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1967年4月12日深夜，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来电话，让我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我给参政值班室打电话，要值班员派车送我去宾馆，并请他将汽车的牌照号码，通知京西宾馆警卫科，以便门卫放行。
在宾馆等我的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赵宗和科长。他对我说，杨代总长在开会，会一完就来。说完给我倒了一杯开水，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这时屋子里已有一个同志坐着，那就是后来一起工作的王成恩。他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的一位副科长，我们从未见过面。随后又来了两位空军干部，他们的姓名职务，当时我一无所知。
我们四人等了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一进门，手里拿着一个纸条，挨着点名：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我们一一答到后，她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收到一个名叫王征明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信中提到总参的张爱萍副总长。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江青还说，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送你们去上海。工作中发现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任务完成后立即回京。
去上海的介绍信，由戚本禹拿着，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征明，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说，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小组中有人说，出差连洗漱用具都没带。叶群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她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和我电话联系，可以用保密机打。”
接受了任务，我们四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空军三十四师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14专机，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我看了看手表，是13日凌晨2点。这次任务来得突然、神秘，人员互不认识，情况又不了解，到上海如何工作，我们在座舱中议论了一番。经过三个半小时飞行，降落在虹桥机场。下飞机时，驻上海的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来接，将我们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说，“这封信是本禹同志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
何秀文说，要把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请来，政法系统由他管。一个电话打去，李彬山很快就来了。他是个老红军，办事认真负责。听完我们介绍，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李彬山向公安局管理材料的朱品涛做了介绍，我们又说明了来意。朱说，这里存放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档案需逐个箱子查找。他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老朱指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公安局领导交给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
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他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我们接到指示后，随即去公安局，办理了手续，将这一箱材料带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们高兴地说，这一箱材料，是意外的收获。17日早晨到北京，材料原封未动地存进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那时杨成武在总参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我和王育民按时到了他的办公室。杨成武说，那一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向中央报告。
二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关起门来，将箱子打开看。原来是一个人1954年写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侦查破案的材料。装在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里，共计二十三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包括：一、匿名信。信的原件究竟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的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信的第一页内容，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三、侦情简报。自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及上海市公安的负责同志写了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到1962年，侦察了八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将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一些对象怀疑是作案人，进行调查，但搞了一段时间证明所侦查的对象不准确，予以否定。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就被列为侦查对象；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的夫人朱岚，也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被列为怀疑对象，立案侦查过一段时间。侦查时间最长的，是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赖少其的妻子曾菲。因为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很相似，曾菲对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其在上海党代会上又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认定曾菲有作案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对她长期侦查，把对敌侦查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其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由此而形成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五、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写着“若干历史材料”六个字。有文字和照片。文字共三篇。一篇是江青（蓝苹）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一篇是江青到延安和毛泽东结了婚，上海一小报的报道。还有一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扮演电影《王老五》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人沈钧儒。
我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建议仍由公安部专人负责处理。
报告送上去，江青大为不满。她跑到林彪那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写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让杨成武落实。
过了一个多星期，杨成武又找我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说：“报告送上去了，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经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自杀身亡，材料也没有必要保存了。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我们问这个报告怎么写。杨成武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做的记录，在文字上做些整理。7月7日，按杨成武口述的内容，由我和王育民署名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
林彪看后用红铅笔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四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周总理阅后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法宪）、傅（崇碧）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说：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不在京。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将实情向周恩来报告，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他们通知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核实材料，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他们三人坐在一边守着，谁也没有翻看材料的内容。谢富治还说：“谁说我不亲自动手啊！”烧完后，三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这个报告和批示的原件，存在中央办公厅汪东兴处。
