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无论结局如何，也都将和1991（苏联解体）、2001（911事件）、2008（北京奥运，金融风暴）、2018（美中贸易战拉开脱钩化序幕）、2020（全球大瘟疫）等成为冷战后的标志性事件。我们甚至可以下定论，在2月24日，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这一天起，“后冷战的全球化时代”正式结束。世界从此告别“和平与发展”的主题，重新进入“对抗与竞争”为主题的新时代。以俄国为首的“专制修正主义集团”，与美欧亚太主导的“民主自由世界”的对立不可避免。
在全球各大板块中，欧洲无疑是被侵略战震惊最甚的一个，也是对俄抵抗意志最强烈最一致的板块。在联合国大会两次对俄罗斯的投票中（第一次投票谴责俄罗斯，第二次投票把俄罗斯逐出人权理事会），欧洲国家（除了俄罗斯和它的小弟白俄罗斯）全部投赞成票。就连俄罗斯在欧洲的小弟塞尔维亚，也在两次投票中投赞成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解释是受欧洲的压力）。
欧洲国家人民还以各种方式支持乌克兰和反对俄罗斯，这包括国家发动的各项对俄制裁和拨款支援乌克兰的行动、企业发动的各种“退出俄罗斯”行为，各行业组织（如体育组织）和社会各阶层发起的“拒绝俄罗斯”运动，以及各类对乌克兰人民的援助（如筹款、声援、欢迎乌克兰难民等）。“抗俄援乌”情绪之激烈，比北美更甚。
值得指出的是，与单纯谴责相比，制裁是“高级的反对”。欧洲绝大部分国家都参与发动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就连一向中立的奥地利、瑞士、瑞典甚至“芬兰化”的祖先芬兰，以及一众袖珍国家（安道尔、列支敦士登、圣马利诺、摩纳哥）也参与制裁，也正因如此均被俄国列入“不友好国家名单”。在欧洲政府，只有塞尔维亚、摩尔多瓦、波斯尼亚和特殊的国家梵蒂冈没有参与制裁。而欧洲各国人民中，只有塞尔维亚人算是支持俄罗斯的（当然除了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
为什么欧洲这么震惊？这大致上有四个原因。
第一，二战后，欧洲就没有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侵略战”。
二战后，欧洲形成了北约和华约两个军事政治集团对抗。虽然安全形势紧张，但得益于实力势均力敌和核武器，欧洲始终处于虽然对抗激烈但不爆发战争的动态平衡中。冷战期间，苏联和华约联军先后出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平乱”，但战斗规模极小，也没有引发两个集团的战争。
在冷战后，随着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解体，欧洲的安全局势更大为改善。冷战后，南斯拉夫解体引发一系列的战争（克罗地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科索沃战争），但战争都位于前南斯拉夫境内，都不能认为是“侵略战争”。即便是后期北约和欧盟加入科索沃战争，但战事的性质依然不是“侵略战”（战争性质因各方立场不同而看法不一，但客观而言，最多只能算是北约“军事干涉”塞尔维亚内战），而且战争的规模也不大。只有2008年俄罗斯侵略乔治亚的战争和2014年俄罗斯夺取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算是“侵略”。但两者规模都非常小，当时的乔治亚和乌克兰都毫无抵抗能力，是故战争在欧洲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就已结束了。
此外，冷战后，欧洲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地方的战争，但那些战争都发生在欧洲以外（比如海湾战争、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等），但在绝大部分战争中，欧洲都不是主力，甚至只是帮助美国“壮大声威”的角色。
可以说，由于欧洲长期承平，乌克兰战争是好几代欧洲人第一次有战争的感觉。和美国人相比，这种差异更明显，因为美国作为实际上的“世界警察”，长期处于战争中。
第二，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超出了欧洲的文明底线。
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是受战争灾害最大的地区，战后欧洲也从世界的中心变成了“美俄的小弟”。于是，在二战后，欧洲人对战争的反思是所有地区中最彻底的。一个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德国对战争的诚恳道歉举世称道，但日本的道歉则至今还遭到一些国家的非议。
