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一种“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一个人承受很多苦难，经历了很多委屈，但他不抱怨，默默忍受，他总是在艰难的命运里走自己的路。
中国人喜欢这种叙事，余华的《活着》是这个道理，新东方和董宇辉能唤起公众“报复性感动”，也是源于“受苦的老好人”叙事。与其说，人们感动的是董宇辉，是俞敏洪，不如说，人们是把这些年受到的太多太多的苦，飞来横祸对于人生的重创（例如疫情，例如裁员，例如整个公司倒闭），报复性地投射在了“新东方绝境求生”这个叙事里。
那些感动有多重，那些苦就有多深。人们喜欢看到一个“苦难承受者不被打倒”的故事，尤其我们会看到，在新东方的叙事里，“农村”“贫寒”“平凡”“小人物”“温暖”“奋斗”“不放弃”，都是使用很频繁的词汇。一个乡村长大的孩子，尝尽了生活的苦，被命运逼到绝境却依然不放弃。
人类会被这种故事击中，会把自己受的委屈投射到这个故事上。所以与其说这是一个故事衰弱的年代，不如说，许多事情的成因，背后仍是故事的逻辑。
《活着》是一套故事，新东方也是一套故事，当一个时代“受难的好人”故事流行，它的成功背后终究是莫大的辛酸，因为它说明我们受了太多太多的苦，而我们善于从苦难中提炼感动，却无力去深入改变苦难发生的结构，于是只能受苦，只能承受，只能一次次，幻想自己在黑暗的阴沟里看见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