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尽管是众望所归，却没有当年梁振英退选所带来的兴奋，因为事隔五年，特首的“选举”以至角色，都跟香港同步“完善”了，特首今后是北京直接指定，以执行其香港政策，由谁来当是党国的事。
新香港的特首再不能与以往的相比。过去，不论是商人治港、干部治港还是公务员治港的年代，参选者的身份和历练皆非等闲之辈，也有纵观全局的想法和主张。反观今天，如盛传的大热门政务司长李家超，四十五年的公务生涯中，三十五年服务警界，九年是保安局领导层，当上政务司长还不到一年。他的治港理念遍寻不获，有关国安的谈话则有不少，其代表作要数民主派初选案控告了四十七人“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苹果日报》高层及冻结资产导致该报倒闭，但他对教育、社福、经济、文化的见解却甚少听闻。
不错，用过往的眼光看，李家超望之不似特首，但今天他有望登顶，倒反映北京对特首的期望也“完善”了，过往候选人的缺点已变成优点。首先，他的专项是警政、公安、国安等等，显然欠缺全面，不过维稳正是未来五年国家香港政策的重中之重，由维稳类专才来当特首，用警权和国安震慑在港的海内外反对势力，稳定压倒一切，把政治问题看成公安问题，国家当然深庆得人，不作他想。
其次，正如上周所言，北京对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早有定见，谁当特首都是执行既定的国家方针政策，找个没见解的，效果只会更理想，因为没想法当然不会异议，也不会勉强执行。又假若不懂经济、社会政策，更是求之不得，大可交由中央港澳官员仔细规划及指示，香港问责官员具体执行及负责，以清楚体现北京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确立上方掌权、下方负责的运作模式，也写下“一国两制”划时代的新篇章。
再者，特首若无自己班底，北京更可安心出勤，调兵遣将了。例如李家超的人脉主要来自警队和纪律部队，没有如董建华所拥有的商界网络，也没有如曾荫权、林郑的政务官职系班底，因此由北京直接埋班更属理所当然。日后入阁人士相信不少与李家超并无人际关连，因为纪律部队高层可以胜任的问责官员职位，除了保安、廉政、 大陆事务等以外，不见得还有太多。不过，李家超嫡系占比愈少，中央港澳事务官员就显得更有需要居中协调、统筹运作，以免出现各自为政，互不统属。
最后，特首在大陆的人脉关系不够深厚，在港在京掌管港澳事务的大陆要员更能尽展所长，落实“全面管治权”。回想董建华当年，可以上达天听，中联办只好配合行事，曾荫权得到几朝元老、港澳办主任廖晖的关照，管治班子大致上都是自己选定，在政制改革上也有较大的斡旋空间。到了梁振英、林郑年代，还得倚靠董建华充当权力中介，加上习近平年代开始，中央与特首的关系由伙伴相依走向主仆分明。因此，不论李家超得到中央高层多么信任，也离不开主从的关系，与董、曾年代不能同日而语。
今时今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是中央临危授命的特使，主管港澳事务的夏宝龙更是总书记的嫡系人马，两者都是中央大员，所以挑选一个没有香港民众的支持基础也欠缺大陆政治能量的特首，充当勤务兵，既可任由两位大员差遣办事，贯彻中央政策，也符合尊卑有别的政治品位。
无疑，李家超当上特首的话，不是他选中这个时代，而是国家选中了他。在北京眼中，他政治阅历不足不重要，没有管治班底不重要，甚至欠缺自己的治港纲领、没有民意支持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国家的选择，而这个选择，不仅仅是按照北京所认定的政治需要而圈定人选，也突出中央挑选特首的单向操作，扭转了特首的代表性，由过去代表香港人和代表国家的混杂状态，成为单纯代表中央统治香港的代理人，香港亦由“完善”走向“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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