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昨天谈普京、习近平的后集权，建制于民族主义，乃是共产党成功换代意识形态，向传统要合法性，如大俄罗斯主义、中国大一统这些货色，这个更新换代，也有一个过程，其建构至少也有三十年之久，人们早已忘记其滥觞，陈年旧事里，有一桩涉及到我，我亦有一文叙之，今天贴出。】
1991年春，我从巴黎转来普林斯顿的第二年，尚在哈佛读博士的丁学良寄给我一个复印件，并附言道：“这样的昏话，实在看不下去，你应驳他一驳。”
那是刊登在台湾《海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作者颜元叔，缘起他读了何新的什么宏论，“老泪纵横”:
‘信不信，我为亚运183块金牌，也情不自己地流泪——无他，只因为我们中国太需要成就，太需要出人头地！”
此人极为霸道，别人告诉他长江黄河污染严重，他竟破口大骂：“你这么糟蹋你自己的祖国，你究竟是‘人’还是‘狗华人’？”
丁学良最看不下去的昏话，是颜氏说中国的科学家“累死，多值得的死！她不死，千千万万她与他不累死，中国科学怎么迎头赶上西方！怎么出人头地！”、“所以，中国人必须以一条裤带束紧千万亿腰杆，中国人才得解放！”诸如此类的昏话，不胜枚举。（隔了三十年再去引述它，特别是背衬了目下中国两极分化、冤狱遍地、狼烟四起的图景，我都有点替对方脸红。）
读罢我便按奈不住挥就一文，作题〖对苦难漠视的残忍——读颜元叔大作有感〗，3月21日在香港《信报》刊出，我尚不知颜氏何许人也，只知他是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自然是留过洋的，而留洋阶层中多因憎恨西洋而倍爱中华，乃是某种心理扭曲，原不必认真的，我也只是凭了一时的义愤，去驳斥那种近乎蛮横的歪理，因为受不了他们这般辱没死于中共专制的几千万人，他们留洋只徒然惹了些自卑和偏激。但是，那时节大陆里面黄金滚滚、跑马圈地之间，有些什么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生成，却是我们看不清楚的，并非只有基督教、法轮功，这个体制也在打造新的意识形态，以取代原来老旧而废弃的。
不久，我在普林斯顿大东亚系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里混乱翻阅时，无意间发现从中国大陆进口的期刊杂志中，竟也有那本极左的《中流》，以公开反对邓小平搞资本主义而著称，其九一年六月号辟一专栏，名曰《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将颜文和《信报》上的拙文“一字不易，未加删节”地刊出，摆开一付约稿、摘登来信的大批判架势，这是文革及政治运动中党报必行的老套数，而六四屠杀后中共宣传机器对所谓“长胡子”的大批判，一般是不主动找靶子来打的，挑选我与颜元叔的笔仗大做文章，应属罕见。
《中流》的编者按说，颜文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应”，“我们不断接到来自各方面的读者的来稿、来信，以及在其他各种场合的反映。其中有思想战线的老前辈，也有来自最基层的普通读者”，前者指魏巍、吴冷西、程代熙等，后者冠以“来自广大读者的反馈”，则包括农民、中学生、教师、退休干部等等，不一而足，来稿来信皆一派文革大字报的谩骂风格，则是丝毫不奇怪的。可惜我只找到三期《中流》（九一年六、七、八月号），不知道这场“围剿”究竟持续了多久，却看到了晚近二十年里风生水起的民族主义喧嚣之端倪。
我对颜元叔等辈的驳斥，有两个重点，反过来成为他们批判我的重点，现分而述之。
第一，针对颜氏大赞中国大陆老百姓“一辈子吃两辈子苦”乃是值得的“炼狱”，我举毛泽东五九年“赶英超美”导致大饥荒饿死两千万人，予以驳斥，而魏巍等人对我的反驳，唯有彻底否认这场大饥荒而已，并斥为“反共传单上的下流语言”。今天，“大饥荒”真相在中国仍是禁区，所幸我们终于有了杨继绳和他的悲愤之作《墓碑》，真像已大白天下，再也不能禁止了。容我只摘引《墓碑》前言的一段话：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这个数字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一千多万人，发生在1914—918年，平均每年死亡不到200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四千万到五千万之间。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是在半年之内集中发生的。’
