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乔安娜·史密斯·芬利博士（Joanna Smith Finley）
一、谈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认定
经过几年的外界难以知晓的周折，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的中国和新疆之行终于成行。与此同时，国际媒体对她访问新疆期间能否实际调查那里是否发生种族灭绝问题普遍持怀疑态度。然而，众多研究中国和新疆问题的国际学者认为，已有大量无可否认的证据显示，种族灭绝问题在新疆已经发生并且仍在进行中。这些学者包括研究维吾尔人问题30年的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乔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
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开始她的中国之行之际，美国《华盛顿邮报》5月24日发表报道，标题是“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代表访问中国新疆地区之际，人们担心一场掩盖”。
5月19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发表文章，标题是“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终于即将访问新疆——她是否能了解到任何事情要看中共当局”。
当今中国，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早就成为学术研究和言论自由的禁区。中国共产党当局禁止中国人在公开场合谈论新疆以及维吾尔人问题。但中国境外的学者们多年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学者当中有英国纽卡索大学的芬利博士。芬利的研究得到了中国政府给予的一种特殊的凸显，这就是，她被中共当局列入制裁名单。
美国之音不久前采访了芬利。在采访中，在解释她获得中国政府制裁这种“殊荣”以及她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之余，芬利也解说了为什么她以及众多的国际学者认为用“种族灭绝”来表述在新疆的维吾尔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并非夸张而是实事求是。
芬利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缘何获得来自中国的殊待遇或荣誉
金哲问：英国有不少研究维吾尔人和新疆问题的学者，你是被中国政府去年三月宣布列入对英国9人和4机构制裁名单的唯一的学者。其他8个人是政界和法律界人士。假如我们的受众对此感到困惑，你要如何解释你为什么会获得这种特殊待遇或荣誉呢？
芬利答：不错，我确实是英国唯一的一个受到中共制裁的研究新疆的学者。很多人问为什么是你？我研究维吾尔问题有30年了，只是最近这几年的研究让我遇到了麻烦。英国本来也会有几个其他的学者会受到中国的制裁，但我想为了报复英国（先前宣布制裁4个中国官员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新疆侵犯人权），我可能是中国最容易挑选来进行打击的具有像征意义的英国学术界人士。
英国有其他一些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学者，其中包括两个拥有美国国籍但生活在英国的学者。我想，挑选他们来报复英国可能不太合适。还有一个研究民族音乐的教授，那位学者对维吾尔人研究涉入很多，但对待政治问题可能不像我一样。我们还有两个职业研究人员，他们是资历比较浅的学者。他们在中国发布制裁之前不是那么著名，因此没受到注意。
那么，为什么是我受到制裁呢？我想有好几个可能的原因。我发表的好几篇论文是可能的原因。2019年我发表一篇文章，其中的论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能在新疆实行国家恐怖主义。我谈论了中国共产党当局如何使用拘禁、监禁和强迫劳动的威胁来使整个维吾尔族感到恐惧从而使他们臣服。这样的文章大概是中国政府不喜欢的。
2020年，我在《种族灭绝研究》杂志上发表论文，那篇论文探讨了新疆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探寻了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比较了历史上的边疆地区的掠夺性种族灭绝跟新疆的例子。我在文章中指出，学者最初提出的在新疆的文化种族灭绝（也就是低一级的种族灭绝）在2020年6月得到了增补。因为有了证据显示新疆发生强迫绝育、强迫流产、强迫避孕环植入，这些证据显示有可能发生名符其实的种族灭绝。2021年12月9日，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判定新疆发生的情况确实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灭绝。它所依据的根据就是在那里维吾尔人被禁止出生。
我上了中国政府制裁名单的另一个理由可能是，我向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提供了证词。那个委员会的主席是汤姆·图根哈特，他也像我一样在去年三月受到中国的制裁。在我提供的证词当中，我向英国政府提出的一些建议或许中共当局不喜欢。我的建议包括抵制2022年2月的北京冬奥会，英国需要和中国进行某种经济脱钩，需要就人权问题进行经济制裁，对中国某些个人实施制裁。
我被中共当局选来实施制裁的最后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我在纽卡索大学组织了题为《新疆的危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司法正义》的大型研讨会。那个研讨会在2019年就开始规划，我们在网络上，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做了推广。后来那场研讨会在2021年9月举行，聚集了新疆研究和种族灭绝研究的学者、律师、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他们齐聚纽卡索大学讨论新疆的危机。我想这可能就是中共当局对我实施制裁的可能原因之一。
非常有趣的是，在那场2021年9月1日至3日的研讨会举行的前两天，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在那个记者会上，当地官员问英国有什么权利就人权事务指责中国？那场记者会罗列了英国历史上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事例。我想那场记者会的时间选择不是偶然的而是特意选择的，选择在我们的研讨会之前。
研究新疆维吾尔人问题的缘起
问：你是怎样开始研究维吾尔人问题的呢？
