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个月，在上海这座医疗资源被剧烈争夺的超级大都市，癌症患者无疑是最脆弱的那部分人。
他们是被死亡追着跑的人，却在就医路上遇到重重困境——我们记录了一些癌症患者的经历。这其中，有迷茫无助、焦虑绝望，也有相互帮助，人性闪光。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如何在疫情下与死亡赛跑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人如何在疫情下奋力生活的故事。
那扇小区的门
从3月末开始，上海7日内有阳性感染者报告的居住小区，被划为“封控区”。对于很多癌症患者，如何走出小区的大门，是他们就医之路上的第一个关卡。
当时，政策层面上明确规定了要确保普通群众的就医需求，但具体到每个社区、每个居委会，都会有不同的规定。
刘清是一位被困在“封控区”的癌症患者。她是上海本地人，10年前，她27岁，确诊乳腺癌。治疗后一直吃药维持。去年年末，常规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的肺部有3个结节，后经诊断确认为癌细胞转移，肿瘤复发，随后，刘清开始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治疗。
癌细胞转移，意味着肿瘤进入晚期，她需要每个月打一次针，配一瓶药，一瓶药13667元，报销完所有，一个月看病净花销6000多元。今年年初开始，刘清过上了一种“掐准时间”的规律生活——每个月掐准时间看医生，每天掐准时间吃药，每看完一次医生掐准时间报销。
3月末，疫情来了，刘清所在的小区被划为“封控区”。其实，在4月5日之前，刘清并不慌张，她每个月11号看医生，在她的设想中，浦西应该5号就解封了，她11号看医生，时间还很充裕。但4月5日，并没有迎来如期的解封，她有些慌了，致电居委会，得到的答复是，“封控区不能出小区”，于是开始“拼命打电话”。
“从早上开始，一直打打打打打，不停地打12345，打政府热线，打新闻热线”，几乎所有能求助的电话，她都打了，她还在各种新闻App上面留言。那时候，电话并不好打通，有时候打几十个电话才接通一个，电话一通，她心里就祈祷，“这个电话帮我一下吧，帮我一下吧，让我出去吧”。
近一个月过去，刘清说到当时的情景，还是忍不住哭了。她形容当时的自己，“整个人就已经在悬崖边，整个天都是黑的，连我的心也在流眼泪”。那时候，妈妈跟她说话，她一个字都听不进去，就是像发了疯一样狂打电话，狂留言，饭也不想吃。最绝望时，她就想，11号那天，要冲出去，“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看病！”
好在，求助的第三天，她遇到了一位“松动的螺丝钉”，那是一位社区工作人员，是位男性，姓李。刘清的诉求很简单，她只想在4月11日能够走出小区，但居委会不允许，而这位李先生正好是她所在小区居委会的上级。
刘清那几天打了太多电话，她甚至都不记得自己和李先生具体讲了什么，只记得自己一直在哭，说自己是癌症患者，37岁，需要出门看病。她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年轻，还是因为自己哭得太伤心了，李先生很爽快地答应她，“帮你打个电话问问”。
这个电话过后，刘清得到了居委会的出门许可。
4月11日，刘清骑着电动车去了复旦肿瘤。她记得，那天医院里的人很多，她打了针，也开到了药。后来，在患者互助群里，她看到了很多要跨江化疗的病人，确诊为新冠阳性的病人，外地来租房住的病人，等着医生解封才能开刀的病人，她觉得自己真的太幸运了。
