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罗网方寻翻译报道/几乎在一夜之间，乌克兰战争结束了后冷战时代，不仅结束了欧洲漫长的和平时代，而且使能源获取的基本问题重新回到了前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地缘政治冲突和能源短缺对气候的影响将超过数十年的气候政策。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6月5日报道，一个以地缘政治驱动的能源不安全和资源竞争为标志的新时代，正在将气候问题从优先事项列表中降低。
图：《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报道截图。
在俄罗斯坦克进入乌克兰四天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其对全球变暖影响的最新评估，主要媒体竭尽全力从报告中挑选出最可怕的情景和调查结果。但自俄乌战争的爆发使该报告不在头版，或者至少在首屏下方。
与此同时，西欧急于用这些燃料的替代来源取代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使欧洲主要经济体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做出的净零排放承诺成为一种嘲弄，能源安全问题卷土重来。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获取仍然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二十年来对碳燃料灾难的担忧——以及全球用于向可再生能源过渡的数万亿美元——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存在的事实。
就在冷战即将结束之际，气候变化问题引发了全球辩论。对于大部分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及其机构而言，气候变化也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它为重塑冷战后的秩序提供了机会。
尽管如此，当气候行动框架在1990年代初出现时，它建立在冷战时期的经验之上。美苏军控协议成为全球气候变化合作的典范。正如超级大国签署了逐步减少其核武器库存的条约一样，各国也将承诺减少其排放量。然而，第一个提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排放限制的主要协议——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从美国参议院一致否决其条款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失效，甚至在谈判敲定之前。将美国的反对与中国和印度等能源匮乏、快速发展的国家甚至不愿考虑限制排放相结合，国际气候行动的无效性已经注定。
雄心勃勃的目标和不具约束力的承诺成为缺乏任何真正执行能力的谈判的通货。每年的联合国气候会议，被世界媒体放大，成为全球环境运动的乌托邦议程。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是一个由亨廷顿及华伦·戴米安·曼舍尔在1970年创办的美国刊物，原为学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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