在欧洲人的思维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固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欧洲既然是“文明的地区”，就更应该避免以野蛮的侵略战争解决问题。德国和法国在战后“一笑泯恩仇”，以“德法轴心”构建的欧盟成为国家合作和整合为“超国家联盟”的典范。甚至在冷战时代（1975年），欧洲就成立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5年改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寻求以对话和共识取代对抗和冲突。欧安组织目前是唯一囊括了整个欧洲（和美加）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机构。同理，看现在亚洲的对应地区，中日韩朝至今还在激烈对抗中。
这些对建立在欧洲地区避免战争的机制的探索，在乌克兰战争之前基本上是成功的。欧洲在战后七十多年没有重要的侵略战，正是其注脚。正因如此，在欧洲地区发生的侵略也成为欧洲人难以接受的文明底线。
第三，乌克兰和欧洲“同文同种”。
与其他地区的战争相比，欧洲对乌克兰战争的关切史无前例，人民更一面倒地同情乌克兰人。这尤其鲜明地表现在：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大批乌克兰难民逃亡到欧洲国家，与2011年的难民潮在欧洲引起争议的情况不同，至少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人民都对乌克兰人伸出同情和支援之手。这引起一些左派人士的非议：“为什么其他国家战争欧洲人没有这么关切？”，“为什么欧洲没有同样程度地欢迎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
不得不说，乌克兰人和欧洲人“同文同种”，关系重大。这里把“同文同种”打上引号，是因为严格意义上，欧洲和乌克兰既不同文，也不同种。然而，在广义上，它们的传统民族和主体民族，同为白人（高加索人），同属基督教文明（虽然乌克兰是天主教和东正教国家），也同属西方文明世界的一部分。总而言之，对欧洲主体民族而言，乌克兰人不是“其他人”，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自己人”。
只要不是“极端左胶”，就会承认每个人每个国家，对人对事都有亲疏之分，不可能完全一视同仁。比如，如果有人的家人亲友不幸去世，他一定会感到很悲痛，但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人去世了，他大概率连半点感觉都没有。反过来说，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去世，如果每个去世事件都要悲痛一下，那么还能干其他事吗？那种要求不但脱离现实，在道德上无限上纲上线，就连“极端左胶”自己也做不到。其实岂止人与人之间如此，人类对其他物种也是这种态度：对与自己亲近的物种如猫狗非常痛爱，但对打死一只蟑螂一只苍蝇，甚至完全无害的蚱蜢蚯蚓都没有太大心理障碍。
同理，每个国家的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媒体也会把最大关注放在“自己人”或“自己邻居”上。这不但是人类本性，也可以合理化为受众的力量：政府要关注最多自己选民关心的问题、企业要注重在最大市场的利益而不得不顾及这些市场的消费者的感受、行业组织（如国际足联）要重视会员国（各国足协）的意见，媒体要报导优先报导最多自己读者关心的事。
一些欧美评论家说的话可能不太好听，不太委婉，不太“政治正确”，但背后意思没有错。这不是“歧视”，而是“更关切”。
第四，在冷战后，“老欧洲”人长期对俄罗斯有幻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在国家战略上，美国长期把苏联（和俄罗斯）视为头号敌人。在冷战后，虽然美俄一度关系不错，尽管有争议，但大体上还是可控的。然而，2008年两个事件令美俄关系“破防”：第一，俄国入侵乔治亚，令美国相信俄国“侵略本性难移”；第二，普丁找梅德维德夫竞选“总统”，自己做“总理”在背后掌权，以这种“轮流转”的方式绕过了俄国宪法中对总统两任任期的限制，令美国相信普丁的“专制本性难移”（事实也证明，梅德维德夫在任内修改宪法，把总统任期从下一届起从原先的四年延长到六年，普丁果然在四年后(2012)重新当总统，2018年再度连任到2024年。普丁在2020年又修改宪法，让总统任期“清零”，于是自己在本届任满后可再做两届，于是普丁实际上可掌权共36年）。
正因美国看穿了俄罗斯的侵略和专制本性时，对普丁的所作所为都不会太惊讶。“新欧洲”（以波罗的海三国、波兰等东欧国家为主），对俄罗斯的警惕一直很大。于是，战争对他们而言，更多是证实了“俄罗斯真的这么坏”心理预期。
