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许多经济评论家纷纷警告，1970年代停滞性通膨（stagflation）历史可能重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则认为，模拟1970年代可谓引喻失譬，因为当前的通膨迥异于1979-1980时期，也比较容易终结。
克鲁曼在纽约时报专栏撰文指出，更贴切的模拟是跟1914年作比较，且有充分理由担心当年情景可能重现。有些经济学家声称，“第一波全球化”就是断送于那一年，铁路、汽船和电报电缆促成的世界贸易扩张期戛然而止。
英国经济学家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19年著作《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感叹一个“人类经济进步非凡时代”落幕。凯因斯在书中提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前夕，伦敦居民可轻易订购“整个地球上生产的各式各样产品，数量随心所欲，并合理预期货物早早送到门口”；然而，那段荣景因“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对立”作祟而告终。
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爆发的今天，这段话读来格外眼熟。
克鲁曼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确实终结了一段“全球经济”时期。举个明显例子，1913年，俄罗斯帝国还是小麦出口大国；但后来过了三个世代，几个前苏联共和国才重拾这个角色。而且，约莫要等到1990年，第二波全球化浪潮才真正兴起，这回是因为货柜化和电信通信让供应链得以遍及全球各地。
那么，这世界即将遭遇第二次“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打击吗？克鲁曼认为，或许是如此。尽管目前这种形式的全球化有重大缺失，但若世界贸易大开倒车，后果可能更严重。
何以见得世界贸易会受冲击？俄罗斯总统普亭发动侵乌战争，切断了乌克兰小麦出口，或许也断送俄罗斯许多外销出路。俄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会受多大影响，目前尚不明朗，但欧盟国家已开始采取行动想终止对俄国能源的依赖。
俄乌战争也对汽车生产影响甚大。现代汽车内含许多线路，需要用称为线束（wire harness）的特殊零件固定，而欧洲车用线束多半是在乌克兰制造。
不过，整体而言，俄乌之战本身不足以导致世界贸易剧减。毕竟俄罗斯并未在全球诸多供应链中扮演要角，即使俄国变成封闭的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但若换作是中国，就另当别论。
话又说回来，尽管北京并未（尚未？）侵略他国，中国也麻烦缠身。新冠肺炎疫情复炽，坚持用效力较弱的本土疫苗和严厉的“清零”抗疫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扰乱日增，也给全球供应链制造更多麻烦。
除此之外，普亭悍然侵略乌克兰，已令世人惊觉在独裁国家做生意的危险。俄乌战爆发后，中国出现大规模资本外逃，不是没有原因。虽说中共当局理应明白，与西方在经济或军事上对立是不智之举，但普亭难道不明白这点？却还是决定侵略乌克兰。
企业领导人现在肯定怀疑，把公司的未来押注在一个独裁者统治的国家是否明智。生产线若搬回笃信法治之国，成本也许会增加几个百分点，但可换来稳定，还是值得。
假如这世界再度遭遇全球化局部倒退，会带来什么影响？富有、先进的经济体财富可能稍减。在1913年后，尽管世界贸易下滑，英国经济仍持续成长。但克鲁曼担心，近几十年经济进步的国家，像是深深倚赖成衣出口的柬埔寨，一旦断了销往全球市场之路，冲击将十分剧烈。
遗憾的是，世人此刻又重新温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全球化虽带来利益，却总是受到战争和独裁者恣意妄为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