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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二舅”的鸡汤滋润了观众心灵,却遮蔽了历史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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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摄者作为1990年出生的大学生,并且教过历史,却仅仅停留于“鼓励”,却显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片可以作为可口的心灵鸡汤,却无法转化为改变现状,制止酿就普遍性悲剧的力量。拍摄者可以借“二舅”来收割流量,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被周劼这样的人压制和欺凌。拍摄者讲述二舅,以抽空历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选择素材,来提供“正能量”;用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通过“比苦”来消解现实中的问题,实际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作为一个在湖北农村出生长大,有着近30年农村生活经验之后北漂的人,第一次观看“二舅”时,它很容易引发了我的情感共鸣;第二次观看时,就没有什么感觉了;第三次观看时,则是感到了拍摄者的做作和刻意。

一定程度上,“二舅”具有中国人身上的良好品质:勤劳、坚韧,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强不息;另一方面,纪录片的拍摄者采取的叙事方式和叙述策略,让众多中国人历经的苦难被遮蔽——尽管拍摄者是教历史的,但此片并没有上升到历史的高度,而只是沦为一锅抚慰人心的心灵鸡汤。

“二舅”身上,体现了平凡人的伟大

首先我必须承认,这部片子确实有打动我的地方。

一个因为医疗故障而身陷残疾的聪颖少年,无师自通学会了木匠手艺,养活自己,帮助家人,资助养女买房,后来还学会了各种其他的技艺,帮助村里人维修各种机器,六十多岁还照顾88岁的母亲……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二舅”在道德和伦理上都无可挑剔,并体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另一方面,“二舅总有办法”面对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坚强面对自己遭遇的难题,并且逐一解决。大集体时代,他通过做木工养活自己,两个妹妹出嫁,他用一双巧手做出在但是看来是“豪华”的家具,为妹妹争得了体面。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种种不公平。这意味着,所有国家,所有社会都会出现类似“二舅”这样的人。无疑,“二舅”这样道德伦理高尚,品格高贵的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年代都值得人们敬佩。

而他身上自强不息的精神,积极生活的勇气,永远会鼓舞那些处于困境或平凡生活中的人们。“二舅”能够刷屏,能够治愈拍摄者的精神内耗,原因也正在这里。

二舅究竟哪一年出生?

目前,已经有多名观众通过片子的细节来质疑真假。看过片子之后,我愿意相信,片子中的内容大致真实。在农村,类似“二舅”这样的人并不少见。但是,作者说片子里“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我却有点异议——至少,在二舅的年龄上,片子中两处的说法就自相矛盾。

片子里面先说,66岁的二舅拉着88岁的姥姥干木工活,即便这是今年的事,按照今年66岁计算,二舅应该出生于1956年;但片子的另一处又说,1977年恢复高考,二舅正好十八九岁,那么,二舅应该出生于1959年或1958年。

我指出这一破绽之后有人回应说,有的地方虚岁是比实际年龄大两岁。我姑且接受这一解释,但是,在同一部片子或同一部作品中,要么就是统一使用虚岁,要么就是统一使用实岁,如果虚岁和实岁都使用,则必须交代清楚。

但是,这部片子并没有交代。

作为一个长期做过记者的创作者,我愿意把年龄上的自相矛盾理解为拍摄者的不严谨,这一点小瑕疵不影响片子的真实性——但是,它和我将要说到的历史相关。

被抽空的历史背景

这部片子讲述的是“二舅”的个人史,它讲述了“二舅”人生中的种种悲惨际遇,因此引发了很多农村出生观众的共情——但是,拍摄者却刻意抽空了历史背景。

虽然片子中“二舅”的年龄不够准确,但大致可以推算出,“二舅”出生于1956-1959年之间。无论是这四年中的哪一年出生,“二舅”都要经历1959-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

根据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党史出版社)第二卷下册563页披露:“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都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注意,这只是1960年一年的数据。

如果“二舅”是河北人(网上披露),那么,他或许受益当时的河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家口视为第一书记胡开明。胡开明1959年12月11日就任张家口市第一书记。此前,由于高指标和虚报浮夸带来了高征购,农民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张家口市每月饿死1000多人,其中包括一些哮喘病人——他们既需要粮食,也需要大烟土。胡开明和其他领导商量后,向哮喘病人同时发放大烟土和粮食。此外,胡开明还发动张家口民众采集野生杂物。此外,胡开明还通过省委领导像毛泽东请示,杀掉过不了冬的老牛和瘦羊救荒,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胡开明还向省委请命增加农民口粮。因为1961年1月宣化市非常死亡达1891人,河北省委做出决定,全省范围内,将每人每日4两口粮增加到6两。(以上资料来自《胡开明并非胡“开明”》一文,作者晓凌、柳铮)

