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深圳的抗疫灯光秀打出了这样几个字——保绿码，搞钱钱。但对于很多中小企业主来说，搞钱正变得越来越难。
疫情之后，这种物质层面上的难，正在转变为精神上的难。一个显著现象是，深圳唯一的一家三级甲等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康宁医院”里，多出了许多中小企业主的身影。医院成立已42年，其精神心理科下，设立了睡眠障碍、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等门诊，正好与这些前来医院寻求帮助的企业主们的症状相呼应——焦虑、抑郁、睡不着。
他们搭乘过时代的“电梯”。从农村出身一无所有，在过去的十数年的几波造富浪潮中一跃成为企业的管理者，进入富裕阶层。今年2月深圳统计数据显示，中小企业数量超过25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量的99%以上。毫无疑问，他们是深圳经济的毛细血管，更是活力之源。
在深圳，精神疾病已经成为它的常见病之一。40年来，深圳常住人口从31万增长至1343.8万人，增长42倍。同期，北上广人口增长只在1-2.5倍之间。在康宁医院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深圳市居民各类精神疾病加权终身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1.87%。而疫情放大了这种压力。
王永军，现任深圳市康宁医院临床精神病研究室主任。他今年50岁，博士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也是清华大学博士后。同时，他也是一位新深圳市民。他既享受深圳的开放、包容，也感受到竞争带来的压力。最近，他接诊了许多焦虑的老板们。
以下是深圳康宁医院王永军的讲述——
返贫焦虑
近两年，来找我看焦虑的企业主越来越多，普遍都只有三四十岁。最近的患者里，有一位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他是很典型的一代深圳“移民”，40岁，人很内向、有涵养。经过十多年奋斗，积累了今天的财富，已经拥有了一家上市公司。
通过进一步沟通，发现他是典型的焦虑症，产生了一些躯体不适。和人聊天的时候声音都带着细颤，止不住发抖；坐下来不停换腿，不能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他也主诉自己时时刻刻处在不能控制的担忧之中。
理智上他知道这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细节不会出太大纰漏，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整天担心。这种难以控制的莫名担忧引发的坐立不安、肌肉颤抖，最后影响病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在医学上叫“浮游性焦虑”，是广泛性焦虑障碍的其中一种表现。
而引发他焦虑的直接事件，是家人突然生病和公司长期的运营压力。
我记得还有一个焦虑比较严重的男性患者，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他50岁，潮汕人，整个家族都是做生意的，做进出口贸易。因为疫情、国际贸易的原因，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他一坐下来就叹气，跟我说：“每个月公司财务赤字太厉害了。”
找到我的时候，这个患者整个人面容憔悴，满头大汗，两个黑眼圈非常明显。他一坐下就开始抠手指，说话的时候手和腿都在发抖。他主诉自己已经三四个月不能睡觉，靠每天吃3-4片氯硝西泮才能勉强维持睡眠、控制自己的焦虑情绪。
氯硝西泮有一定的镇静作用，他晚上刚吃完的时候，断断续续勉强睡一小会儿。到了白天就会精神倦怠，打不起精神做事，浑身乏力。来看我，是因为受到焦虑困扰，情绪低落，悲观绝望，他基本上无法正常应对工作，生意上的事情只能全部交给其他人处理。
他情绪极不稳定，烦躁易怒。状态好的时候，他精力旺盛、爱好社交、讲话滔滔不绝，对生意和生活会产生很多想法和计划，除了这些之外，患者还会变得易怒，到后期情绪失控的时候会对老婆使用暴力。状态差的时候，一段时间情绪变得极度抑郁，无所事事，所有的想法和计划都执行不下去，也不愿意去做。
判断一个患者是否是焦虑症至少有四个要件，首先要看他是否与躯体疾病有关，很多种躯体疾病早期可以是焦虑，其次有没有具体的生活应激事件引发焦虑，第三评估患者的人格和性格基础，第四确定焦虑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焦虑的患者不需要住院，回家按时服药就可以。但如果是性格缺陷明显、焦虑严重的患者，社会功能受损严重就需要住院。
越来越大的门诊量
从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明显感觉到康宁医院的门诊量越来越大。
即使是很贵的特需号，仍然是供不应求。每周二下午，正常情况下是预约5个病人，疫情之后，基本上每次都要加号，最多一次，我一个下午加了五六个患者。
整个医院每天门诊量每天都超过2000，睡眠、焦虑、抑郁这三个科室的专家号都很难挂，放出去很快就全挂完了。调查显示，几年时间，康宁医院的门诊量翻倍。
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创业者普遍处于焦虑状态。很多老板就诊的时候会有秘书陪同。他们不仅有自己赚钱的压力，还负担着很多家庭的生计。
不过，他们不避讳来康宁看病，一方面是这些企业主相对来说经济基础比较好、世面见得多，敢于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活事件引发的焦虑，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不得不治疗的地步。
同时，重病患者也比较多。从今年开始，住院病人数量就没有低于1600人。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坪山区和罗湖区总共开放床位只有1330个。
2020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接诊过一个年轻人。陕西的小伙子，只有二十来岁，因为和同事产生了肢体冲突，对方报警之后才被送到康宁来。
我一看就知道他肯定是患有重度焦虑，情绪非常不稳定。他跟我交谈过程中对我不信任，总是抬头看监控器，认为我和警察是一伙的，肯定不会向着他。而且觉得周围很多人要害他，上司也看不起他，扬言出了医院就要报复他们。
仔细询问才知道他老家在农村，全家5口人就靠他一个人赚钱。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四五千元，他自己要生活，还得给老家的父母寄钱。同时从小也缺乏亲人的关心，住院了都联系不上他父母。他一直不知道怎么排解自己的情绪，遇到挫折就会把其他人和事往最坏处想——每个人都要害他，最后形成恶性循环，被大家集体孤立。
甚至成年人自身竞争的压力会传递给未成年人。最近经常有妈妈带着孩子来门诊找我，觉得孩子精神状态不好，情绪不稳定：一天到晚玩手机、打游戏，就是不好好学习；或者不服从学校管束，对任课老师、班主任乃至家长都有强烈对抗情绪。好多家长和孩子的沟通方式存在问题，焦虑程度比孩子还严重，家长的焦虑得不到缓解，孩子的问题很难解决。
很多控制欲过强的家长，喜欢数落孩子——你这样想不对、那样做也不对，没有一件事让他们满意。家长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指责最后会内化为未成年人思考问题的方式。
有一个女孩高中期间因为出现幻觉，被其他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到我面前的时候戴着巨大的黑色鸭舌帽，不断自我贬低，认为自己颧骨很高、长得难看，平时走在大街上，很多人总是议论她的长相，对她指指点点，监控器也是为了监视她设置的。
仔细问诊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不允许自己犯错、不能存在任何瑕疵。她患病前学习成绩很好，有反复检查和自我反省的习惯。结合家庭教育进行综合评估，我确定这个女孩患有精神病性强迫症。
（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