特的是看不到不良反应和死亡的定期数据。实际上政府勒令疫苗注射机构，不得公布相关信息，甚至可能连统计调查都不允许。在网上只要有人声称家人的不良反应或死亡可能跟注射国产疫苗有关的，立即就会遭到网军围攻和宣传部门封杀。
很多人纳闷，既然自己的疫苗无效，为什么死活不引进世界公认有效的疫苗，比如复必泰呢。难道这种特色防疫付出的惨重代价比进口疫苗还贵吗？打了有效疫苗不就能尽早恢复正常化，避免巨大经济损失吗？其实这是正常人思维，刚才说了，在中共组织行为学那里，最高领导的意志和颜面，党和政府的利益才是至高无上的。若他们认为洋人的疫苗不安全，打洋人疫苗也体现不出“制度优势”和“个人领导有力”，宁愿付出巨大代价，也坚决不允许引进。
可能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当年的大饥荒和唐山大地震，其实很多欧美国家都表示愿意提供救援，连苏联也表示可以减免债务，但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没骨气”，有损制度优势和领袖魅力，给予严辞拒绝。反正代价不由毛和党来承受，都可以转嫁给老百姓，现在俗称为韭菜。
中共执行特色防疫的成本其实要远远低于正常国家，但是要记住，中国社会付出的高昂防疫成本肯定位居世界第一。中共的成本低和中国社会的成本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为高昂的防疫成本和制造的痛苦几乎都能转嫁给民众。
回顾这三年来各个国家的防疫，除了像朝鲜那种彻底闭关锁国的极端案例，只要是个正常国家，都在疫情期间对老百姓有普惠性的生活补贴，食物发放，免水电费，缓还贷款，缓交房租，甚至对于滞留的外国人也给予救助。中共动辄把一个城市封锁几个月，可以做到一分钱不给老百姓，逼迫你买高价菜，然后你还要高唱红歌赞颂党，这是正常国家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但是中国老百姓经得起这种折腾吗？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些收入方面的事实。
我们知道，中共通过统计方式做手脚，数据造假，控制信息，长期自吹自摆用以证明自己的“优越性”。去年初不怕世界笑话，自行宣布消灭了贫困人口，成功完成小康社会建设。可别忘了，李克强自己公开说过，有六亿人口的收入每月也就一千元。重大数据和敏感数据的造假尤为严重，但有时候通过其它非敏感的不同类别数据对比，经常能发现其中的猫腻。通过这种对比方式发现，中国大陆有八亿劳动人口，其实能达到缴纳个人所得税标准的人口只有六千万。
在一线城市远郊，租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随便也要四到六千不等。就算对那些月入5000以上的少数群体来说，中国大陆大中城市的教育成本，住房成本，医疗成本，生活成本也极其高昂的，何况这十年物价年年暴涨。那么绝大多数中低收入群体在特色防疫下，日子会苦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新冠疫情前各种苛政打击下，民营经济就已经非常萧条。中共害怕人们了解真相，掀起打击“唱衰中国经济虚假消息”的运动，把一切反映经济真实情况的信息指斥为谣言后删帖封号。两年多动态清零折腾下，铁拳捶打民营企业仍然从未停手，已经造成灾难性后果。大多数商业活动陷入停顿，民营经济哀鸿遍野，失业和破产逐年上升。
只要去接触一下中国大陆民营企业家，私下无不叫苦连天，普遍已经对这个国家前景感到绝望。就连那些以前日子过得特别滋润的大互联网公司，也在专政铁拳和特色防疫夹击下日益收缩投资，扩大裁员范围，就不用说中小企业和个体户有多悲惨。
中国有数亿家庭就靠每月打工或做点小生意挣几千元糊口，特色防疫动辄封锁城市、城区，小区，让所有行业停摆，断掉大家的生计还不发放补贴和物资，该交的费用一样不给予免除或暂缓，物价节节攀升的情况下，这些家庭该如何度日？
3月18日，深圳一名男子因被封村失去经济来源，站在街道上痛苦地对漠然的“外星人”嚎叫：“我要生活我要养家糊口啊，难道我今天就要死了吗？”另一个男子对着“外星人”大喊：“已经封了16天了，我问你，房租，伙食费谁替他出啊？投诉过几十次，谁解决过？”“外星人”们最多偶尔说上一句：“有话好好说，不要激动。”
中共官媒以及体制内官僚、专家谈起动态清零必要性时，除了没有科学证据之外头头是道，甚至高淡阔论“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与安全”“体现人道主义关怀”，就是不谈那么多中低收入阶层断掉收入后如何生活。
人们大量失业和破产，面临生计困难，还能幸福与安全吗？特色防疫的次生伤害导致的病痛和死亡比奥米克龙严重千百倍，又如何幸福与安全？所以有个网友说得好：“专家建议我非必要不要出行，政府让我岗位静止，社区让我原地静止，正能量网友叫我‘加油’，就是没人说钱从哪里来。”
近期接触过很多医生朋友，他们告诉我，这两年以来大医院里面的精神科看病人数逐年暴增，所以各地不断传出被封闭的人群行为失常或自杀的消息。我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现象，即便是正常人面临长期幽闭以及生活压力都可能抑郁，而中国原本就有上亿的抑郁症患者，现状只会加重病情。
那么我们从中共官媒上能看出经济萧条，民营企业惨状和民生艰难吗？既不能又能。一方面中共宣传部门封杀一切反映经济真实情况的消息；一方面官员们经常借助媒体大谈特谈经济形势“总体向好”，而且“越来越好”，还要“为人类指明方向”；但另一方面中共政府不断要求各级政府做好过“紧日子”和“苦日子”的准备。如果经济总体向好，还需要过什么紧日子和苦日子呢？我们从这三年官方经过“优化”后公布的人口出生数字与结婚人数，都可以看到了断崖式下滑，这是社会面临严重危机的征兆。
南亚、东南亚、中南美洲由于前年受疫情影响，很多本来已经转移出去的订单又回流中国，这导致中共在去年上半年出口数字一度比较靓丽，似乎增强了他的“制度自信”。随着其它国家逐步正常化，国内民营企业生存空间日益逼窄，特色防疫继续不动摇地一刀切执行，这种强劲的出口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而且还会导致外来投资萎缩，内部资本寻找机会逃跑。
