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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作恶,我只是服从命令”

无知并非纯真,而是罪恶。

——布朗宁

1961年,一个头秃、近视眼、消瘦的中年男人站立在耶路撒冷的审判席上,他面临的是战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等种种严重的犯罪指控。

在证据面前,他一遍又一遍地为自己辩护:“我只是服从命令”“尊敬的阁下,我只是依令行事”“我必须服从,而服从是一种美德”。

在邻居眼中,这男人是个爱拉小提琴、喜欢给儿童巧克力,养兔子的好心大叔。如果不是带上镣铐,很难会把他和一个罪犯联系起来。

但在审判者眼中。这男人却是手上沾满鲜血的纳粹刽子手,犹太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阿道夫·艾希曼。

谁是阿道夫·艾希曼?他的正式职务是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这个官衔虽然不算很高,但他负责的部门很关键——整个帝国的犹太事务。

纳粹早期计划驱逐犹太人时,艾希曼就负责没收犹太人的财产、审查犹太人的报纸、取缔犹太人的机构。到后来纳粹准备对犹太人赶尽杀绝时,艾希曼就负责将欧洲各地的犹太人登记、集中、运输到集中营,再送进毒气室去。位于柏林的帝国保安总局有一间犹太事务办公室,因此被称之为“艾希曼办公室”。

在二战期间,艾希曼正是在这间办公室内,伏案埋头,决定着千万犹太人的生死存留。签一个字,某地的犹太人就会被赶上列车,转送到千里外的集中营里。再大笔一挥,某集中营几万犹太人的性命就画上了句号。凭借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艾希曼获得了诸如“犹太人的沙皇”、“种族谋杀的经理人”、“大审判官”、“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最终解决者”等等可怖的邪恶称号。

作为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艾希曼理应作为战犯审判。但在纳粹帝国败亡时,他却脚底抹油消失了。直到15年后,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报组织摩萨德才在阿根廷的一个小镇找到了他。于是,摩萨德绑架了艾希曼,把他押回了耶路撒冷。一场对艾希曼的审判在全球瞩目下召开了。

这本是一件天理昭昭,大快人心的好事。却因为一个人的参与出现了插曲,这个人就是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阿伦特在参与庭审后,将观感总结成一本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引起了思想界长达数十年的论战。

[email protected]汉娜·阿伦特,德国犹太人,20世纪思想家

在书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平庸的恶”的概念。何谓“平庸的恶”?就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阿伦特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艾希曼并不是想象中那样——是一个可怕的虐待狂、一个病态的杀人魔,而是一个木讷、愚钝的办公室职员。在给友人的信中,阿伦特还写道,他(艾希曼)甚至都不算凶恶,此外,他还感冒了,在防弹玻璃间直打喷嚏。

在深思熟虑后,阿伦特选择相信艾希曼对自己的辩护。总结道:

“艾希曼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加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在第三帝国,人们对罪恶已经麻木,认定了其平常性。纳粹将之重新定义为“市民规范”。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

为了佐证自己的想法,阿伦特补充说明:在大屠杀的过程中,纳粹钦定的犹太委员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不是犹太委员会的帮助,纳粹不可能以如此小的成本达到最大程度消灭犹太人的目的。说得通俗点,在那个可怕的年代,连犹太人自己都掉进了“平庸的恶”的桎梏,充当了屠杀自己同胞的刽子手,何况一个德国人呢?

此言一出,在整个犹太社会引起轩然大波。无数的质疑、骂声接踵而至。阿伦特不仅被打上了“自我憎恨的犹太人”的标记,还遭到了多年老友的绝交。一时间,这个美国籍的犹太人成了所有犹太人的公敌。在大部分人看来,阿伦特的言论无疑是为艾希曼这个恶魔开脱,为自己的同胞泼脏水。

为了反驳阿伦特的观点,有学者就艾希曼本身份析,说明他并非“平庸的恶”。

首先,艾希曼到达阿根廷并非改头换面,安心养兔。而是贼心不死,积极和流亡人士联系,策动纳粹复国。就连他在给阿根廷朋友的签名照片上,都自豪地署名AdolfEichmannSSObersturmbannführera.D.(阿道夫·艾希曼——退役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

其次,艾希曼在1932年纳粹一赢得大选就立刻加入了纳粹党和党卫军。1934年,他又加入了纳粹的安全部门。这些都是他主动选择,没有任何人逼他。之后他工作积极,表现出色,才能获得海德里希赏识,一路升迁。在这一过程中,他还坚决反对将犹太人驱逐到巴勒斯坦的计划,促成了大屠杀政策的形成。

所以这哪有什么“平庸的恶”?明明是“不甘平庸的恶”。艾希曼虽然在法庭上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但他骨子里还是个纳粹恶魔。

反对者将艾希曼称之为“平庸面具下的刽子手”

对于这场争论,笔者不着急说明谁对谁错。我认为,阿伦特说的“平庸的恶”是切实存在的。在一个扭曲的时代,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保持理性和良知,也不能要求个人承担整个时代的罪责。

反对者说的“不甘平庸的恶”,我认为也是合理的。艾希曼绝非他自我塑造的善类,他确实是一个积极参与作恶,并借此实现人生价值的坏蛋。

“平庸的恶”是有的,“不甘平庸的恶”也是有的。

问题的根本在于:在一个大部分人无知,小部分人理智的帕累托社会里。一旦错误思潮来临,大部分人都会因无知而被裹挟着随波逐流,被狂热的氛围激发出内心的恶,这是一种平庸的恶,这亦是一种不甘平庸的恶。

当邪恶占据高地,理智必然退入谷地。坚守理智的人固然能恪守本心,却也难以发挥作用。假设艾希曼是个有良知的人,纳粹就不能找个卑劣的人顶替他吗?离开一颗齿轮,杀人机器照样运转。问题的关键在杀人机器,而不是齿轮。

当恶凌驾于一切,篡改一切时,无论“平庸的恶”还是“不甘平庸的恶”,都不过是它的副产品。一言以蔽之,凌驾于一切的恶,才是最大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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