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讯“四人帮”的特别第一审判庭开庭时，张思之（前排中间）作为辩护律师出庭。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被誉为“中国律师良心”的传奇律师张思之早前病逝，享年94岁。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其时为左倾知识专业人士的张思之协助中共接管北平司法机构和法院，成为“建国”后第一代获发律师资格证的律师和第一代法官。
但张思之又曾公开主张“政、法分离”、“司法独立”，中国人最熟悉的事件，是其“无畏无惧”为众多政治争议人物辩护。
此一行为，毫无疑问，即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惨遭拘捕、抄家、批斗、下放劳改。
然而到了1980年，“公审四人帮和林彪集团”时，张又公开为“四人帮林彪集团”担任辩护律师团的“首席律师”，为李作鹏等文革军头辩护，而受中外关注。
作为“反右、文革受害者”为“施害者”辩护，1979年“北京之春”事件，张思之又为公开提出“民主自由是第五个现代化”而被捕的异见人士魏京生担任辩护律师。魏京生判囚15年。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事件后，张思之主动担任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鲍彤及异见人士王军涛的辩护律师。之后陆续为多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等辩护。
张思之一直被视为“中国法律界良心”、“最伟大的律师”，却一宗官司也没有赢过。其在北京的丧礼灵堂，布置肃穆，据报只有寥寥不足二十位亲属获准入内，其余人都被挡在外。
张思之生于民国时代，也在1949年之前接受法律教育，那个时代的另一个中国，与西方价值观有广泛深入的接触。虽然中华民国的法律以中文制订，并缺少普通法精神，唯仍有西方法治中“无罪假定”此一原则，而且有民间独立的律师行。
这一点，源自于北洋政府首先来自于对大清律例的改革。清代在北京，最高的法律机关就是“大理寺”，清末改称为“大理院”，沿用至民国，如何将文言写成的大清律例，与西方的法治精神相融，尤其在几个大城市，保障外国投资者的合约精神和其他诉讼，在这方面完全是一片空白。
商业法方面，由于天津和上海资金，外资自清末洋务运动以来，已经开始寻求对投资者合理利润和人身安全的保障，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有所沟通。外国资本包括英国企业，在天津、上海、汉口、广州均有产业，也有领事馆。这几个城市西方法治文化有影响，加上当时的中国领袖蒋中正信奉基督教，蒋宋美龄接受美国教育，司法独立，至少是一种在学术界和民间都能实践的概念，而且政府不加干预，当时对于中国人的法治人权保障，已经是相当健全的起步。
例如本来中国民间没有“刑事诉讼”的概念，更没有陪审团的观念。中国人两千年来的法律概念只有“青天大老爷”。要建立法治，必须有理性思维、辩论精神，在辩论中，又要有所谓“换位思考”，即一个辩论家，尤其律师，在奉命要为一个人、或一个议题辩护，这个人他不相识，这个议题或罪名，也与这个辩论人一向的信仰有冲突。但是他抽了签，要为这个本来他觉得反感的议题而辩护，他就要进入“无我”状态，用完全相反的立场和定点，以事实和证据为经纬，陈述令人信服的逻辑，最后赢得这场辩论或官司。
此一游戏，在中国两千年文化中完全缺乏。
西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战犯法庭，审判纳粹战犯，安排辩护律师，是顺理成章之事。中国则在所谓粉碎四人帮之后，江青和张春桥一早知道红色中国公正的司法审判，他们自己也是共产党，因此省回一点气力，选择自我辩护或在法庭一声不响。但其他次等被告，还是选择了律师。
这时中国民间，对江青一伙“民愤极大”，不能接受原谅一个“为四人帮犯罪集团辩护”的人。然后同一律师又为魏京生辩护，则中共又不能原谅，认为如果这个律师脑子里不认同魏京生的政见和主张，换言之，在思想上与一个反革命罪犯同一伙，又怎会在法庭上口若悬河？如果这个律师口才好，令旁听的人个个点头，岂非同时在散播颠覆政权的言论？
直到今日，不止中国政府，除了城市若干少数知识分子或对西方法律有所涉猎的学者，整个13亿人口的中国民间，都仍处于清末之前的“中国式法治文化思维”状态。80年代当西方的法治和人权价值观有一点传入中国，似乎出现一点启蒙的曙光，但到了今日，在这方面，简单说一句，亦即“民智未开”。
张思之之所以成为所谓“中国最伟大的律师”，其实对于大量的中国人来说，他自己距离政治罪犯，也只不过一步之遥。他的生涯几十年，在中国政权的虎视眈眈之中，在民间的大妈的歌舞和街道委员会的监察之下，这个寂寞的知识分子，一生独行，没有知己，也没有学生，一个人已经“在潜在的犯罪道路上愈走愈远”。
他活到94岁，得以善终，竟然还有一座灵堂，这位张老先生，身为中国人，年轻时当初选读这一科，1949年居然还留在大陆，还能在他的专业上，非常固执地活到这把年纪，应该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