那天开药回来，刘清特意打了电话去感谢那位李先生，谢谢他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为自己打那个电话。她很激动，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谢，就一直重复那句“谢谢”，她边说边哭，说了十几遍。
刘清能感觉到，李先生有些惊讶，对他来说，自己只是“跟居委会打了一个招呼”，他没想到，对一位癌症患者而言，这是这么重要的一通电话。谈话的结尾，李先生说，“能够帮到你，我也很开心。”
核酸，核酸
徐芝的母亲也是一位在复旦肿瘤就医的癌症患者。和刘清不同，徐芝所在的小区并没有阳性病例，不是“封控区”，因此，出门没有那么困难，真正令她犯难的是——核酸。
徐芝一家是山东人，去年6月开始来上海看病，租住在嘉定区江桥镇，一居室，月租3300元，父亲出门打零工赚钱，徐芝则照顾母亲。
徐芝母亲确诊的是两癌，胆管癌和肝癌。4月1日，是徐芝母亲的化疗日，那天，她们顺利地在二级医院做了化疗，但医生提示，检查结果显示肿瘤疑似复发，需尽快前往复旦肿瘤找主管医生做进一步检查。
徐芝迅速为母亲抢到了一个4月6日的专家号。她思路很清晰——4月5日浦西解除封控，4月6日清明假期也过了，医生正好上班了。
4月6日当天，徐芝带母亲出门，小区门口的工作人员对她说，出门可以，需要两次核酸，“出去的时候做一次，回来时再做一次”。徐芝和母亲都很快接受了这一要求，她们是外地人，租户，社区说什么，她们就做什么，她们很清楚，这个出租屋是她们唯一的落脚点，出去了，一定要保证能回来。
于是，这对母女骑电动车先去了最近的江桥医院，没有核酸点，又骑去了稍远一点的南翔医院，也没有核酸点，徐芝在健康云上查，按照距离排序挨个打电话问，最后发现，电动车车程能到达的医院，没有一家可以做核酸。
因为核酸的问题，4月6日，徐芝母亲过号了，没有去成医院。
医生下一次出诊在4月13日。那天，全家人严阵以待，早早做好准备，徐芝父亲和居委说明情况，附近实在找不到核酸点，他们带着3支抗原当着居委会的面做，全家阴性，得到居委会关于核酸的“赦免”。
徐芝的家离复旦肿瘤徐汇院区大约20公里左右的路程，他们选择住在这里，是因为附近有许多卖菜的老乡，还有在沪打工的亲人。平常时候，若是不需要母亲亲自到场的看诊，徐芝和父亲通常乘地铁去医院，一小时以内可以到达，若是患者必须到场的治疗，他们一家会在早上打一辆车，让母亲有个座位，40分钟以内可以到医院。
这一天，因为电动车只能坐得下两个人，父亲带着母亲等骑了20多公里到了医院门口，但因为没有核酸电子报告，“保安怎么说都不放人”，徐芝有些崩溃了，发布了一则求助微博，“现在人就在医院门口，拿着抗原阴性却进不了”。
这则求助获得了100多人转发，100多个评论，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天，徐芝一家还是没能走进医院。
这也是整个4月，上海居民就医的一大痛点——很多医院都要求前来就诊的患者持有24小时内的核酸阴性证明，更重要的是，这个24小时按照核酸采集时间计算，但那时的上海，核酸检测需求巨大，很多检测从采样到出报告，会超过24小时，因此，很多患者在历尽波折好容易赶到医院之后，依然被核酸问题拦在门外。他们中的很多人会选择在医院再做一次，4小时后出结果，只是，4小时后，医生很可能已经下班了。
徐芝一家先后错过了4月6日和4月13日的就诊，下一次医生开诊的时间是4月20日。接下来的一周，这家人制定了更完善的计划，徐芝父亲在一个雨天摸索出了一条做核酸的路线，4月19日这天，他载着徐芝母亲，去20公里以外的医院做核酸，并且找到了给电动车充电的地方。
4月20日，徐芝母亲终于见到了主治医生。也是在那天，他们听到了那句患癌世界里“最动听的话”——肿瘤没有复发。
一份互助表格
徐芝一家终于就诊成功后的第八天，4月28日，上海市卫健委发布了一个就医无需核酸证明的医院名单，在这些医院中，有些医院需要患者健康码和行程卡双绿码，有些医院提供现场的抗原检测，患者可以在医院门口现场测抗原，持双绿码和抗原阴性结果，即可就医。
