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宫周二（7月26日）表示，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
7月28日的拜习电话会谈，中共喉舌新华社的通稿洋溢着一片党文化定义的“胜利”。不过，中共即使能钻拜登政府的一些空子，但中美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摆在那儿，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只能引来耻笑。
第一，一厢情愿的中美“引领”世界
习上台伊始，就提要搞“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什么是中共心目中的“大国外交”？就是中美平起平坐。这在奥巴马、川普任上都没有达成。举例而言。2017年11月9日，中共“十九大”甫一结束川普即访华（这是无前例的），但当时川习会也只是说“双方同意继续发挥元首外交对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这次拜习会中，新华社通稿说，习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世界，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都期待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发展繁荣。这是中美两个大国职责所在。”当初，奥巴马连“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都不认同；现在，中共又提出“中美两国发挥引领作用”，胃口大了许多，足够在党内、国内宣扬了。
但是，拜登政府“竞争-合作-对抗”的对华政策，基点是“应当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共）国接触。（The common denominator is the need to engage China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这打中了中共的痛处。2021年3月阿拉斯加中美高层会晤中，杨洁篪的发飙（“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的面前说，你们从实力的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正是气急败坏、恼羞成怒的写照。说明美国清楚中共的软肋在哪。从俄乌战争后中共不敢大规模实质性支援俄罗斯来看（虽然中共一再声称中俄友谊“没有上限”、“合作没有禁区”），美对中共拥有较大的总体战略优势，怎么可能和中共一起“引领”世界呢？中共这是典型的痴人说梦。
第二，中共在中美关系中的虚假“主动权”
中共一贯讲“笔杆子”，就是宣传、煽动、造假。这次又表现的淋漓尽致。首先，习“应约”同拜登通电话，暗示拜登有求于习。其次，“两国元首就中美关系以及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坦率沟通和交流”，这里没提以往多有的“建设性”这个关键词，暗示习态度强硬，不惜硬碰硬。再次，习批评拜登“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和定义中美关系，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和最严峻的长期挑战，是对中美关系的误判和中国发展的误读，会对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产生误导。”
而从2021年3月阿拉斯加高层会晤杨洁篪发飙，到7月天津中美副外长会晤中共提出“两张清单”，再到今年7月9日王毅向布林肯提出“四张清单”，表明中共一直在以攻为守，向拜登政府施压。
拜登政府对付中共，乃是软硬两手。软的一面，是为中美关系建立“常识性的护栏”。突出体现在中共归纳的拜登政府“四不一无意”的对华政策立场（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硬的一面：军事政治上，大幅加强针对中共的军事部署，展开军备竞赛，推进印太军事联盟，使北约战略新概念纳入中共“系统性挑战”等等；经济上，通过芯片法案，“再工业化”，推进全球供应链重组，推出印太经济框架等等。拜登政府力求重塑中共的战略环境，迫使中共不得轻举妄动。5月26日，布林肯的对华政策演讲，重申美对中共开展“长期战略竞争”的定位和取向，并且概括出以“投资、协同、竞争”（invest，align，compete)）为支柱的政策框架。中共大为恼火。不仅全网封杀该演讲全文，还泼妇骂街式的称其“更像是针对中国发起的全面战略竞争或战争的宣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5月27日语）
第三，对佩洛西访台之事的臆想“胜利”
前面两点是明明白白写在纸面上的，但中共的第三个精神胜利却在纸面之外，拜习会对佩洛西访台之事不置一词。其实，佩洛西访台一事，中共方面的反应也非常强烈，而拜习会仍如期举行，说明中共有求于美，不敢借佩洛西访台之事取消或推迟拜习会。中共的强硬反应实质是穿帮了。
但是，中共的“精神胜利法”对此编造一番谬论：其一，拜登不仅没有支持佩洛西，反而掣肘，美方颜面无存。其二，佩洛西最初计划四月访台，后因染疫推迟，中共称是“政治染疫”，自己的反制措施发挥了作用；其三，佩洛西的这次亚洲行，台湾处于“未定”状态，正是自己的“严正以待”、五场军演，使佩洛西不敢公开声明访问台湾，即使去也只能偷偷摸摸去，这是自己的胜利。
结语
在外界看来，中共从其特殊的思维方式出发得出的上述“三大胜利”，可谓荒唐。但是，中共却洋洋自得。这是因为中共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它有其特殊的党文化，与普世价值格格不入。中共这样的自欺欺人，只会使其末路狂奔得更快。
不过，美国如果对中共党文化没有充分理解的话，很多时候也容易被它算计。例如，就这次拜习会，一些美国人也看到出了问题。
举例而言。Breitbar刊文（“中国版习拜登通话与白宫报告存在重大差异”）指出，中共媒体认为经济压力是拜登迫切需要与中共领导人对话的一个关键原因，却没有提到中国经济面临比美国更严重的问题（房地产市场崩溃，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制裁等等）。又如，《纽约时报》刊文（“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会和拜登谈些什么？”）说，“一些美国官员怀疑，习近平最近发难的真正原因是希望转移对其国内经济和疫情问题的注意力，或者至少是需要在国际上展示实力。”
的确，从3月18日的视频会晤到这次电话会谈，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诸如清零政策不受欢迎，上海封城重创经济，房地产债务正在增加，中国国内出现了悄声异议，习近平的地位有所动摇等等）。拜登政府原本可以抓住和利用中共的弱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