相反，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却长期暧昧。一方面，他们当然也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的侵略和专制；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尽管如此，俄罗斯还是一个可合作的国家，应该以“合作”而不是“对抗”去“吸纳俄国”。因此，但在过去十几年，在德国总理梅克尔的主导下，却相信欧洲可以和普丁一边做生意，一边搞对抗。现在幻想破灭，“梦醒时分”带来的震撼更大。
也正因如此，乌克兰战争给欧洲最大的意义，莫过于为“老欧洲错判俄国”写下结论，让整个欧洲从此认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老欧洲”以前对俄国的这种态度，并非没有一定的现实理由。大致上可以归为五点。
第一，“大欧洲”vs“民主国家”
欧洲国家有自己的“大欧洲梦”，它们的利益取向并不和美国等“非欧洲国家”一致。本来，每个国家都有独立的意志，有自身的利益，更有不受其他国家摆布的权利。这些都无可厚非。
在欧洲国家中，英国和美国是真正的“同文同种”，以盎格鲁萨克森人种和英语文化为核心，天然有“特殊关系”的情感纽带，在经济活动、贸易、军事计划、军事行动、核武技术和情报共享等领域有着亲密无间的合作，被称为“独一无二的大国间关系”。英美加澳纽构成的“五眼”虽然只有一个“五眼情报同盟”的共同组织，但真实关系远远超越了情报同盟，可以说，是“穿一条裤子”。无独有偶，英美都是“离岸平衡”的好手，在欧洲传统上“拉一派，打一派”，在欧陆国家看来，并不总是受欢迎。美国不是欧洲国家，英国以前是欧盟一员，现在脱欧，更被欧洲主流国家视为“异类”。
与英美相比，德法等欧陆国家更强调欧洲的自主性，有“大欧洲梦”，希望可以整合欧洲，以“大欧洲”为筹码，希望摆脱美英“小弟”的地位，更平起平坐。
这种“大XX”的理念，在政治学上叫“超国家主义”（macro-nationalism），构建的方式则尊崇不同的原则。比如有按民族的（比如大突厥主义），有按政治理念的（比如民主国家同盟），有按政治传统的（比如大中华主义），也有按地区的。德法的“大欧洲梦”，就是一种典型的主要以“地区”一体化作为原则的设想（当然地区和民族、历史、文明等不能完全分割，区别属于哪一种“超国家主义”，要看主要方面）。
于是，美英期望的建立的是一个“民主价值同盟”，表现在构建一个包括北美、英国，以及排除俄罗斯在外的“小欧洲”在内的“北大西洋”体系。德法虽然也支持民主制度，但在优先次序上，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大欧洲体系”却被念念不忘。
两套体系的区别，一个是有没有美国（和英国加拿大），一个是有没有俄国。实质上，还是谁是领头羊的问题。一个有趣的类比，就是在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和奥地利主导的“大德意志”之争。当然，站在欧陆列强的角度，“大欧洲梦”也不能说错，关系是，是否现实以及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第二，欧洲国家与俄国传统关系更深。
俄国长期自视为欧洲国家。俄国的人口的主体部分就位于欧洲（乌拉尔山以东）。虽然很多人认为，对欧洲而言，俄国是一个“外来者”，它不但有“欧洲基因”，还有“鞑靼的基因”。然而，俄国有“欧洲基因”这一点，已足以令欧陆国家对俄国的情感有别于美英国家。事实上，沙俄中的“沙皇”，就是“凯撒”的俄语化称呼，沙俄也把自己称为“第三罗马帝国”。
在欧洲传统中，第一罗马指的是罗马帝国。在罗马分为东西罗马之后，第二罗马则出现分裂。有认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是正宗，在1453年被灭亡之前，它是“第二罗马”；也有认为，“西罗马帝国”是正宗，在公元五世纪被灭亡后，其“血统”最先被法兰克帝国继承，法兰克帝国则再被“神圣罗马帝国”继承。由此，第三罗马帝国的支线更多。俄国沙皇之所以起来“沙皇”这个头衔，就是因为它认为自己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因此，也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由于彼得大帝的“欧洲化”计划，俄国与欧洲的联系非常密切。各种政治经济人文艺术交流之密切不需多说，光是在王族联姻上，俄国和欧洲王室的联姻是惯例。彼得大帝之后最著名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就是德国公主。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母亲，则是丹麦公主。
因此，在欧洲人看来，俄国固然不是“完全的自己人”，但和美国人眼中的俄国相比更接近“自己人”。
第三，自由主义vs保守主义