但在这份名单公布之前，很多急需就医的患者依靠的是一份源自民间的、名为“上海医疗紧急求助”的在线文档。
这份文档的创建者叫华融琦，上海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在读学生。他学习的是国际组织人才方向，这个专业的许多学生毕业后将去往联合国和WTO等国际组织工作，他们有着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
华融琦并不是第一次组织类似活动，两年前的湖北武汉，去年的吉林通化，他都组织过物资募捐。这次，比起募捐，他敏锐地发现了紧急医疗求助还没有人做，他决定补足这个小缺口，“关注那些处于所有人之间的，容易被忽略的阴影地带”。
这个文档目标很明确，就如它的名字所写——第一，聚焦医疗层面，第二，必须是紧急的。新冠阳性收治、透析治疗、癌症治疗，这是当时最亟需被看到的需求。
表格创办后正值清明假期，许多大学生加入其中，他们给自己起了名字，叫“守沪者”。针对每一条求助，志愿者们会向居委会、医院、交警大队等机构或部门打电话，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反馈信息给患者。
只是，这毕竟是一群大学生组织起来的志愿者群落，他们没什么医疗资源，收集到众多需求，但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对外求助，“希望更多有医疗资源的个人、团队、组织联系我们”。
上海阿特蒙医院的肿瘤科医生刘臻看到了这份求助，他主动联系了华融琦，决定将“癌症患者互助”这一块工作承接下来。
针对肿瘤患者遇到的各种共性问题，刘臻和他的朋友们做了一份更有针对性的指南，名叫“上海抗疫期间肿瘤患者就诊指南”，对信息查询、交通方式、转院治疗、买药配药等肿瘤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做了解答和梳理。
他们列出了“可化疗医院列表”，详细标明了医院、联系方式、是否可以门诊化疗，是否可以住院化疗，是否可以使用医保，包括备注栏，综合患者反馈，会写上：有几个治疗床位，需要什么样的核酸报告。
他们还建立了肿瘤患者互助群，让患者们互通有无。在信息不明朗的4月，许多患者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真实就医记录，给其他人作参考——
4月17日。重要信息：目前上海唯一不需要核酸报告的通道：上海第十人民医院。1.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开放。2.对无核酸阴性报告患者救治不延误。3.医院联络渠道畅通，第一时间有响应。
4月18日。普陀同济医院，提前预约普通门诊肿瘤科。医生会根据之前病历配靶向药，需带好24小时核酸阴性报告。我爸今天在胸科医院入院治疗，据日间病房护士说，周日胸科医院也能做核酸的，有需要去胸科医院的参考下。
4月18日。复旦肿瘤医院（徐汇院区）就诊分享：人挺多的，戴了两层口罩，带了一瓶酒精，差不多见底了。医院门口可做核酸，目前是24小时核酸进复旦肿瘤医院，为了周一上午的病患顺利进院，周日上午半天，核酸检测开放，切记周日下午没有核酸，别跑空。如果当天做核酸，当天看病，只能挂下午的号。
这些建议都非常的具体，具体到，车停在哪条路上，打车单程一小时大概花了多少钱，一定要记得带医保卡，手摸过不确定的东西要马上消毒，记得带上水和干粮，记得不要碰脸部任何地方。
YIN是刘臻的同事，从3月20多号开始，她便开始利用手上的资源帮助一些肿瘤患者送药，刘臻和她说起互助文档的事，她欣然加入了。
我和她通话时，是她在办公室打地铺的第31天。她讲起这些天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有一天，医院临时出车去接人，可以跨江，她赶紧在群里同步了这一信息，很快，需求传来：一个小姑娘说自己的外公前列腺癌，药已经吃完了，全上海只有浦西一家药店可以买到这种药。
