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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耀明:特首选举再与香港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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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明白,“国家队”成员没有个人意愿可言,只代表国家高层领导的集体意志,因此他们提名谁或者不提名谁,就直接反映国家对谁支持、对谁反对。北京只要向“国家队”示意一声,究竟何时提名谁入闸,便足可确定这场“选举”的节奏、规模和结果。即使到最后,“国家队”来个黄袍加身,只提名林郑一人,到时连候选人电视辩论也省却,大家也只能看在眼里。既然如此,市民不在意特首选举,可以怪谁呢?

特首选举还有三天便开始提名,但有分量的政治人物至今按兵不动,甚至若无其事,社会舆论亦鲜少讨论,看来香港经过“完善”后,特首选举只属国家机关内部的例行公事,再与香港市民无关。

直至近日,特首林郑月娥在记者会的几句说话,立即引起传媒反复推敲是否代表她宣布退选。尽管传媒热烈谈论,民间却反应冷淡,因为今时今日,还有谁在意她的去留?三年来,由制定“送中”条例到第五波疫情失控,林郑的施政一而再把香港推向崩溃边缘。前者造成无法修复的社会撕裂,也带来国安法治港的管治格局,大幅收窄公民社会的自由空间;后者则导致近六千名长者身亡,也拖垮医疗系统,社会人心惶惶,市面一片萧条。这样一个行政长官,表现有目共睹,长期以来有大约七成人反对她做特首,早该鞠躬下台,如今三个月后才全身而退,难道还期望大家对她依依不舍?

同时,林郑即使告退,多数香港人也看不到希望,香港也无法回到从前。《港区国安法》实施快两年了,受人爱戴的媒体被迫停业,大量公民社会组织解散,政治言论可被视作煽动行为而被当局追究,公民抗议活动亦销声匿迹。即使林郑走了,严苛法律以至执法机构都如常运作,与你同在。

北京看来,这些国策是要“洗干净”香港的政治杂质,再把它净化为经济城市。不过,这个经济城市的取向,也不任由特首自行决定,因为香港的经济走向早已纳入国家发展大计之中。地域上,它是大湾区经济的一部分,功用上是接通中国企业和外国资本的金融中心。撇开这套方略是否合适不论,肯定的是,谁来当行政长官,都只能做执行官,按既定的剧本行事。

面对难题解决不了,如眼下第五波疫情,特区当局亦可以凭靠北京的指示和资源,照办煮碗可也。至于解决不了的社会问题,如社会的深层次矛盾,由当年温家宝总理提出至今,北京不知说了多少遍,矛盾依旧存在,但也不见得特首要负上什么责任。那么谁来当特首,对香港人来说,又有何区别?

简单说,特首的角色、功用、责任以至施政理念和管治模式,都有固定的造型,无论候选人是谁,他们的抱负和政纲也可想而知。如是者,除了大大减少竞逐人选(还有竞争的话)之间的差异,也显示香港民意对特首选举以至执政取向的影响力,同时降至历史的新低点。

过去,参选人需要两面兼顾,既回应选举团成员的诉求,也得照顾公众的想法,务求胜出小圈子选举之余,也通过政策纲领和亲民形象,力图在民望方面压倒对手,以弥补小圈子认受性的先天不足,成为众望所归的香港人特首。再者,特首选举以往虽然是小圈子选举,不过当中的专业界别,多以一人一票选出代表,他们人数只占全部票数四分一,但都属于专业精英,不少更是政治及意见领袖,他们与候选人的互动,加上传媒直播的候选人辩论,均有助提升市民的关注度及参与感。

反观经过“完善”的特首选举制度,除了通过资格审查限制参选界别代表的人选,不少界别改行团体代表制,并由官方界定合资格团体名单。当选者当中,相信再难找到主张普选、伸张人权、批评威权的声音,因此也难期望来自民间的批判议题和观点,可以直接与特首候选人公开辩论,引发公众的关注。

更关键是,在选举团原有四大界别外,又增加号称“国家队”的第五界别,意思是他们不是代表香港人,而是代表国家参与其事,因为成员都来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同时,新选举方法又规定,参选者必须取得每个界别一定人数的提名,才能成为候选人。

大家都明白,“国家队”成员没有个人意愿可言,只代表国家高层领导的集体意志,因此他们提名谁或者不提名谁,就直接反映国家对谁支持、对谁反对。北京只要向“国家队”示意一声,究竟何时提名谁入闸,便足可确定这场“选举”的节奏、规模和结果。即使到最后,“国家队”来个黄袍加身,只提名林郑一人,到时连候选人电视辩论也省却,大家也只能看在眼里。既然如此,市民不在意特首选举,可以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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