不管“二舅”是什么地方的人,他必定会和姥姥、大舅一起挨过饿。如果他是河北人,就受益于胡开明。他能够在大饥荒中活下来,就已经很不容易。

另外,有许多运动,在“二舅”生活的年代都必须经历。《中华人民共和编年史》(廖盖隆、庄浦明主编,人民出版社)显示,1962年,包产到户责任制再次受到压制;1963年,农村“四清”,1964年,农业学大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

在“文革”期间,教育秩序混乱。在1977年之前,推行的是工农兵上大学,而不是看成绩。在此期间,生源的文化水平极低,大学教育的效果也极差。而被推荐上大学的农村青年,往往是干部子弟或关系户。“二舅”出生于1956-1959年之间,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二舅”成长、生活的年代还有一个巨大的历史背景——那就是“剪刀差”。

所谓“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因用图表表示呈剪刀张开形态而得名。它表明工农业产品价值的不等价交换。如果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越来越大,叫扩大剪刀差;反之,叫缩小剪刀差。通俗点说,就是国家为了积累发展工业所需要的原始资本,压低农产品的收购价,却把工业品极高的价格卖给农民,通过剥夺农民来发展工业。

在“二舅”成长的年代,农民的贫困主要是因为制度性因素,而不是农民自身造成。八九是年代,沉重的农业税和附加费曾经让农民不堪重负(即三农问题)。直到新世纪以后,国家才开始反哺农民。

我八十几岁的岳母(大概和片子中的姥姥同龄),现在住在湖北云梦县城四儿子给她购买的住房里十几年了。因为以往的生活过于艰难,在她生命中留下的创伤过于巨大,每次妻子回家,她都要一遍又一遍地诉说自己从前的苦难经历,无法从记忆中走出。

我的岳父年近九旬,以前是公办教师,大饥荒时为了养活家人而回家务农,到现在还能背诵论语,他也曾数次对我讲到大集体时代生活生存的艰难。

我的父亲**1949**年出生,生前曾对孙子回忆,大饥荒时自己饿疯了,十多岁的他拿起斧头追着要砍母亲,我的小脚婆婆(奶奶)吓得飞跑,围着屋子跑了三圈。随后,我父亲扔掉了斧头,母子俩抱头痛哭。后来我家日子过好了,他只吃肉鱼,不吃米饭和蔬菜,明知道这样不健康也不改。有时,他喝下几杯白酒,就眼泪汪汪的对孙子说,“我以前苦啊!”

我的母亲1948年年底出生,比父亲大几个月。大饥荒刚过去,短视的外公发现农村先好转,硬是把户口从武汉迁回了云梦县的农村老家。从此,母亲就堕入了艰苦的农村生活。她现在住在合肥大妹家。大妹告诉我们,她回忆最多的就是自己年轻时在大集体时代吃过的苦。

刘亮程在《一个人的村庄中》写到:“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孤独地过冬。我们帮不了谁。我的一小炉火,对这个贫寒一生的人来说,显然杯水车薪。他的寒冷太巨大。”

方方曾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那里,可能就是一座山。”无论是我的岳父岳母,还是父亲母亲,他们的经历都并非个案,而是两代中国农民的普遍经历。可以说,时代的灰尘,落在了所有的那几代农民身上,少有幸免。“二舅”比他们年纪小一截,但有相当一段时间是重叠和共时。但是,这个片子抽空了这些巨大的历史背景,让“巨大的寒冷”消失无踪。

苦难不值得赞美,它不应该成为鸡汤

十几年前我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起初,书中对贫困者的心理描写,以及陀翁的悲悯,东正教的救赎意识对我的心灵形成了强烈震撼。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多部小说中,将“受苦”作为解决精神困境和内心冲突的方法,却是一种受虐狂的表现。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怎样在身体和精神上受苦,都只能磨灭自己意志和欲望,消耗自己身体而无助于解决生活中的任何现实问题——你受了再多的苦,也不能根除现实中那些造成很多普通人悲惨命运的因素,也不能让你的下一代避免重蹈覆辙。