与美国相比，“老欧洲”更“左”，更支持自由主义。一个很有趣的说明，不少在美国认为是“左派”的思想，在欧洲往往认为是“右派”。比如，全民医疗，在美国吵了多年都无法实现，右派指责这是左派搞的“大政府”。然而，在欧洲，全民医疗早就被实现了不知多少年。又比如，现在美国还在吵“堕胎权”，但在欧洲妇女拥有堕胎权已不再成为一个“议题”。同样，在宗教方面，美国现在还有大批虔诚的基督徒，但在欧洲，对很多人而言，宗教只是一种“传统”或“习惯”，而不是一种“信仰”。再有在教育方面，美国不少州至今还允许学校教育“神创论”，认为是和“进化论”并行的“理论”；但在欧洲，神创论基本没有任何市场。
正是由于欧洲的政治意识更左，那种左派的“全球化”、“和平与发展”、“全球气候危机”、“联手解决世界问题”等左派话语更吸引欧洲人，成为政客制定政策和吸引选民的“设定”。这种差异导致的矛盾，在美国总统川普当政时期，被一下子集中体现出来。
在这种观念下，“老欧洲”人对“俄国的侵略和专制”的容忍度更高，“底线更低”，以期这种容忍能带来对左派议题的回报。同时，“老欧洲”人也更相信“经济合作可以避免军事冲突”这个自由主义理论。因此“吸纳俄国”才成为他们的理论支柱（于此对应的是“吸纳中国”政策）。
第四，现实的能源依赖。
在以上属于意识形态的因素之外，欧洲在现实上确实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俄国能源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量大、种类全，从煤炭、石油到天然气，储量都在世界头几名，欧洲想要什么就能给什么。第二是与欧洲距离近，更便宜。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相比，俄国在煤炭上的运输成本优势最低（因为煤炭没法用管道运），石油和天然气都可更经济的管道传输方式输送。在中短距离，管道输送最经济；随着距离的加长，管道输送逐渐不敌海运，但在俄欧的距离条件下，即便算上管道基建投资，管道还是最便宜的。石油和天然气两者相比，天然气的管道运输优势更大。同样采取船运的话，石油就是石油，运过来就可以用；但天然气在船运时，必须先在原产地转为液化天然气，再在接收地从液化天然气转为气体，在收发两头都必须有投资巨大的转化基建设施。
欧洲虽然一向购买俄国能源，但以前依赖度没有那么大，现在变大有几个原因。第一，欧洲重视绿色能源和环保。以德国这种绿色能源政策极致国家为例：要绿色能源但新能源（太阳能和风能等）技术突破和产业都不足以取代传统能源，所以转用较“干净”的天然气代替煤为主的火力发电；提倡的电动汽车不用石油，但需要更多的电力，于是就只能进口更多的天然气；核电不安全，所以要废弃核电；剩下的煤发电厂还要运转，但又不想开放本土煤（污染环境），所以德国明明是煤矿大国，却大量进口俄国煤。第二，欧洲和俄国既然增加了很多天然气和石油大管道，这些管道都是巨额投资，而且非常“绑定”输出输入国家双方，投资之后就必须充分利用，你不能把管道用在其他来源的输入。第三，也正因以上指出的“大欧洲思想”和“经济合作可以避免军事冲突”的理论，老欧洲国家也把输入俄国能源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五，在冷战之后，美欧关系也存在不少矛盾，经历不少风波。
2000年小布希上台退出《京都气候协议》；2003年，小布希执意攻打伊拉克；2009年爆发“史诺登事件”；2017年川普上台。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了美欧关系。每逢美欧矛盾，“老欧洲”就滋长了俄罗斯缓和关系“联俄抗美”的心。
最近几年，美欧关系更出现严重倒退。在英国退欧之后，美国在欧盟的同盟少了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川普各种无视盟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包括一上任就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多次威胁退出北约、对欧洲展开贸易战、制裁欧洲企业等，更严重损害了美欧关系，导致美欧面对空前危机。一时间，不但有欧洲要“更独立”、欧洲要“联俄抗美”等呼声，甚至还有欧洲要“联中抗美”的呼声。直到拜登上台，“美国回来了”之后，形势才逆转。
欧洲抛弃“俄罗斯幻想”和“大欧洲主义”，不是坏事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然是地缘政治的悲剧。然而，现在通过战争，欧洲看清俄罗斯的真面目，或至少普丁的真面目，意识到“民主自由”和专制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从而更紧密地和美英等民主国家团结在“民主自由同盟”阵营，抛弃不切实际的“大欧洲主义”，长远地看，并不是一件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