三
1967年11月上旬一天的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他交给我一张纸条，上写“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扬帆，搞清他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并对我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杨成武布置任务时，吴法宪也在场。
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我都不清楚，便向杨成武提了些问题。他说：“我也不知道，是江青给了这个任务，我负责办理就是了。”
第二天，我和王育民、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扬帆，由我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记录。警卫战士将扬帆带到审讯室。在一个腰鼓形的圆凳子上坐下后，我们开始审问。我说：“扬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
扬帆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上海解放后，任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他对于审讯这一套是内行，有丰富的经验，脑子清醒，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他定了定神，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王育民说：“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范围拉大些，因为我们对这件事的经过并不清楚，心里没有底。
扬帆说，如果你们问的是1939年的事，我1954年被关押起来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了。
我们就要他把1939年的事交代清楚。
扬帆说，1939年我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边走边问我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因为我来皖南前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唐纳在我们影协办的杂志任编辑，写电影评论文章。江青那时叫蓝苹，在协会下边的“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做了回答。扬帆说：“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扬帆还承认他对项英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当了“弹药手”。扬帆非常细心，交代问题时没有敢提江青的名字，我们的记录也是按他讲的，写着“中央负责同志”。这份审讯记录抄清经扬帆看后，他签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我们将记录先报送杨成武，他看后批给吴法宪，转送了江青。
江青看到扬帆的文字交代，于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西休息室要我们汇报工作时说：“你们送来扬帆的口供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反对我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
但事后我们再没有去审扬帆。我们觉得，审来审去都是同一个内容，而且扬帆已经交代清楚了。
江青还要我所在的饶漱石专案组查一个“黑大汉”的下落，我们在上海市公安局50年代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材料中找到了，并写了报告送江青。报告的原文是：
关于黑大汉的情况，已查明。黑原名赵耀珊，又名赵立人、赵立容、老韩，安徽人，1933年春任江苏省委书记，同年6月20日被捕，当即叛变当了特务。解放后被我政府逮捕，1954年3月被处决。档案存上海市公安局和苏北劳改农场。
与黑同时被捕的有省委交通叶蓁，又名（李文碧，无锡阿妹）叛变后与赵同居，现住上海欧阳路131号。
饶漱石专案组1968年1月20号
当时“饶案”不知道江青为什么要查找黑大汉的下落，后来了解到，原来这位黑大汉是30年代江青被捕后的审判者，掌握江青的实情。江青得知黑已被处决，她也就放下心头的疑虑了。
1968年初，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我们报给江青，她看后签了字。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就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边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她多次说“饶案”是她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四
1968年3月下旬，发生“杨、余、傅事件”，我于4月12日离开专案组，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1968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中央“二办”专案组给我来电话，说吴法宪让我立即去京西宾馆，并派车来接我。我离开“二办”已两个多月了，走时移交手续办得清清楚楚，突然要我去干什么呢？一路上心里很是不安。
我走进宾馆六楼会议室一看，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我工作的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齐路安，已在那里坐着。见面时谁也不说什么，气氛显得相当紧张。不久吴法宪进屋坐下，开口就批评，你们提审扬帆压根儿就不应该做文字记录。又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把口供整理成材料放在那里，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这个后果你要负责！他宣布立即销毁。随后由邱会作点火，将扬帆的口供记录，在会议室的痰盂里化为灰烬。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缺少一份，事后无法交代。因此要求我们留下一个字据。王育民当即用一张白纸，写了“饶案”某某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齐路安，见证人陈虹。下边是年月日。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没有在上面签字，我们都签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我起身回家，在车上想，事情是你们叫办的，为什么都成了我的错误呢？所谓搞“通天”材料，审扬帆，查黑大汉，这些事都是江青要我们去办的。“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江青却反咬一口，首先发难。她1968年3月在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
在1968年4月20日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大声问道：“陈虹来了没有？”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不久，就宣布我“不是好人”。1968年12月14日，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的罪名，将我拘留，送进监牢，一蹲就是6年零5个月之久。在狱中，我受到训斥、体罚、打骂、逼供信。他们诬害我不仅整了江青的黑材料，而且还说被杨成武派去广州搞阴谋，要把黄永胜打倒。说关锋插手广州，也是由我去搞。由于我从来不认识关锋，没有单独和他说过一句话，我据理驳斥了这一谎言。
五
我被捕以后，这件事还没有完。
1969年11月2日，江青接见肖华、“杨、余、傅”“王、关、戚”专案组时说：“杨成武在1967年春天利用合法手段搞我的四篇文章，实际上是立我的专案，从上海拿了几箱材料。”
1970年1月24日，江青对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说：“我同杨成武斗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说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她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
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过去的一封公开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是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扬帆搞黑调查。”
周恩来当即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扬帆还是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
江青说，现在就看你站在哪一边了，你说吴法宪参加的，吴法宪却咬了一口说是康老叫他们搞的，康老又不管这个案子，我才不相信。江青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的黑材料的？
王育民回答：杨成武根本没有布置我们整你的黑材料。
王育民在周总理面前，如实地报告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指示，审问扬帆1939年向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江青立即矢口否认说：“我怎么能叫你们去审问呢？”
会后，江青撤销了王育民“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军劳动改造，指示空军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让他转业。“四人帮”垮台后，王育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回到军队工作。
1974年，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说：“报告的第二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幸亏周恩来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杨成武于1974年5月23日恢复自由。
1974年10月11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办”来人审查我的问题，1975年5月16日15时释放回家，恢复自由。1980年8月6日，总参党委发出(80)参政字第116号《为陈虹同志平反的决定》。我于1980年10月恢复工作，任总参管理局营房处正师级政治委员。
2015年7月29日
《炎黄春秋》201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