那天，司机在南京路的药店门口排了两个小时，终于买到了药。事后，小姑娘写了一段长长的感谢“小作文”，里面有一句是这样说的——尝试了无数方法，今早幸运的事件发生了，我一分思考都没有就把几千的费用转给一个陌生的微信号码，因为，这是我全部的希望。而它也没有被辜负。
▲图/受访者提供
一位特殊的志愿者
在肿瘤患者的互助群里，有一个志愿者，名叫张安华，最初，大家都以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志愿者，他还帮抑郁症患者联系过送药，直到有一天，他在群里问，“有没有地方可以做日间化疗”，其他人才知道，原来他也是癌症患者的家属。
张安华是一位“沪漂”，他的父亲去年6月末被诊断为肺癌，从老家来上海治疗。为了父亲住的舒服，他整租了一个一居室，离上海市肺科医院很近，父亲的治疗效果不错，有合适的靶向药可以吃，吃了五个多月，今年年初耐药了，3月4日进行了第一次化疗。
癌症的化疗具有周期性，一般每隔21天一个疗程，按照正常的节奏，张安华的父亲应该在3月25日进行第二次化疗。3月23日，他们所在的小区因出现阳性病例而封闭——而当时，肺科医院不接收来自封控区的患者，张安华父亲若是要就医，只有一个选择，去定点医院上海市浦东医院。
癌症的特殊性在于，它很少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致命，但它又时刻吞噬着患者的生命。而由于病程较长，大多数癌症患者都会跟随熟悉自己病情的医生治疗，这也意味着，即便去到浦东医院，张安华的父亲也无法进行抗癌治疗。
第二次化疗错过了，等到4月15日，又过了21天，这本该是张安华父亲第三次化疗的时间，但第二次化疗还没做上。
化疗延期，也被称为“拖疗”——在很多疫情爆发的城市，这是癌症患者们的普遍困境，在上海尤甚。
4月16日，张安华终于成功带着父亲前往肺科医院，但因为身体太过虚弱，父亲的血液指标没有达标，需要打针，等指标回升达到化疗条件后才能继续化疗。
5月6日，这本是张安华父亲第四次化疗的时间，但因为血液仍未达标，他仍未做上第二次化疗。那天，在肺科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张安华，父亲的肿瘤恶化非常快，“增大了许多，唉”。
在张安华讲述的治疗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带着父亲去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到家的过程——
这两个月，为了让父亲减少被感染新冠的可能，不耽误治疗，每次出门，张安华每隔5分钟拿免洗洗手液帮父亲洗一次手，凡是父亲要触碰的东西，口罩、椅子把手、哪怕是拿就诊卡，他都会消毒一遍。疫情严重时，他们穿防护服出门，进医院一套，从医院出来之后，再换一套新的，两个人一天要用四套防护服。等到了家里，防护服扔掉，露在外面的鞋、包全部用消毒水喷湿，穿的衣服全部洗掉。
这不只是一位癌症患者的经历，也是疫情爆发时，无数肿瘤患者的经历。
一家特殊的酒店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有两个院区，2000多张病床，36个临床科室，700多位医生，1200多名护理人员。去年，院长郭小毛教授在建院90周年学术论坛上也说，“复肿”是上海乃至中国肿瘤诊疗的“桥头堡”。仅去年一年，这家医院的门诊量达173.4万人次，在最新的国家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它的考核成绩为A，位列肿瘤专科医院全国第二名。
