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晋中川里插队那会儿，春天谷雨一过，平川地里的庄稼苗出来了，蹭蹭地往上长，生产队的羊群再也不能撵到大田里吃败叶枯草了，再要养活这群造粪的机器，只能走西北的吕梁山。那时那山里荒得很，宽坡大洼长得都是厚厚的羊儿们爱吃又扛饿的嫩草。所以每到谷雨，队里的羊群便在西北山名号非常响亮的羊夫帐房头老喜维的号令下起山了，伙计铁铁、根明、扣祥一干人等赶着上千的羊群前呼后拥地走在并不大宽阔的村道上，脆生生的鞭哨和他们很有点儿夸张的对羊儿们的呼叫声，引得过往的乡民们不自觉地行起了注目礼。
我下乡插队的第二年，便加入了这个在上个世纪中叶乡民们称之为“半牲口”的羊夫团伙。说羊夫们是“半牲口”是因为他们常年和畜牲们混生活，过日月，嘴臭得很，张口不是猪操的，就是狗日的，反正没有句干净话，对羊儿们的叫骂，对狗儿们的呼来唤去，好像这些羊夫和畜牲们的关系真地比和人亲，不叫他们“半牲口”，还能叫他们什么呢？
我那会儿非常愿意做乡民们口中的“半牲口”，既然都是“半牲口”了，那就更不必按人的规矩要求自己，你看不起我，我也就不用拿你这狗操的当人看，大家互称牲口，这在那会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你想想，慰问对方的老娘甚至祖宗都用一个“操”字，不是牲口又是什么？
再说，这“半牲口”们的生存环境要比乡民们强出许多，每天只需摇摇四两重的鞭杆就把全劳力的工分计下了，长年工，也不用操心工分让计工的少计了。还有就是吃食，走大山不单有人管饭，每天管饭的在地主还能给我们配发半斤莜麦面存下，半年后出山又是百十斤，那年头，莜麦面金贵，和白面一个价，一斤至少五角钱，你算百十斤是多少钱？一笔大钱。这么好的买卖哪有放过的道理？
起大山的那天，师娘给我往兜城塞了几个鸡儿蛋，叫我道上饿了吃，我便如同当年红军哥哥告别红都瑞金的乡亲们一般，别过几个相好的知青，踏上了进山的川道。我虽然不能像铁铁、根明那样雄纠纠气昂昂呼三喊四地上路，但也很男人地骂了两句，不好好走道，尽惦着乱搞男女关系的羊夫狗们，我说：才过了二月，你们他妈就又要走草！
下庄是我们平川里的羊群走吕梁的大山的必经之地。从边山崔家山进山后，下庄是羊群进深山过程中最重要的休整地，进山前，羊儿们刚下了毛，光秃秃地游走在还不那么炎热的山坡上，遇上雨天是要受风寒的，所以我们的羊群只在下庄村子边上的荒坡上吃草，并不走远处的大坡深洼，因此羊夫们的活计也就不大苦重，每天也就走不了许多的路。
在下庄，等光板的羊儿身上长起了绒绒细毛，把羊儿们的腿脚调整得硬朗了，再把羊夫们的心思收拾得不再想家里那摊子好的或者不好的滥事儿，一门心思赶着羊群走大山时，我们的羊群就会像一条山间涌动的大河流淌在吕梁层层迭迭的峰峦与谷地间。
立秋，我们的羊群便又会从坐坡的深山中起山，这次起山，羊群又会在羊夫们那句高吭的：妹子了哥哥哟——的呼喊声中，流动起来，一村，一寨，一梁一峁地往川里走。从羊群坐坡的静乐县老山里走到古交县的下庄村，便又要住上十天半月了。
每年秋天，我们羊群都要在下庄下毛，就是把吃了一夏天山里植物的羊儿身上的毛绞下来，没有农业社的时日，绞下的羊毛就是羊夫们当年走山的报酬；有了农业社，绞下的毛，大头归了生产队，但羊夫们每个人也能分上十来八斤羊毛，算是伙计们走了大半年山，农业社除了工分额外给的辛苦钱。那时，羊毛一斤卖给供销社两块五到三块钱，十来八斤毛卖出去对羊夫们来说，又是一笔大钱了。
我第一年走山，老喜维说，给我擀个五六斤毛的羊毛毡子冬天铺上扛寒。我说，都听师傅的。那毡子擀得了，足有八斤重。真是厚实，又特别防潮。就是冬天直接铺到地上寒气都上不来，我用了五十多年都没用坏，再睡什么样的床也舍不得扔掉了。看到那羊毛毡子，我总会想起那年那月，我吕梁大山里的羊群和我的羊夫伙计，还有我已经过世的喜维师傅，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暖意。
就因为羊下了毛，羊群才得在下庄再养些日子，让羊儿长出些新毛，便不再怕绵绵秋雨，不再怕越来越凉的天气，直到羊儿过了冬，春来进山前再绞毛，以此往复，这也就是生产队羊儿们的一生。
去过下庄，至今我还记得两个人，一个是下庄的支书，个子瘦高，言语不多，面容和善；另一个是那些年落在这里的一个教书先生。前者是师傅老喜维多年的朋友，我们到了下庄，羊夫们不用上卧场，村里给我们的羊群备下了圈，羊儿回来关进圈里就妥了，风吹不着，雨浇不上。早晨也不用天不亮就顶着星星上卧场，傍黑从山上回来得也早，吃过村里给我们准备下的茶饭，天还早，我也就有时间和机会与转转这石窑与石板为原料的民居，也就有了与村民们扯扯闲篇的机会，这也就使我认识并结交了后者——那位腿有些瘸的乡村老师。