每个观众或许都会尊敬“二舅”身上历经磨难而庄敬自强的坚韧。但不可否认,当制度、政治、社会等因素所施加的压力作用于“二舅”身上时,“二舅”的态度是“逆来顺受,顺来顺受”,“二舅总有办法”只是运用自己的智力和技能,在压力下艰难腾挪。和众多的同龄人一样,“二舅”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帮助了家人和村里人,但他一生也只是卑微而艰难地活着,如此而已。

苦难和苦难之间,或许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苦难就是苦难,而不是鸡汤。尽管我岳父岳母、父亲母亲的生活经历,会激励我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实现父母没有实现的心愿,但是,他们经历的苦难,我永远不会想到自己要再度经历;我也不认为我和弟弟基本实现我父亲的心愿,是父母苦难经历所激励的结果——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机会,社会环境的变化,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几率,比大集体时代要高。

我相信,拍摄者说“回村三天,二舅暂时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是可能的。但是,自己的问题终须自己解决。内卷、996、经济下滑等等现实问题,社会上的不公正现象,终究需要改革或者所有人的争取才能逐步改变。在这一点上,“二舅”无助于现实中的人们,恰恰相反,积极的介入才能促成现实的根本改变,避免自己和后代重新遭遇“二舅”的命运。

“二舅”从沉默的大多数,被拍摄者的展示而成为“网红”,由此引发了许多争论。观众不需要二叔扮演申诉者和抗议者的角色,但是,将苦难转化为心灵鸡汤,却显示拍摄者(也是代言人)的幼稚和功利。拍摄者的言说配不上数十年里中国农民所经历的苦难,也配不上“二舅”所经历岁月。与过去几十年沉痛的中国历史相比,这个片子显得肤浅而轻佻

对苦难的耐受力越强,就越会阻碍人们改变现实

黄炎培生前曾经对黄万里说,在古代,只有统治者对不起人民,从来没有人民对不起统治者。翻一翻二十四史就不难看到,在历朝历代,即便是和平年代,底层的农民也一直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大多数时候都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如果遇上朝代更替或者战争叛乱,更是会沦为任人宰割的牺牲。

长期以来的君主制压迫,几千年以来深重的苦难,使得中国人对于苦难有了超强的耐受力,但凡生活有所改善,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并有机会积累财富,或者有机会阶层上升,他们就已经很知足了。

然而,对苦难超强的耐受力,恰恰会阻碍人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拖延根本性的变革。当人们忍受着过于巨大和深重的苦难之时,一点点改善可能就会使很多人满足,继而不思进取。实际上,他们本可以追求更多的改变,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获得更多更好的机会,免于遭受以前的痛苦和艰辛

但是,“二舅”不能给予这些。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二舅”愤怒起来,也无须为“二舅”讨回公道。但是,所有民众都有权利追问周劼这样的既得利益者权势和财富的来源,“二舅”的不幸,拍摄者自己的“精神内耗”,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的岁月静好所致。而“二舅”一生的际遇,让人很容易想起王夫之的名言,“其上者申韩,其下必佛老。”

“二舅”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并且安之若素。但是,拍摄者作为1990年出生的大学生,并且教过历史,却仅仅停留于“鼓励”,却显示出思考的缺陷和不足。本篇可以作为可口的心灵鸡汤,却无法转化为改变现状,制止酿就普遍性悲剧的力量。拍摄者可以借“二舅”来收割流量,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孩子不会被周劼这样的人压制和欺凌。拍摄者讲述二舅,以抽空历史背景的方式精心选择素材,来提供“正能量”;用一种历经沧桑的豁达,通过“比苦”来消解现实中的问题,实际只是精神上的自我和解——类似阿Q的精神胜利法。

另外,我也不认同作者所说,“二舅这把烂牌,打得是真好”——我既没看出来好在哪里,也没有看到“二舅”的胜利。和二叔几乎同龄的作家有:1955年出生莫言,1958年出生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的王朔……如果“二舅”1977年之后考上大学,必然更加有所作为——类似“二舅”这样只读过初中,考上大学的人那几年不在少数。片子中的“二舅”令人肃然起敬,是因为他的品格。从根本上说,他只是安然度过了自己平凡的一生。正如穆旦的诗歌《冥想》:

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

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

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

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

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2022.7.28急就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燕京书评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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