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1年6月21日，韩国首尔，韩国的朝鲜半岛和平安全事务特别代表卢奎德（Noh Kyu-duk，右）与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局局长船越健裕（Takehiro Funakoshi，左）于双边会议上合影。
“经济安保”是韩国新政府的施政重点。5月21日，韩美首脑会谈约定“共建经济安保同盟”。稍前，4月18日，尹锡悦称“经济即安保、安保即经济”，表示“平时经济安保问题由国务总理室应对，如果出现危机征兆，总统将立即通过国家安保室进行管理。”
5月23日，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新设立“经济安全工作小组”。该小组主要负责制定经济安保领域企业界相关政策，旨在制定扩宽供应链、确保资源与配件供应稳定的方案，并将制定防止产业技术泄露的对策。
5月30日，韩国外交部举行“经济安保外交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Security and Foreign Affairs）成立仪式。该中心与国家情报院（韩国政府的信息情机关）已设置的经济安保专门机构合作，时刻监控供应链等动向，系统应对经济安全问题。
其实，韩国上届政府后期已经开始重视“经济安保”。面对世界经济环境剧变，全球供应链混乱，连接和统合经济、技术、安保等因素的国家间竞争深化，文在寅政府认为有必要在做出行政判断的同时，动员一切外交和协商力量。2021年9月，新设对外经济安保战略会议（经济副总理主持），10月召开首次会议；11月1日，外交部在“双边经济外交局”下设专司经济安全问题的特别工作组“经济安保工作组”。
尹锡悦政府则明显提升了推行“经济安保”的力度。
日本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尹锡悦政府这一动向与日本岸田内阁相互呼应。“经济安保”是岸田内阁的招牌政策。去年10月正式就任首相后，岸田首次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大臣”，设置“经济安全保障推进会议”，推动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变化背景下日益凸显的经济活动风险。今年5月11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在国会表决通过。该法公布后2年内将逐步实施。
岸田内阁的“经济安保”，概括来说，就是两个“确保”（确保特定重要物资的稳定供给，确保特定社会基础性劳务的稳定提供），提升“两性”。所谓“两性”，一是指“战略自主性”，即通过强化经济社会基础，做到任何情况下都不过度依赖他国，并维持国民经济生活的正常有序运转；一是指“战略不可或缺性”，即持续强化日本具有优势的战略领域，确保日本在国际产业结构中的独特地位，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国家安全目标。为此，新通过的《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设立四大支柱。
第一，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在该法的框架下，日本政府明确需要提升供应链稳定性的物资范围，并由“物资主管大臣”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民间企业需要制定“确保稳定供应计划”，交由“物资主管大臣”审批。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日本政府提供海外物资调配、物资储备、委托生产、国际合作等政策措施，以及必要的财政资金支持，构建“官民一体”的供应链危机应对机制。
第二，对重要基础设施设备实施事前检查，提前规避潜在风险因素。该法详细列举电力、石油储备、通信、金融等14个细分行业，涵盖宏观经济运营的几乎所有基础性行业，其运营商有义务提前向政府报备管理系统概要、供应商及零部件的详情。如有必要，将劝告或命令企业变更设备。
第三，官民合作，加强尖端技术开发。在宇宙、海洋、量子、生物、人工智能等领域选择日本具有优势的技术加以重点培养；以每个具体项目为中心，设立官民合作协议会；与智库合作，开展尖端技术调查研究。
第四，建立专利申请非公开制度。非公开对象范围，限定于公开后会严重损害日本国家安全的专利申请。在专利申请流程上，日本特许厅负责初审，筛选出需要接受二次审查的专利；日本内阁府下将建立新机构负责二次审查，通过与防卫省和特许厅的沟通协调，在考虑对经济产业综合影响的基础上，判断是否公开专利。对于接受审查中的专利，将采取禁止专利应用、禁止公开、禁止在外国申请等措施，防止相关信息泄露。
剑指中共
日本、韩国同期力推“经济安保”，既是适应全球范围内强化经济安保大趋势的体现，又有特别的指向。当然，中共也是心知肚明，例如陆媒刊文称其有“潜在危害”、“或打击中日经济关系”等等。
不过，日韩此举，也是不得不为了。
就韩国而言，无论是由于政治纷争（如2016年“萨德事件”），中共对韩经济胁迫；还是经济领域的突发事件（如“尿素危机”：韩国从中国进口尿素水，用于净化柴油车排出的煤气，去年中共突然限制尿素溶液出口，使韩国约400万辆柴油车面临停摆危机），都使韩国经济大受影响。