那个教书先生腿有残疾，是个瘸子，三十初头，白静脸，一个人教着十来八个村子里的小娃，办得就是山里教学通常的复式班，十来八个人，小学六个年级，哪个年级都有。这老师也是山外人，但他没和我说过，他是怎么来到这老山里的，他也不愿意和我说他的家人，所以我也就不去打听他不愿意告诉我的身世。老师喜欢和我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学，诗歌和小说，他都能让我听着有趣儿。
我是个只读过两年初中就赶上革文化命的知青。我不知道社会为什么管我们叫知识青年？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拥有哪些知识。我只知道我晓得的许多事理比川里的好多老百姓都不如，可老百姓却叫我们大学生，绝对没有嘲讽的意思，从村里的书记到街上瞎跑的小娃都这么叫，大概是因为我们来自北京，住过皇城。
从第一次进了瘸先生的石板顶子的小窑，我就深深地感受到他身上有股书卷气和为人师表的教师情怀（那时，我还不知道情怀这个词可以用在这乡村教师身上，但我知道他心大，能装下许多孩子们的事情）。
老师那个不大的书架上有不少小说和诗歌读本，那张小黑板上有字时总是一笔一划工工整整的板书，无字时又总会擦得干干净净，乌黑发亮。
老师喜欢和我说的最多的是文学方面的读物，还有一些苏联的小说和诗歌。比如《青年近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前夜》《勇敢》等。他说，这些书都适合当知青的读读。这些书中的主人公，是苏联的知青，不管是在卫国战争期间，还是在建设边疆时，这些青年人有理想，有献身精神。老师还和我说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我说《教育诗》我没读过，但我看过有关教育诗的电影，知道苏联少年犯的营地怎么改造那些有罪错的孩子。他说，马卡连柯能把有罪错的孩子犯罪的成因写进诗里，是因为他关注孩子们的人格，他用诗的语言和情感关心这类孩子的成长，是多伟大的情操呵！由此展开，他说，他喜欢教小娃们识字念书，给他们讲些能让孩子们心灵美好的故事。山里的世界单纯，没那么多外边世界的争斗，少了许多是是非非与逃不掉的烦恼。
老师身有残疾，但他悲怜的情绪很少体现在他自己身上，他已经习惯了扭动着身子，去做健全人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迈过门槛去外面，总是那只比较健康的腿先出去，站稳了再拖动那条残腿，这动作做完，他通常要吐出一口重气。但他和我讲得更多的是他怜悯那些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他说，山里有山里的美，丛林、小溪和雾霭中的峰峦常常醉了他，可孩子们更该知道山外的世界，那世界虽然纷乱，可人的一生总是要见见世面的。孩子们能感觉到草枯草荣，却感觉不到社会的变化，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就是那几本教材和我讲给他们的外面的故事，而故事和他们成人后要面对的世界是两回事。我还不能给他们讲外面的凶险，因为他们的世界里有的只是单纯和善良。
我从老师的话里感受到他内心的矛盾，也意识到“人格”这个词对他，对人的成长有多么重要。他说，和小娃们在一起读书写字心里干净，就和这山里的天空一样清彻明亮。我当时不明白他说的干净是什么意思。问他，他只是淡淡地笑。从他与人不争的口气和平静的脸上，我感受到他不大喜欢大山之外热闹缤纷的世界，倒是喜欢当下闭塞贫瘠的乡村生活。在我以后的生活中，他的这些话常常唤起我对他和大山的记忆。
很多年以后，我也当了老师，才明白他说的干净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利益关系，没有欺诈，也不用相互设防，所有的心里事和心里话都可以当面锣对面鼓地说说清楚，就是吵个天昏地暗，收声还是好哥们，一句话交往不功利。
在下庄时，去他窑里的除了我，只是那几个学生，老百姓除去帮他办些他体力上办不了的事外，很少去他窑里。他腿疾，山里生活上的困难是能够想得出的，他的困难也有不少是他的学生帮他解决的，比如担水，他干不了，都是他的学生帮他从沟里把水桶抬上来，再送进他的窑里；还有和煤泥也是孩子们帮他把媒和挑来的土搅在一起，做成煤砖，再一块块地摞在他窑前。
有一回他和我说，你该去做十二月党人。我不解，说，你是说要我去做普希金那号的革命党？现在是啥年月了？一百四五十年过去了，沙皇早叫列宁打翻了。他说十二月党人是个概念，就是革命先驱的意思，任何时代都会有最早醒来的人。他又问我知道不知道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交好时，他写的那首著名的《自由颂》？他知道我答不上来，便背诵起来：颤抖吧，旧世界的专制暴君，民众呵，鼓起你们的勇气，听：站起来，趴在地上的奴隶！
