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位极权是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蛮治理，但却是中国自称其体制优越性的要素之一，充分显示中国倒转人类文明演进的趋势，乃至对人类文明形成“逆淘汰”的威胁。（图片摘自新疆警察文件）
第五论，中国的“极权诡辩”：科技纳粹
依据《纽约时报》“视觉调查团队”一项调查发现，中国正在原有基础上，以空前的规模收集数量惊人的公民个人资料，手机追踪设备随处可见，人人一条健康码。中共公安部门正在建立世界最大的DNA资料库，并在其人脸识别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民众的声纹。调查指出，中国部署了5亿只摄影机，将个人隐私录入功能强大的分析软体，识别一个人的种族、性别以及是否戴眼镜或口罩等等。所有这些资料都汇总并储存到政府的服务器之中。一份来自福建省的招标档案显示，这些资料规模非常庞大，每时每刻都有25亿张人脸图像被储存。用公安自己的话来说，这些视频监控系统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对人员的管控”，换言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庞大的数位极权主义国家。
中国的“生命政治”控制
中国政府以所谓社会信用、健康管理、治安保障、疫情防控、维稳等理由，合理化这种“数位监控”下极其丑恶的国家恐怖主义，这就是一种“极权诡辩论”，一种“生物政治”（biologization of politics）的堕落，也就是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说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操纵与滥用。通过对现代科技的反人道滥用，中国广泛运用生物医学、人工智能、基因工程、核酸检测，广泛搜集并介入个人身体的分子分析（深入到核酸基nucleotide base与酵素活动），在生命分子的层次上对个体生命进行管理、控制、改造，以实现国家对全体人民的“敞视监控”（panoptical surveillance），一个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小说《一九八四》笔下的“老大哥国家”。
以AI技术的人脸辨识和DNA档案（生命数据库），广泛运用于识别、监视、追踪、抓捕新疆维吾尔族人。这种建立在以科技手段控制公民思想与行为的“自动化极权主义”（automatic totalitarianism），是数位极权在中国最极端、最彻底的表现。然而，在已遭到世界广泛抨击之后，中国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
中国对新疆的数位监控
在新疆，除了遍布街道巷弄的摄影机之外，中共在新疆部署了数以百万的警察和监察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检查岗，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资金，用来掌控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这些警察可以随时拦下路人检查他们手机，查看是否有依规定安装政府设定用来监控通话和资讯的强制软体，以及查看为何手机流量“异常超量”或为何经常购票出国？若发现敏感资讯或照片，警察可以当下删除或没收；这些警察可以强制维吾尔人排队照相，以取得他们的面部特征并载入官方的数据库；这些警察可以针对“特定人士”并贴上“危险标签”，一旦设定完成，他（或她）每次离开社区或进入公共场所，就会触动警报系统，即使当事人尚未到达目的地，警察就已提前到达并进行盘问。
至于所谓“监察员”，无论白天或黑夜，可以随时闯入维吾尔人的住所进行盘问，进行所谓“忠诚谈话”和“可靠性评分”；在新疆，有高达7000名儿童遭到拘禁，即使维吾尔人上清真寺祷告也会遭到监视，理由是想知道他们向“阿拉”说了什么？是否向上帝密告“反党言论”？一个维吾尔儿童被盘问：你父母读《可兰经》吗？这个儿童诚实回答之后，这个家庭从此就人间蒸发。
一位记者询问新疆当地的警察为何要这么做？警察的回答是：“在中国，没有什么为什么！”
据统计，中国已经拥有近700亿条记录的数据库，相较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全国即时犯罪背景调查系统”只有1900万份记录，有如天壤之别。在新疆，只要有一张照片（或声音），只要有脸部纹路、视网膜、皮肤颜色等等特征，就可以“一键显示”数十亿份相关记录，列出被搜寻者的教育背景、家庭关系、交友情况、联系纪录，以及什么时候与什么人一起出入酒店或网吧等等。除此之外，中国还把新疆监视系统进行“全国联网”，追踪在其他省分流动的维吾尔人，目的是防止“预谋性串连”和避免对汉人产生“恶劣影响”。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以“反恐”之名，反到深入人体血液和细胞而获得巨大成效的国家！
牲人：极权统治下的维吾尔人
在极权统治下的维吾尔人，一如阿冈本（Giorgio Agamben）笔下的“牲人”（homo sacer，又译“神圣人”），这是一种任何人可以将其杀死而不必接受法律制裁的人，一种被黏贴了种族不洁的标记且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在习近平高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下，维吾尔人却是一种“中国共同体的多余人口”，只有将这些“维吾尔牲人”隔离或逐出共同体之外，中国才能维持国体圣洁并巩固自身的“无敌统治”。二战时期的纳粹希特勒，就是用这种方法对待犹太人。
数位极权是反文明、反人道的野蛮治理，但却是中国自称其体制优越性的要素之一，充分显示中国倒转人类文明演进的趋势，乃至对人类文明形成“逆淘汰”的威胁。实际上，“身体权”（包括面部特征与DNA）属于私法、私领域的范畴，是“人身保护”的底线，然而，不仅如此，中国的数位监控还运用在对异议份子和可疑人士的追踪与逮捕，包括政治活动与社会运动者、独立公民记者、维权律师、文字批评家、怀有冤屈的上访者、辍学或失业青年、闲散人员、贫困群体以及外国人等等，这种“科技的纳粹化”，将中国变成一个“全景监狱”，对人权与自由进行深重的迫害。
必须告别中国
基于保卫人类文明的立场，无论是脱钩、远离或围堵，全世界都必须告别中国。因为今日之中国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退化肌体，国际社会自私自利的法外集团，文化价值的偷渡客，历史事实的篡改者，中国赤裸生命的统治者；“告别中国”是一场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是人类集体生命与自我保存的最后一役。无人可以逃避，无人可以幸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中，认为自由民主体制将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实际上，民主并没有获胜，专制正在崛起。换言之，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重新书写。而在重写历史文明之际，“告别中国”必须是历史新页的前言和导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