经济如此萧条，内政外交屡屡受挫，为什么中共却又能坚持祸国殃民的清零政策决不动摇？
道理很简单，正如前面所说，中共实行这种政策，对它自身来说成本很低，而且在相当长时期反应不到财政上来。正常国家如果碰到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经济与财政均会遭受重创，一方面政府税收会减少，另一方面社会救济开支会增加，所以正常国家无法实行如此变态的政策。
这几年民营企业日子惨淡，老百姓生活苦痛，但中共的财政收入反而逆势增长。中共财政部最新公布的2022年1月和2月财政收入数据显示，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5%，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1.3；全国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0.1%，非税收入增长13.7%。
中共财政收入年年逆势增长，这是否与经济萧条的现状相悖呢？其实不相悖，这就是掠夺性和压迫性“制度优势”造成的“世界奇迹”。中共的税收增长，是通过近年不断强化税收监控体系，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税费追缴力度来实现的，并非经济发展的结果。用通俗的话说，中共的财政收入增长，是靠加大盘剥与搜刮力度获得。
中国大陆的税费负担本来就是世界最重，如果都按中共的规定去缴纳，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得破产，大企业也没多少利润。但过去因为规定宽泛，地方自主权较大，技术手段落后，中共对企业和个人的监控力不从心，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合理避税”来增加一点利润与收入。
以前企业发放给员工的补贴、奖金和福利，可以不用缴税，现在中共要求必须合并计税。以前企业采取灵活的社保缴纳方式，可缴可不缴的就不缴了，能少缴就少缴，也省下一大笔费用；中共近年对社保异常重视，并非中共关心民生，而是社保相当于变相的财政收入而不用马上兑付，所以中共不断提高社保金额，加大对企业社保的征缴和追缴，用以弥补社保亏空。
很多地方政府以前为了招商引资，发展产业，给予企业和个人税收优惠，现在中共不断把权力往上集中，地方已民经没有多少自主权，只能翻脸不认账，向企业和个人追讨税款，这些举措已经迫使大量的企业破产，店铺关门。
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原本绝大部分都被中共拿走，现在社会所得份额比以前更小了，自然民不聊生，但中共收入却上去了，中共财富的增长建立在强化对民间财富的掠夺基础之上。
有人会纳闷，越来越多失业和破产，就真的不会影响中共税收吗？失业和破产对西方国家政府税收影响的确明显，因为它们中央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税种。但对中共来说，失业与破产相当长时期对其财政影响并不大，这个问题之于中共最多是一种基于维稳的考量。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就业人口，以及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假如就业，其收入也达不到缴纳个税的标准。民间消费长期增长乏力，水平低下，跟其它正常国家差距非常大，就是因为掠夺性体制导致个人收入增长远不及财政收入增长，但消费长期不振也未影响中共财政收入年年增长。
其它正常国家没有哪个政府像中共这样全面控制着从土地、矿产到山川河泽等所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中共都可以任意支配和变卖；没有哪个政府像它一样建立起世界最庞大的党有企业体系，掌控着全部银行，可以随意支配国民储蓄。理论上中国企业和民众的财富都是党的，只要它想要，随时可以没收充公。
特色防疫让中国社会付出的代价有多高昂？官方不会统计和报告，也不准学者去研究，我们无从知道全面数据。除了断绝生计无法承担房租和生活开支的庞大人群损失之外，我们可以从深圳的案例管窥一斑。深圳2020年的GDP是2.77万亿，平均每天75亿，停摆一周的代价500多亿，折腾一番总共查出600多个病例，其中无症状21%，轻症72%，普通型7%，重症和死亡为0，差不多每揪出一个奥米克龙感染者的成本在一个亿左右。
那些支持中共特色防疫的人常挂在嘴上的话是：“我们就算付出经济代价，但这体现出党和政府对生命的关爱”。可笑的是，即便按照官方粗糙且有水分的数字，中国大陆一年有8万人死于流感，12万人死于自杀（注：2019年），300万人死于癌症，另有6万多人死于交通事故，那这些就不是生命吗？如果让社会全面停摆，勒令所有人待在家里，禁止交通工具，这些起死亡数字都会大幅度下降。
曾有朋友问我：“难道最高掌权者就不知道一点真相吗？”从组织行为学上说，中共近十年不断向上收权，向个人集中权力，陆续发起整肃运动打击党内外异己，压制不同意见，大搞个人崇拜，结果就是“意见”消失，干部都变成“Yesman”。掌握最高权力者能听到的能看到的，都是他喜欢听到的和喜欢看到的，慢慢的他自己也就生活在了信息茧房之中。
近几年接触很多党内干部，私底下交心时其实都情绪低落，哀声叹气，牢骚满腹，声称现在自己采取的就是一种“躺平态度”，上面不发话自己就不做事，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面想听什么就说什么，上面想见到什么样的报告就写什么报告。总之一句话，只要让上面高兴就行了。
特殊的政治、经济和财政结构，使得中共在执行极端变态政策时，不用太在意财政成本以及对财政的冲击问题，更不用考虑科学依据和专业意见，只需要考虑掌权者在意什么就可以。掌权者在意的事儿，一个都不能“死”，反之，死多少都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