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帝国解体与自由的堡垒：乌克兰抗俄战争的历史源起、地缘政治与正义之辩》
作者：黎蜗藤
出版社：八旗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第十七章驳左派的“比烂主义”
虽然国际社会以“欧美亚太抗俄共同体”为主体的国际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支持乌克兰，但即便在“欧美亚太抗俄共同体”内部也有不少另一方的意见。这些意见中有来自右派的现实主义角度的论述，诸如“北约扩张才是俄罗斯入侵的根本原因”，笔者在此前已分析过这种观点了。但也有不少另一方意见站在“左派”立场，批判“为什么谴责俄国侵略乌克兰，而不去谴责美国侵略”？至于在“欧美亚太抗俄共同体”之外的其他国家有类似意见的就更多了：“西方这么关心乌克兰，为什么不同样地关心其他被侵略地区的人民？”
在繁体中文界，以香港知名左派记者张翠容的话最有代表性。她在其个人脸书上发文，指责某学者在其评论文章中对俄国入侵感到的震惊和愤怒为“迟来的震惊”、“迟来的愤怒”，指出“其实，在21世纪类似普丁罔顾国际法入侵别个主权国家，他不是第一人”，接着她举例美国“侵略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及以色列空袭迦萨地带等“对另一民族进行一场又一场的大屠杀”，认为“当中的不言而喻：国际政治就是丛林郑治，自古至今都是如此”。当然，她表述的意思不是像右派那样“认为丛林郑治是合理的”，而是“以前为什么不愤怒”。
在英文界，以印度左派记者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在《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发表的〈“不文明”人民眼里的乌俄危机〉（｀Uncivilized' people's view on Ukraine-Russia crisis）最有代表性，他指责西方政治家和媒体对“地球上其他地区发生的战争不感兴趣”，比如就没有人关注刚果战争。
这种意见不但在媒体中散见，还是一些国家的公开立场。比如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大会上，南非代表就这样为自己的弃权票辩护：自己不是不反对俄罗斯入侵，但认为“西方国家”在以前其他国家被侵略时，并没有以这种强度去谴责侵略者。如果南非这次投了赞成票，就等于承认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
这些说法，通通可以归结为“你也怎样”主义（Whataboutism），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和右派的说辞一样，它们都经不起推敲。
为什么西方国家不以同等关注对待其他地方？
确实需要承认，这次西方国家（其实是“欧美亚太抗俄共同体”，包括了日韩新等亚洲国家，这里就先用“西方国家”指代了）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比对其他战争的关注更大。无论政府采取的强硬措施，企业采取的撤出政策，社会行业的脱钩化，还是媒体的重视和同情，都是冷战之后绝无仅有的。
然而，只要不是极端左胶，就会承认每个人每个国家，对人对事都有亲疏之分，不可能完全一视同仁。比如，如果有人的家人亲友不幸去世，他一定会感到很悲痛，但一个与他完全无关的人去世了，他大概连半点感觉都没有。反过来说，世界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去世，如果每个去世事件都要悲痛一下，那么还能干其他事吗？那种要求不但脱离现实，在道德上无限上纲上线，就连“极端左胶”自己也做不到。
其实岂止人与人之间如此，人类对其他物种也是这种态度：对与自己亲近的物种如猫、狗非常疼爱，但对打死一只蟑螂、一只苍蝇，甚至完全无害的蚱蜢、蚯蚓都没有太大心理障碍。
同理，每个国家的政府、企业、行业组织、媒体也会把最大关注放在“自己人”或“自己邻居”上。这不但是人类本性，也可以合理化为受众的力量：政府要关注最多自己选民关心的问题、企业要注重在最大市场的利益而不得不顾及这些市场的消费者的感受、行业组织（如国际足联）要重视会员国（各国足协）的意见，媒体要优先报导最多自己读者关心的事。
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对欧美主流社会而言，乌克兰更是“自己人”：乌克兰人的主体是白人，乌克兰人主流信仰天主教和东正教，乌克兰的文化和欧美一脉相承，乌克兰更就在欧洲与欧盟国家接壤。
一些欧美评论家说的话可能不太好听，不太委婉，但背后意思没有错。这不是“歧视”，而是“更关切”。
