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警凃明诚、曹瑞杰22日值勤时身负多刀殉职，凶嫌林信吾冷血凶残，废除死刑的议题再次跃上台面。图：记者爆料网/提供
文革末期的1976年8月我从上海移居香港。那时的中国，是所谓“群众专政”、无法无天的时代，杀人可以不用偿命，也不会受到惩罚，不但共产党这样，连民众也被传染，只要你拿出毛语录念一念，“扫帚不到，敌人是不会自己跑掉的”，这就可以是杀人的理由。在上海黄浦区号称“人民大道一只鼎”的姚先生因为夏夜乘凉，大概给青少年讲点色情故事，就被司法机关公审枪毙，因为他与共产党争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到了香港，那时联合国的人权宪章很有热度，废死也在兴起。与中国相比较，我很快举双手赞成废死。然而这后半生在香港、美国、台湾住了40多年，我的看法逐渐有了变化。这不只是对废死问题，还包括一些或左或右的理念，都有深刻反省检讨的必要。例如左的废死，或右的市场经济的无形之手。主要原因是我所经过的人生历练，看到太多人性的弱点，尤其是人性的邪恶是无可救药的，用陈义太高的理念，是害人不是救人，或者为救一个人，害死几百几千人，这是社会应该付出的代价吗？这样做是挽救社会，还是伤害社会？
纽约是罪恶之都，深夜走在路上见到对面来人都会紧张，看来的是什么人。朱利安尼市长被称颂就是坚决打击犯罪，不管你是什么族裔。汽车城底特律市区一片破败，贱价房子也没人要买，就是治安问题，中产阶级全吓跑了。所以我对“黑命贵”运动嗤之以鼻，到了警察不敢动枪，那才是灾难的到来。警察执法过当当然不好，但是如果对手的动作有拔枪嫌疑，警察先发制人也情有可原。例如美警单膝压死那个弗洛伊德，固然是执法过当，然而此人也是前科累累，那个黑命贵有必要把此人描绘成为善良的受害者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香港与台湾，每次警察开枪后，都要写报告，检讨是否非开不可。这是民主国家必要的程序，然而如果报告做得太过厌烦，无疑会对警员造成太多心理压力而影响执法，那不是社会之福。沦陷后，现在香港已经鼓励警察对民众开枪，因为会获得共产党的表扬，乃至升官发财。台湾则拘泥于人权，还是法官不想得罪人免得将来受到报复而常常网开一面？但是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还是“人权”！马英九对中共杀人魔王点头哈腰，却在台湾鼓吹“废死”，是最典型的伪君子与政治骗徒。
美国的许许多多华文报纸最喜欢用种族歧视来煽动华裔读者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他们对中共的种族灭绝不吱一声，却对美国一些执法过当，甚至根本不是这一回事情却大喊大叫。明明现在美国人对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很反感，连累到美国的华裔，他们不去责难中共，却是责怪美国种族歧视，这种欺软怕硬的不同标准行径当然更引发美国人的歧视。而中国人把对他们的歧视扩大化，声称是对“亚裔”与东方人的歧视，更是包藏祸心，以混淆视听来掩饰中共的恶行。但是这些都掩盖在最高道德标准的“左”的人权理念下。也难怪香港朋友发明了“左胶”这个词。
对台湾的政治庇护法社会上也有争论。固然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过“人权高于主权”，我也认同。然而哈维尔与我一样是前共产国家出来的，我们所谈的国家，主要是针对共产党国家与其他专制国家，他们以主权来抗拒人权，所谓互不干涉内政。我们如果放松政庇，不要说批准大量中国人来台湾定居，就是允许他们来台湾寻求政庇，台湾也势必大乱。
美国关注中国人的人权，但是把许多事情上纲上线为人权而让大批中国人获准政庇，害得现在尾大不掉，美国的各个领域都被他们渗透，难以清除。因为说谎已经成为中共统治下中国人的本性，许多政庇都是假的，还有相当的中国民运人士为了赚钱配合他们欺骗美国政府为他们做政庇的“证明”与服务。
现在台美人在美国从政，还要到中共社团去拜票，不惜为他们“服务”，天可怜见。台湾是要这种人的人权，还是台湾国家主权下2300万人的人权？一味唱高调，如果不是糊涂虫，就可能根本就是为中共打认知战的。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必须是民主与独裁、自由与专制的根本区别。先把人权与废死强加到中共头上，不要面对中共轻描淡写或无计可施，却来对付民主国家的自己人，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阻碍我们打击共谍，维持良好的社会治安。结果却让中共与他们的“革命伴侣”在台湾的月光下谈情说爱。民进党是左翼政党，关心平民疾苦很好，但也要警觉自己不要成为左胶，在陈义高调中害死台湾。
真理不一定在左或在右，但是真理过头一步就会成为谬误。就像天才与白痴没有很明确的界限那样，高智商的人讲出来的话，有是与疯言疯语何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