能去“复旦肿瘤”治疗，承载着许多外地癌症患者对生的期盼。在复肿徐汇院区，沿着东安路，许多老旧的居民楼被改造为“癌症旅馆”，有的“房间”原来是一个不足6平米的阳台，外地来的癌症患者和家属愿意租住在这里，因为它们离医院近，可以做饭，还便宜。
复肿的浦东院区靠近外环高速，老旧居民楼不多，附近的酒店成了患者们的临时落脚地。雍乐精选酒店距离复肿浦东院区不到3公里，里边常常住着癌症患者。
4月初，志愿者Mika发现了很多来自这间酒店的求助——3月21日，这家酒店一位客人被确诊为阳性病例，开始封闭式管理，近20位外地来沪就医的癌症患者被“困”在这里。
吴琦就是其中一位。他是石家庄人，2020年8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因为妹妹在上海，他的抗癌治疗第一站选在了上海，在上海接受了放疗，之后在北京接受化疗。
今年3月，因为化疗效果不错，北京的医生建议吴琦再去一躺上海，让初诊医生判断一下，是否有条件进行第二次放疗。
面对癌症，吴琦和妻子曹盈萱尽了全力。他们去了最大的医院，为了用上最新的药，每个月都要花费2-3万，前一阵，他们刚卖了房子。
这次的上海之行，吴琦一个人来，他挂了3月23号的复肿的门诊号，但离就诊只剩一天多的时间，酒店忽然被封了。吴琦懵了，远在石家庄的妻子曹盈萱开始行动，她打了很多电话，“一睁眼就开始打12345”，不停地打，打到最后手机里拨出的全是座机号，都分不清哪个号码是哪个单位。
就诊日到了，吴琦还是无法出门，只能拜托还能自由出行的妹妹拿着自己的挂号信息去找医生，用视频的方式完成了这次问诊。那天，医生的建议是，不做放疗，按原计划化疗。
按原来的化疗节奏，吴琦本该在3月24日进行化疗——如果不是因为疫情，他有两种选择，一个是3月23日看完诊直接去北京，3月24日在北京化疗；或者干脆不走了，让复旦肿瘤的医生帮忙开化疗药物，在上海做完这次化疗——但现在他被封控在酒店，两种方案都泡汤了。这也意味着，吴琦这次来上海“白跑了一趟”。
但上海的情况并没有好转，没过几天，酒店所在的园区被封控，等到3月28日，整个浦东都被封控了，接着浦西也在4月1日被封控。
吴琦拖疗了。妻子曹盈萱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疯狂打电话求助，只能远程给他抢食物。
这些被困在酒店的癌症患者们建了一个微信群，和吴琦一样，许多患者都是一个人来治疗。患有乳腺癌的杨女士和陈女士，她们都是一个人住在酒店，杨女士的癌细胞已经转移了，晚上会在睡梦中疼醒，身上有针扎一样的放射性疼痛，陈女士患的是乳腺癌中分型严重的三阴性乳腺癌，放疗的地方都脱皮了，腋下有疼痛感。
被封控在酒店十几天，她们夜里基本都睡不着，陈女士曾在接受沸点记者的视频采访时说，她最大的诉求就是希望能早点出去看病，“昨晚11点多还在拨打12345”，求助了太多人，她们已经不知该求助谁了，“感觉自己被抛弃了”。
4月7日，在拖疗了14天后，在媒体的关注和居委会的帮助下，吴琦和其他十几位癌症患者终于走出了酒店，前往复旦肿瘤治疗。
但又有意外状况发生，因为着急，吴琦挂错了科室，医生开不出来他需要的化疗药物，必须重新挂号，而下一个号排到了几天后。
那天，吴琦“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和妻子双双在电话里哭了，他在医院坐着，从早上一直等到中午1点多，依然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最后，在互助群志愿者的帮助下，吴琦第二天去一家私立医院打上了化疗——这也是很多拖疗患者最终的解决方案，在特殊时期，一些私立医院成了救命稻草，正如吴琦的妻子曹盈萱在电话中说，“那个时候，只要能打上针，不管公立私立，不管多少钱，就是搭个大棚给打针我们都愿意的”。
4月18日，吴琦终于乘坐高铁离开了上海，在济南隔离了两天、在石家庄隔离了5天后，他终于回到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