对此忿忿不平的人也不妨同样把Whataboutism用在自己身上一下，你们国家（或地区）在报导“刚果战争”上，又做的怎么样？比如批判西方媒体没有报导刚果战争的那位印度人，难道印度有很多关于刚果战争的报导？笔者经常看印度的新闻，印度新闻界报导的比西方那些全球性媒体要狭窄得多了。事实上，有多少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战争，不是主要由“西方媒体”首先报导出来的呢？正在发生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战争、索马里战争、马利战争等，绝大部分国家报导的媒体，难道不是都从BBC、美联社、法新社等大西方新闻机构拿通稿？印度媒体怎么就不跑去报导埃塞俄比亚战争？
为什么只谴责俄罗斯，不谴责美国？
这种Whataboutism的出发点是，为什么同样的事“美国做得，俄罗斯做不得”？这里首先要指出，在美国参与的战争中，不是没有国家谴责美国。最明显的是伊拉克战争，就算是美国和西方媒体，也有很多谴责美国的声音。当然，这些谴责声量都无法与俄罗斯这次相提并论。而且确实更没有（或极少）国家因此制裁美国，这当然也是美国在全球的霸权独大的结果。
然而，在承认这些“现实”之后，只要真实地看待历史，而不是陷入某种宣传，就会同样承认，“谴责俄罗斯，不谴责美国”的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行为与俄罗斯这次有本质的不同。
在英文中（至少在美国英文中），“invasion”（“侵略”）并不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比如绝大部分美国媒体都用“theinvasion of Iraq”这类的字眼。但放在中文，“侵略”就带有强烈的是非感。反美成习惯的中文媒体就常常用“侵略”形容美国每一次参与的军事行动。但事实是，在冷战后，美国确实参与了多次海外军事行动，然而，参加战争（或卷入战争）不等于发动侵略，但绝大部分所谓“侵略”都是“正当的”、“合法的”。
先要说明何为合法，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体系中，并没有一概否认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即不认为凡是采取对外军事行动就是“非法侵略”。这主要看两个因素：第一，有没有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第二，是否“行使防卫权或集体防卫权”，两者之一皆可。我们不妨以此为标准，审视一下美国在冷战后参加的历次战争。
冷战后美国参加的第一场战争是1990年波斯湾战争。起因是伊拉克侵略科威特，把科威特吞并了。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众多决议，尤以660号决议（谴责伊拉克入侵）和678号决议（授权“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执行第660号决议”）最重要，它们赋予“侵略”伊拉克的“合法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才组成34国联盟“侵略”伊拉克。
美国参加的另一场战争是“索马里战争”。起因是从1992年开始进行索马里内战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794号决议批准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索马里维和部队进驻。但内战继续，在1993年的摩加迪休战斗中，索马里军阀攻击美军和联合国维和部队，造成24名巴基斯坦士兵和19名美国士兵死亡。时任总统克林顿宣布美军撤出。这就是所谓的“美国侵略索马里”。
美国参加第三场战争是以北约名义出兵参加的波斯尼亚战争。波斯尼亚战争起源于南斯拉夫（塞尔维亚为主）政府支持波斯尼亚的塞族人与波斯尼亚穆斯林及克罗地亚裔人的内战。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系列决议制裁南斯拉夫，包括成立禁航区和派兵。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836决议更授权派驻联合国维和部队防守波斯尼亚内的安全区，也请求北约部队执行封锁任务。在波斯尼亚战争进行到1994年2月，发生“第一次萨拉热窝大屠杀”，连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受袭，于是应联合国秘书长盖里的要求，北约开始空袭。美国随北约参加这次战争当然也是完全合法的。