数字有时候比理论强大得多。颜元叔等人也许不知真相，但他们所秉持的一种“发展与国家强盛的反人道倾向”，是违反普世价值的，他们有的人从未在极权制度下生活过一天，却天然具有反人道的极权意识。
另一个争论重点，是长江、黄河的泥沙化问题，颜氏所代表的可称为“掠夺型发展与经济增长观念”，即晚近二十年中国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今天已成不争的事实，无需我们在这里多费口舌了。因《枪、细菌和铁》一书获普立兹奖的Jared Diamond教授，2005年出版一部新著《大崩坏：人类社会如何选择败亡或成功》，其中专设第十二节〖中国，蹒跚巨人（China, Lurching Gant）〗，他评说中国近10%的年增长率：
‘“受惠”于这些辉煌的事功，中国的环境危机演为最烈者，并持续崩坏之。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损、农田流失、沙漠化、沼泽消失、草原荒芜、和人为自然灾害之规模与频率增大，如物种侵入、无限制放牧、江河断流、盐碱化、土地侵蚀、垃圾堆积、水的污染和匮乏，还可以列出很长的单子。各种环境问题皆导致巨大的经济代价、社会冲突和健康问题，其中某一个单项都足以引起中国人的严重关切。但是以中国巨大的人口、经济和区域，其环境问题势必不止是个国内事务，而将泛溢到世界其他地方，凡是与中国分享一个星球、一个海洋、一个大气层的皆将渐次受到影响，亦即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将“全球化”。’
中国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是以一个民族主义的新意识形态作支撑的，其发展才获得了秦晖所说的“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降低交易费用”，是指保证各方交易（讨价还价）权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约的方式减少交易费用，而不是用剥夺一些人讨价还价权利的方式为另一些人降低“费用”，1992年开始的中国市场化，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农村则是宣布“土地公有”之外，任凭公开瓜分，然后就是“圈地运动”。这一切国家暴力的干涉，都需要一个政治前提，那是由“六四”屠杀所提供的，所以“六四”不能翻案，便是中共的底线；而无情的剥夺需要貌似合理的麻醉和慰安，这便是中共宣传机器的特长，我在上文提及的那两点，发展和国家强盛的反人道倾向、掠夺型发展与增长观念，便是他们民族主义武库里的两件把式。’
不过颜元叔的大作，实在是“国家话语”的一篇杰作，乃是何新，更不要说魏巍之流写不出来的，未知后来习近平怎么没把它收进中小学课本里去？
颜元叔虽然是从台湾出去留美的，但是他把留学中的个人经验，诸如“受歧视”的屈辱、尴尬、掩藏内心的痛恨等等，极准确地升华到一种集体的、种族的层次，于是就具备了作为“国家话语”的档次，而注定会被中共收编。
但是“国家”最看重的，是颜元叔所提供的这种私人经验中的耻辱、自卑、仇恨的成分，也就是所谓“耻”——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无疑储存了大量的“耻”，那是为“民族国家”建构预备好的“精神财富”，可以用来刺激、麻醉、洗脑国民，以便于驾驭和统治。
二战时期中共躲在陕北养精蓄锐，对蒋介石指挥国军浴血抗战作壁上观，但是夺取政权之后，它宣称自己才是抗战主力，以便最大化“国耻”资源，还径直延伸到一八四〇年才满足，非捞够“耻辱”泔水不罢休，这种精明令人望尘莫及。
可爱的颜元叔教授，还有魏巍他们，都号称是马克思主义信徒，却对晚近三十年中国的贫富崩裂之大不公平，不置一辞，熟视无睹，还推波助澜，不免也是那个“低人权、低福利、无工会、高消耗”发展模式的罪人；
另则，这些文人以极左理论为极右的政治服务、以仇外心智为从西方引进资本、文化作粉饰、以偏狭愚昧的国家主义喂养毫无个人权利意识的民众，凡此种种，皆营造着某种人格分裂的精神氛围，而弥散于中国近三十年，令民族和个人都很难建立自信、少受伤害，这便再也摘除不了“东亚病夫”帽子——这顶帽子，才是最耻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