答：我最开始是在英国利兹大学学现代中文，我选择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和社会、政治。我到外国留学的那一年是去了北京，那是1988－89年。我去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当时叫北京外国语学院。那个地方靠近在北京的一个维吾尔人聚居区，叫魏公村，也常被叫作新疆村。那里有很多维吾尔人餐馆。
作为外国学生，我们经常到那里去吃午饭和晚饭，我们就认识了很多维吾尔人。我很吃惊，因为看到那些人，我就想：他们怎么在中国？他们跟中国人不一样，他们是白种人，他们有鼻梁高、眼窝深，说的语言跟汉语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宗教也不一样，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呢？我对这种现象很着迷。我在1990年返回利兹大学，写了我的大学本科论文，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以来的少数民族政策，重点是放在维吾尔族。
大学毕业后，1991年我又返回北京，回到北京的维吾尔人聚居区。那时，所有事情都突然变了。在维吾尔人聚集区，所有人、尤其是年轻人都在非常激动地讨论新疆独立的可能性。这就使我想研究维吾尔人与汉人的关系，也使我想研究维吾尔人自我认同的演变。
将维吾尔人与“种族灭绝”联系是否夸张
问：在201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你写到：“维吾尔人的状况最近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种族灭绝’之说（而且是不带‘文化的’这种修饰语）被用来描述维吾尔人的状况。”鉴于大多数中国人因中共密不透风的出版审查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你可以如何尝试让他们认识到在新疆一场种族灭绝正在发生，而且，使用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相联的“种族灭绝”之说并不是夸张？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种族灭绝这个概念本身显然就有很多学术的和法律的争议，无论是谈论当前的维吾尔人危机还是跟这个危机很远的事情。
人们常常错误地以为种族灭绝涉及大规模屠杀，而且是那种非常扎眼的一次性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掉。人们也常常以为种族灭绝是要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平级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而且也有很多纳粹大屠杀研究者指出，纳粹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案例，是跟其他的案例不可比拟的。
学者布拉德利·坎贝尔（Bradley Campbell）写到：种族灭绝可以发生于更广阔的范围，从原型种族灭绝（这可以是一次性的小规模暴力事件，有几千人被屠杀），到超级种族灭绝（这种屠杀的例子就是纳粹政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蓄意处死600万犹太人）。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是大屠杀是非常极端的事件。
但我的观点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观点是，种族灭绝可以是以缓慢的、逐渐的方式发生，比我刚才所描述人们所常见的那种屠杀更痛苦；种族灭绝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段内发生。这种种族灭绝或许可以被称作渐进式的种族灭绝、缓慢的种族灭绝，就像学者马克·勒文（Mark Levene）所说的那样。
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列出了五种行为可以构成种族灭绝，其中每一种行为都可以独立构成种族灭绝，无论大规模屠杀是否发生。
符合联合国认定标准的种族灭绝在新疆
这五种行为是：（a）杀戮某一族裔群体的成员（不一定是大规模屠杀）；（b）给某一族裔群体造成身体或精神的严重伤害；（c）将某种生活状态强加于某一族裔群体，以便造成该群体的身体毁灭；（d）实施措施以阻止某一族裔群体内新生儿出生；（e）强迫将某一族裔群体的儿童转移给另一个族裔群体。
判定上述五种行为时必须有得到证实的、从身体上或生物学意义上全部或部分毁灭该族裔群体的情况存在。这就是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主要内容。
在2020年6月之前，很多像我一样研究新疆的学者认为，新疆正在发生文化种族灭绝。文化种族灭绝在国际法当中不被承认。文化种族灭绝也是英国和其他欧洲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入侵时所做的事。这些事情发生在北美州、南美州、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1940年代拒绝使文化种族灭绝的概念纳入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然而，就像我前面所说的，2020年6月出现了证据表明新疆发生了阻止生育的情况，也就是由政府指令的强迫性人工流产、绝育、宫内节育器植入。这使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在2021年12月9号裁定，现有证据超出了合理怀疑，新疆发生了反人类罪、酷刑、种族灭绝，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维吾尔法庭审查了大量的证据，其中包括中共当局的所谓人口优化政策，这种政策导致了阻止或减少在新疆的维吾尔人生育。
设在伦敦的维吾尔法庭直接了当地应用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d）款，判定新疆发生种族灭绝。但是现在也有很多律师认为，必须根据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b）款（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以及第二条（e）款（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在新疆就是把父母都被拘押的孩子转移给政府办的寄宿学校、孤儿院），判定新疆了发生种族灭绝行为。
二、谈新疆维吾尔人问题研究
就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即将访问被许多专家学者判定发生了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的新疆之际，众多国际媒体5月24日报道说，最新来自新疆的包括5000多张当事人照片的公安部门外泄档案显示对维吾尔人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惊人证据。但在维吾尔人和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看来，新疆的今天只是其昨天的一个延续。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乔安娜·史密斯·芬利（Joanna Smith Finley）博士通过她过去30年的研究为人们理解新疆的今昔提供了她的贡献。