再下一场主要战争是同样以北约名义参战的1999年科索沃战争。此事源于自从1996年就开始的南斯拉夫塞族政府对争取独立的科索沃人（阿尔巴尼亚裔）的内战。这次介入是因为在内战中发生了对科索沃人的“种族清洗”式（genocide）的屠杀，虽因为俄罗斯等国家阻挠没有在安理会获得通过决议，但科索沃人被种族清洗的证据确凿。最权威的证据之一是，隶属联合国体系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人物之国际法庭”审理战争罪行，当时的南斯拉夫领导人米洛塞维奇也被控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及科索沃三场战争中犯下66项罪行（米洛塞维奇在审讯期间死去），最后法庭在对161人的起诉中，成功定罪90人。因此，美国（和北约）参加的科索沃战争属于“不完全合法但正义”的战争。塞尔维亚、俄罗斯、和中国等都把这场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但放在欧洲和美国和大部分国家来看，根本没有国家认为这属于侵略，而属于解救人道主义危机。
再下一场战争是美国攻打阿富汗推翻塔利班。这是911事件后的反恐战争，既是行使正当的国家防卫权，也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更得到全世界的支持。别的不说，就说当年俄罗斯总统普丁和 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也都站在美国的一边。现在，在一些人嘴里却变成了侵略战争，何其荒谬？
美国在冷战后参加的唯一令人诟病的是2003年出兵伊拉克推翻海珊。首先说明，笔者谴责和反对这场战争。但谴责是一回事，战争是否“合法”又是另一回事，因为从国际法来看，这场战争的合法性只能说有争议，并非一定就是“不合法”。原因在于美国攻打伊拉克的重要理由“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虽然最后证明不存在，但当时海珊确实屡次刻意阻挠联合国调查团的调查，已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1441号（2002），该决议给予伊拉克“最后一次机会”履行联合国有关伊拉克解除武器的一系列决议。美国和英国认为根据决议，联合国已授权干预，不需要新决议再次授权。这种说法并非无理。尽管如此，当时美国和英国还是极力试图在联合国推动新决议，可谓在联合国框架内尽了最大努力。此外，美国组建五国联军（美国、英国、波兰、澳洲、丹麦），也争取到二十多国支持（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阿富汗、科威特、乌兹别克、阿塞拜疆、乔治亚、波罗的海三国、荷兰、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
再下一场战争是2011年美国跟随北约攻打利比亚。这场战争的起因是2011年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中爆发2月17日革命，军事强人格达费对和平示威者使用大杀伤力武器（包括导弹），震惊世界。于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1973号决议（2011），授权“国际社会在利比亚设立禁航区，以除了外国占领外的任何方法保护平民”，即包括使用武力。因此，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合法的”。
最后是叙利亚内战。起因是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与阿拉伯国家联盟22国（包括叙利亚的自由军政府）所承认合法的“自由军政府”之间的内战。以阿拉伯国家的思维，这是“阿拉伯人的家事”。在北约加入之前，卡达、沙特阿拉伯（支持自由军）和伊朗（支持阿塞德）都已介入了战争。美国和北约虽然支持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支持的自由军政府，但没有参战。到了2014年北约参战，这是因为内战形势出现突变，“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横空出世，成为史无前例的恐怖主义者组成的“国家”。于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2170号决议（2014），支持军事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和北约等组成有30多国参与的“联合特遣部队―坚决行动”（Combined Joint Task Force-Operation InherentResolve）落场参战（北约以外的国家包括澳洲、约旦、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新西兰）。因此，这也不是什么侵略。如果说美国是侵略，那么随后俄罗斯也直接介入反恐战争了，为什么俄罗斯就不是侵略呢？
由此可见，除了伊拉克战争有争议（在笔者看来是“合法的”，但错误的；与科索沃战争恰好相反）之外，美国在冷战后参与的所有战争都有确凿的法理依据。