就日本而言，无论是中日之间2012年“钓鱼岛纠纷”，还是中共极端的“动态清零”政策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拟或日益彰显的中共“战狼外交”、越发紧张的台海形势，都使日本认识到必须在中日之间设立“防火墙”。
在国际战略上，日韩都把与美国的关系当作基轴。这在军事安全方面非常突出、坚实，但是，在经济方面则严重偏离了。日韩，包括美国在内，都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而中共则把这种经济联系武器化，造成了日韩美在“经济安全”上的一个大漏洞。
举例而言。今年1月12日，代表韩国主要企业集团及相关成员的韩国全国经济人联合会（FKI），发表了题为《韩、美、日对中国进口依赖的现状和未来任务》的报告。报告指，2020年韩国约有29.3%的原材料零部件进口来自中国，而日本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8.9%和12.9%。这显示韩日美对中国经济依赖之严重。
而“自2017年以来，韩国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在2021年增加了3.8%。相比之下，日本对中国进口的依赖同期仅增长了0.1%。在美国，这一比例下降了4.2%。”这显示，日本自2012年“钓鱼岛纠纷”后、美国自2018年美中贸易战后，虽有意降低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却进展缓慢；而韩国虽经历了2016年“萨德事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而中共的威胁呢，自疫情以来，一再在上升。尤其今年，2月4日中俄联合声明“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俄乌战争爆发至今，中共明暗都在支持俄罗斯；中共对台军事持续高压，战争风险越来越大。
换句话说，中共与美日韩的对立、对抗越来越严重，全球战略格局向中美两极抗衡方向急速演进。日韩分别轮替了的政府，都在强化日美基轴、韩美基轴，而堵住“经济安全”上的大漏洞就成了一个大课题了。
日韩加强“经济安保”，对中共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简单的说，二条。第一，中日韩供应链走向重构。前引韩国FKI报告指出，“韩国和日本之所以在半成品和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上依赖中国，是因为中日韩三国以中间产品贸易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的经济团体”。
中国外贸的基本模式，主要是从台韩日进口精密机床和精细电子零部件，用于组装为终端电子产品，出口欧美。几十年来，中国对美、欧都是巨额贸易顺差，对台韩日都是巨额贸易逆差（以2020年为例，中国对美顺差3169亿美元，对欧盟顺差1642亿美元，对台逆差1406亿美元，对韩逆差603亿美元，对日逆差322亿美元）。如果中日韩（再加上台湾）的供应链重构，去中国化，那么中国外贸的基本模式就要崩溃，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日韩强调“经济安保”，日韩海外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与调整将会加速，这虽然有个过程，但无疑将重击已在衰退中的中国经济。这是中共极担心之事。
第二，日韩加入美国一边，与中共打科技战。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所设立的特定专利非公开制度，其实旨在提防关键技术流入中共手中。此外，与该法形成呼应的是，2022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列举了日美、日澳、日欧等经济安保合作项目。
韩国也有类似行动。2022年2月，文在寅政府将半导体、电池、造船、钢铁等12个领域的产业技术认定为“国家核心技术”，并构建相应的技术人员数据库，监管其出境活动，以防止重要技术流失海外。尹锡悦政府则计划积极扶持与经济安保直接相关的半导体、电池和人工智能等产业，将其培养成未来战略产业，确保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这里有个中共特别紧张的事情，就是美日韩在半导体领域合作，组建美国主导的“去中共化”供应链联盟。去年4月2日，美日韩三方的国家安全负责人在华盛顿举行会议，确认保障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4月16日的美日峰会，5月21日的美韩峰会；今年以来的美日、美韩峰会，半导体供应链都是主要议题之一。
此前，媒体报道文在寅政府“完全无法接受”美方的半导体产业联盟提议，因为中国大陆的半导体消费量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而韩国企业的核心设施也在中国大陆（三星电子在海外唯一的存储芯片工厂位于中国西安，NAND工厂12英寸的月生产能力为26.5万片，占三星电子NAND闪存总生产量的42%）。如果尹锡悦政府调整政策，中共将寝食难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