5月24日，在巴切莱特抵达中国并准备前往新疆访问之际，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芬兰等国的主流媒体以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表依据研究新疆问题的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发布的从新疆公安机关外泄的照片和档案所做的报道。外泄的内部文件再次证实中共对维吾尔人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存在。外泄照片中被任意逮捕羁押者，下至年仅14岁的女孩，上至73岁的老妪。外泄材料还包括中共前新疆主管陈全国的讲话，陈在讲话中说公安人员对任何挑战政府的人应当“先斩后奏”。
根据新披露的文件，国际媒体列出详细的问题向中国有关官员、中国驻美国、法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发出查询。但中国官员没有对相关的问题做出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则笼统地指责国际敌对势力抹黑新疆形势。
在被问到这些显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存在的档案文件的问题时，巴切莱特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虽然不能证实外泄材料，但那些材料“与我们的关切相合”。
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这次中国和新疆之行引起广泛的关注、争议、担忧和批评。访华期间，国际记者不得与她同行。批评者担心本应是调查真相之旅变成中共政府操控的一场遮掩真相、粉饰太平的宣传。
批评者说，最新披露的中共公安部门内部文件连同那些被任意拘捕判刑的维吾尔人的照片只是再次证实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存在；实际上，这种羁押和监禁的规模之大以至于早就可以通过人造卫星图片清晰可见了。
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内对外的信息封锁，绝大多数中国公众不知道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正在经历什么遭遇。
有观察家和少数民族权利活动家指出，除了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之外，汉族人不了解维吾尔人的遭遇也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因为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在中国掌控话语权的汉族政权所推行的教育总是强调汉族文化的先进和文明，少数民族文化的落后和野蛮。中国历史教科书历来强调所谓的外族野蛮入侵，几乎从来不说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野蛮入侵、杀戮和强迫同化。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匮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其中包括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在强势汉族文化压迫下的屈辱和苦难，不理解他们的身份认同，不了解他们多年来为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种种反抗。这种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导致众多的汉族人对维吾尔族只是刻板的印象，认为维吾尔人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
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介绍了她对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和她所说的维吾尔人象征性反抗的研究。
芬利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人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在不断演变
金哲问：我看到纽卡索大学网站对你的介绍列出了你的研究方向，其中包括在新疆的以及在国外的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你可以简单地描述一下这种演变以及研究这种演变对维吾尔人有什么意义吗？
芬利答：这是个重要问题，涉及我过去30年的研究核心。人们的自我认同总在不断演变。人们有多重身份认同。有些身份认同非常显著，有些时候比另一些时候更显著，其他身份认同退到背景之中。在早期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中，来自绿洲的人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或许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
但在1990年代也就是在苏联倒台之后、在中亚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成立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在维吾尔人当中出现了民族独立的期望，这种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假如我们把眼光放回到1930年代、40年代，那时在新疆出现两场由维吾尔人和其他当地人发动的运动，成立了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国家。一个是1933年到1934年在喀什，一个是1940年代中在巩哈县。
新疆维吾尔人最近的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发展当然是苏联倒台以及边境另一边其他中亚民族获得独立国家引起的反应。这种发展的另一个背景是，新疆由一个汉人的控制是有限的边疆殖民地区转变为一个定居者地区。大量的汉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区的基础建设设施，铁路和航空基础设施都加速跟中国大陆融和。新疆的自然资源也被加速开采。
在新疆的维吾尔人身份认同演变的由来