与美国的行动对比，俄罗斯早在2014年把克里米亚抢过去，就是二战后首次“抢占领土”的非法行为。这次在攻打乌克兰更是完全非法的。俄罗斯甚至连装模作样先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一下的门面功夫也不做，把联合国完全抛在背后。
顺便说一句，一些反美宣传长期用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战争中的死亡全部都归咎在美国上，诸如“美国发动的XX战争，导致XX万人死亡”。然而事实上，绝大部分这些死亡人口都和美国没有直接关系，比如阿富汗战争中的死亡人口，绝大部分都是被塔利班不时发动的恐怖袭击中的平民受害者，此外还有重要的部分是战场上作战的塔利班，以及阿富汗政府军及盟军人员。
因此，所谓“为什么美国做得，俄罗斯做不得”根本就是错误的提问。正如同样是杀人，一个是正在执行法律的警察，一个是滥杀无辜的悍匪，你却质问“为什么警察能杀人，悍匪不能杀”，这岂非可笑？
比较是为了比谁更好，而非谁更烂
最后，Whataboutism不能沦为荒谬的“比烂主义”。
Whataboutism的逻辑基础是，通过对比历史案例而借鉴现在应该怎么做。这种思维本身不能说是错的。然而，要把它用对，一来要“怎么比”，即有合理的对比，比如以上通过分析美国和俄罗斯，就可以说明哪类的对比不合理；二来更要看“怎么用”，必须以善意（good will）为基础前提，向好的方面借鉴。可惜的是，现在通行的Whataboutism，却变成了“比烂”的游戏。
这里举一个笔者在中国论坛看到的例子。它非常好地说明了何为“比烂”。
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事件中，德国足协为表示支持乌克兰，在联赛徽号上换成了乌克兰国旗的黄蓝颜色。于是有中国球迷不满意了，说：“尼玛，别的欧洲国家就算了，德国当年在乌克兰没少犯罪，好意思啊。”
这里要解释一下。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既然德国以前“在乌克兰没少犯罪”，那么现在心中愧疚，不是应该更支持乌克兰人才对吗？但按中国球迷的逻辑，反而变成了：“既然德国以前伤害过乌克兰，现在俄罗斯伤害乌克兰就没有资格指责俄国了”，潜台词当然是：“既然德国可以侵略，为什么俄罗斯就不可以侵略？”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本来要让我们从中学习，以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在Whataboutism的“比烂”思维中，历史教训却成为“我们也要那样做”的理由。
应该说，这种“比烂”思维，近年来一直充斥着简体中文世界。比如，以前美国加拿大迫害印第安人，那么中国就有理由对维吾尔人西藏人不友善。比如美国历史上排碳多，于是中国就有大条道理先按美国的排放量大排放一轮，诸如此类。从这次乌克兰事件可看到，这种“比烂”思维不是中国的特产，很多其他国家也有一大堆。
在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上，南非的说法就是一个“比烂”的例子。其逻辑就是，既然以前“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被侵略没有那么在乎，那么现在其他国家也同样不应该在乎乌克兰被侵略。”至于什么“投票赞成了就代表承认不公正”只是在这个基础上借题发挥罢了。
其实，同样在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丹麦代表的发言就很能启发意义：如果西方国家以前做得不好，那么我们就更应该把握这个机会，从乌克兰被侵略事件开始，把这件事做好，而不是互相报复。只有这样，世界才会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笔者觉得丹麦代表的发言，很完美地KO了南非代表（尽管他不是专门回应南非代表的发言）。
作者为旅美学者，维吉尼亚大学哲学博士，从事海洋史、领土争议与国际法、民族史、亚太历史与国际关系、美中关系、美国政治、香港研究、全球国际关系、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与写作。时事评论、历史评论和科学评论散见于明报、明报月刊、信报、端传媒、新新闻、苹果日报、上报、关键评论、联合报、FT中文网等多家媒体。
评论文章〈Me too的三个论述：是人权，是对法治的补充，是改变社会范式的运动〉获亚洲卓越新闻奖卓越评论奖荣誉奖（Honorable Mention）。
黎蜗藤从2014年开始追踪乌克兰事务，熟悉乌克兰历史与现实政治，写有大量有关乌克兰（特别是俄乌、美乌及欧乌关系）的评论文章，希望读者能从乌克兰政治中找到与台湾的共鸣。著有《钓鱼台是谁的：钓鱼台的历史与法理》、《被扭曲的南海史：二十世纪前的南中国海》、《从地图开疆到人工造岛：百年南海纷争史》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