我被他发自内心的声音感动和震撼，我不知道他的过去，但我能感受到他心灵经受过的痛苦和他要摆脱痛苦的抗争。我甚至感到孤寂中的他其实更愿意和人交流，只是这交流仅限于他愿意拿出的那份心思。
平静后，他问我读没读过车尔尼雪库斯基的《怎么办》？我说没读过，但知道这是本带哲学思想的小说，书中有个女主角叫微拉，还知道列宁写过本书也叫《怎么办》。他说，列宁就最喜欢车尔尼雪库斯基的《怎么办》，他流亡国外，写《国家与革命》时就把这本书带在身边。
他还问我读没读过《牛氓》？我说是个英国女人写的，只记得亚瑟的名言：我从死里回来。他说那你就该明白革命者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我说，我只是把这书当成个冒险有趣的故事读，没想过还有那么深的含义和思想。他说再过几年，你长成大人就会明白我说的话了。
我说，我已经十八了，早就长大了，信仰和牺牲这种词大字报里说得还少么？都是些漂亮话，如今除了想往上爬的人，有几个还用这些词说事的？村里的农民想的是秋后能分多少高粱和玉米，知青想的是啥时能分个工作回到城里。这些不叫信仰，叫实惠，但谁都能接受。
他又笑了，说，信仰不一定表现在大字报和心口不一的嘴上，信仰在你的心里，过丰衣足食的日子，找到心仪的工作虽不叫信仰，但也是美好的愿望。
那天晚上，为他说的“信仰在你的心里”这句话，我想了很久。先是想他字正腔圆地领着孩子们诵读放牛郎王二小的歌词，又想他伏在小坑桌上一遍遍地批改孩子们的作业，再想我自己甘愿顶着“半牲口”的名号来这大山里放羊，究竟是为什么？为躲社会上纷杂的人际关系？不再介入好人还是坏人的思谋中，或者是图跟畜牲们打交道随心所欲，省心也快乐地享受乡民们难以得到的物质报酬？想到梦里，也没想出个头绪。
那个时候，我既不懂尊严对人生命的重要，也不知道为信仰可以牺牲生命是一个革命者必备的品质。过了很多年，张志新和遇罗克的种种事迹见诸报端，我才领会当年瘸子先生和我讲的信仰的力量和牺牲精神对一个人的生命该有多么重要。我也才又重新认识羊夫是“半牲口”这句话给羊夫，给我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是别人践踏了我们的尊严，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把尊严当成人前人后都要撑起的脸面。为此，我们真就死心塌地当了回“半牲口”，并没有想过，去洗刷这不大文明的名号和这名号赋予我们的自在行为。这“半牲口”的称呼也就伴随着我们与队里的羊群，自由自在地行走在吕梁的崇山峻岭间。
在下庄，我还见到以前我不曾理解的友情和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信任。师傅喜维和下庄村的书记是多年的朋友和伙计。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不是在嘴上是在肝胆相照的心里，一频一笑，一支烟，一盅酒，一个简单的手势都能传递彼此的意思和交情，这种情感是几十年相濡以沫的患难和互助中结成的，没有真诚，没有穷苦人之间的体谅是不可能有这等的肝胆相照。
我们和羊群在下庄受到的优待：我们的吃住和上千只羊儿夜间卧下的圈，都是他们相互间多年的信任和友情制造的，而他们之间信任和友情的巅峰或者说最高境界就是指腹为婚，这不仅是嘴上的仪式，更是多少年坚持的信念。很多年后，老喜维的女儿嫁给了下庄村书记的儿子，并且当了老喜维的上门女婿，因为老喜维只有这一个独女。
又过了很多年，老喜维的孙子从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了。那时国家已经不包大学生的分配了。老喜维的女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能不能给孩子找个工作，谋个生计。那时，我已经退休，已经脱离了社会活动。可我有个一起插队的同学还在岗位上。电话打给他，说了孩子的情况，我的那个同学便二话不说地把孩子安排在了他的公司。
又过了很多年，那孩子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了，有回来北京出差，他顺便来看我。闲扯时，我就和孩子讲起我去过他的老家下庄，讲那山里的坡地和泉水，还有那个和善又孤独的瘸先生。他很惊奇。但他想了想，很快说，他爸和他说起过我。对，他爸就是书记的儿子，而我去下庄时他还是个孩子。我明白了，他没准还真是瘸子老师的学生，在他老师的窑里见过我。
世界很大，也很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