在1990年代新疆地区有很多的压力。汉人定居者大举进入新疆，随着汉人定居者进入，当地人尤其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维吾尔语被边缘化，汉语得到优待。在教育方面，维吾尔人受到巨大压力，要他们选择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作为学习媒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就业。
随着1990年代的推移，维吾尔人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他们能说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育，在就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得不到雇用，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维吾尔人常常指出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广告，明确列出“限汉族”。而加速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也使很多维吾尔人感到愤怒。他们说，假如这里只有维吾尔族，没有那么多的汉人定居者，这些自然资源可以够我们用几十年上百年，或几百年。
另外，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而言，还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宗教复兴。这种宗教复兴从1990年代后半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跟全球伊斯兰教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和复兴是同步的。维吾尔人出国到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产品被进口到新疆，新疆与外界有信息交流。但这种宗教复兴的背景也包括对中国国内压制宗教的反弹，即中共当局越来越用力镇压宗教。
维吾尔人有什么样的象征性抵抗
问：你的研究方向还包括“新疆的象征性抵抗的战略”。对很多很多不了解这种象征性抵抗的人来说，你要如何讲解这个话题？
答：这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我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的题目是《象征性抵抗的艺术》。这本书前半部分是根据我的博士论文写的，后半部分是根据我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2年和2004年在新疆进行的研究。我的研究是对象征性抵抗战略的长期的历时研究，其中包括那些战略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那些战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什么变化。
在那本书中，我讨论了一些和平的抵抗战略。在这里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在那个时段也就是从1990年代到2000年之后的那几年所记录的抵抗战略都是和平的，日常的，不是暴力的抵抗。
我在新疆所观察到的包括维吾尔人当中所流传的有关民族的固定印象、反固定印象。他们用那些固定印象来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的固定印象。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就提出对汉人的负面的固定印象来对抗。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什么负面的固定印象，他们也用对维吾尔人的正面的固定印象来对抗。这是一种语言的、口语的抵抗。维吾尔人总是在谈论这些固定印象，并以此来挑战汉人的固定印象。
第二，我们看到维吾尔人对在新疆的汉人定居者有意地维持文化界线。于是，我们看到种种象征性界线、空间界线、社交界线。空间和社交界线是很容易想象的。空间界线基本就是每个族裔社群自成一体，维吾尔人选择不跟汉人交友，不去参加汉人的婚礼，不邀请汉人参加他们的节日活动等等。这种空间和社交的界线使我们看到维吾尔人住在旧城，而汉族人则住在新城。
就象征性界线而言，或许最好的例子就是时间。维吾尔人总是用当地时间，当地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现在他们不能这么做了，假如他们再这么做，就会被认为是暴露出宗教极端主义，有些人就会因为这个失踪。
第三，当地人展示象征性抵抗的一个方式是流行歌。一些流行歌手写的民歌包含政治性信息，但那些政治性信息不是直言不讳，因为那么做会太危险。那些信息都是以隐喻和寓言来表现的，但那些信息维吾尔人都很清楚。这种政治性信息的一个例子是1990年代的一首著名的歌曲《我带来家一个客人》。那歌曲讲的是把一个客人迎来家，但那个客人来了就不走了。最后那客人把维吾尔主人赶出家，赶到荒漠上，从果园里收走了所有的苹果。这当然是隐喻汉人移民到新疆定居，逐渐逼走维吾尔人。
我研究的维吾尔人的第四种象征性抵抗是伊斯兰教复兴本身。人们回归宗教象征性地展示他们抵抗中共当局愈演愈烈的宗教打压。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一种拯救自我，使自己变成一个有道德的好人，进而拯救维吾尔族。换言之，假如我是一个好的穆斯林，假如我抵抗宗教压迫以及当局所推行的世俗化，假如我拥抱伊斯兰教，回归伊斯兰教，我成为一个好的穆斯林，维吾尔族的命运就会好。
维吾尔人的第五种象征性抵抗是跟汉族人通婚的禁忌，现在只有极少极少的维吾尔人跟汉人结婚。维吾尔人绝大多数都是在同族内嫁娶。在合适的结婚对象的高低排列中，跟汉人结婚绝对是禁忌，是万万不可，是在等级次序的最低级。这是一种表达抵抗汉人殖民化、汉人霸占和汉文化同化的方式。
我的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如何表达他们的象征性抵抗。他们选择接纳来自中东、中亚和土耳其的大众文化，而不接受汉人的世俗文化。他们飘过汉人的世俗文化，向往中东、哈萨克、吉尔吉吉斯坦、乌兹别克、土耳其的文化产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区域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的文化选择到了2016年开始显得几乎就是土耳其或中亚国家。在那里经商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的是跟中亚和中东商人打交道。这也是一种象征性手段，展示跟其他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亲近，而不是跟中国文化的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