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社周二（4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即将获得第三个任期，报道指出，在他治下的十年中，中国公民社会运动和独立媒体被彻底摧毁。
报道采访了前中国人权活动家查理斯（化名）。他还记得公民社会在中国遍地开花的时代，他可以帮助蓝领改善生活。现在，在习近平执政的10年里，像查理斯工作过的这类社区组织全部被解散。查理斯已经逃离了中国，他的几个活动家朋友被关进了监狱。
他告诉法新社：“2015年后，整个公民社会开始崩解，变得四分五裂。”出于安全考虑，他使用了化名。
报道指出，习近平即将在10月16日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获得第三个任期，在他管治下的十年里，公民社会运动、新兴的独立媒体和学术自由几乎都被摧毁。
由于习近平试图消除对共产党的任何威胁，许多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受到威胁、被监禁或流放。
法新社采访了八位中国活动家和知识分子，他们描述了习近平领导下的公民社会的崩溃，虽然有少数人仍然决心不顾风险继续工作。
一些人面临着安全官员的骚扰，他们每周都会传唤他们进行审讯，而其他人则不能以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
一位LGBTQ权利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匿名告诉法新社：“我的同事和我经常经历超过24小时的审讯”，并补充说反复审讯造成的心理创伤加重了他的困境。
“我们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了，不管是从财务或业务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层面。”
709大抓捕
中国公民社会的崩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活动家来说充满了障碍。
2015年，300多名律师和维权人士在一次名为“709大抓捕”的镇压运动中被逮捕，该镇压是以发起日期7月9日命名的。
据人权团体称，许多律师仍被关在监狱中或被监视多年，而其他人则被取消了律师资格。
另一个分水岭是2016年通过的所谓外国非政府组织法，该法对在中国运作的海外非政府组织施加限制并赋予警方广泛的权力。
一位环境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因担心报覆而匿名告诉法新社：“2014年，我们可以打出抗议的横额，进行科学的实地考察，并与中国媒体合作，揭露环境侵权行为。”
“现在我们必须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向公安报告。每个项目都必须与政府部门合作，感觉更像是一个监督委员会。”
零容忍
今天的情况与几年前明显不同，当时公民社会团体能够在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期开始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中运作。
LGBTQ青年团体成员卡尔（化名）说：“在大学里，几个以LGBTQ和性别为重点的团体在2015年左右兴起，”但他感到“压力越来越紧”。
到了2018年，政府对活动主义的零容忍达到了顶峰，当局镇压了正在萌芽的#MeToo女权运动，并逮捕了几十名学生活动家。
卡尔说：“以前悄悄允许的活动被禁止了，而像政治教育课这样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加强了。”
2022年7月，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向两名散发彩虹旗的学生发出了正式警告，而几十个LGBTQ学生团体的社交媒体页面被封锁了。
像粟米粒一样
另一个倒退的预兆是2013年的一份党内公报，该公报禁止倡导所谓的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如宪政民主和新闻自由。
高瑜说：“它把这些意识形态视为敌意，而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意识形态并出版相关书籍。”高瑜是一名驻北京的独立记者，在2014年至2020年期间，他因涉嫌泄露该文件而被关进监狱或被软禁。
高瑜向法新社表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知识分子可以质疑政府的错误。否则......这不是和毛泽东时代一样吗？”
现在，78岁的高瑜忍受着社交媒体的监视，几乎没有收入，并且被禁止打海外电话或与朋友聚会。
她说：“我们都像被村里的磨刀石磨掉的玉米粒。”
取代高瑜和她的同龄人的是那些鹦鹉学舌的鹰派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知名学者，而其他人则被迫离开他们的岗位，或忍受学生的课堂监视。
前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党的批评家吴强说：“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知识界盛行一种吹牛文化。”“学生们已经成为审查他们教授每句话的审查员，而不是通过相互讨论来学习。”
打不赢的仗
面对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许多活动人士不是逃离中国，就是搁置他们的工作。
只有少数人坚持下来，但他们要忍受包括网上欺凌等滋扰。
性别权利组织“北京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创始人冯媛向法新社表示：“也许现在我们正处于谷底......但人们仍在不知疲倦地发声。”
对其他人来说，比如环保组织的工作人员，这是一场“打不赢的仗”，他们声称所有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都是“反华的，被西方洗脑的”。
他们说：“这让我觉得我所有的努力都被浪费了。”
查理斯的朋友，#MeToo倡导者黄雪琴和劳工活动家王建兵，因颠覆罪未经审判被拘留一年多。
他认为当局将他们这些年轻活动家的聚会视为一种威胁--而起诉的门槛也越来越低。
他说：“政府现在的目标是那些从事小规模、巧妙、低调活动的个人。”“他们已经确保没有新一代的活动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