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高级官员刘鹤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再次宣扬“全球化”。但是外媒报导说，中共真正想要的是控制和干预，以便一方面维持国内稳定，一方面扩张国际影响力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