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看了我昨天的贴文后，说他不同意我借陶杰之口，将李怡形容为香港的伏尔泰，意思是溢美之词。我为什么会同意陶杰，完全是从我个人的经历得来的感受。
我三十岁来香港，按理心智上已足够成熟，我在大陆时，也与朋友私下作过对中共专政统治与文化革命的反省，当时最胆大包天的想法，也不过是希望“改善无产阶级专政”。
来了香港，一个大活人心惊惊入现代丛林，两眼一抹黑，心头渺茫，脚步虚浮，好像一个未经世事的幼童。那时在晶报做校对，每晚利用工作间隙搏命阅读不同的港台报章，“如饥似渴”地吸收新知识。读金庸的明报社评首先打开我的眼界，后来发现《七十年代》，又对其中的政治时事议题深感兴趣，从中吸收最初阶的现代社会常识。
从一个懵懵懂懂的人，到慢慢醒觉个人的存在价值，到理解自由﹑人权﹑法治﹑民主这些基本理念，到疯狂读书开脑洞，到萌生一些想法写成文字周围去投稿，再到文章被采用增加自己的自信。大概在最初十年间，我一直走在被启蒙被推动的路上。这中间，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是金庸，二就是李怡。
当年我甚至还不敢读信报，接触林行止的政经短评，也是十年之后的事了。一个身无长物的都市游离人，不敢奢望与财经扯上什么关系，我只能在自己有限的认识水平上，一点点去拓展自己的视野。
我后来接触很多同时代从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只要注重个人思想修养的，无不与我有同样经历，我一个朋友甚至每期买《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结束时，还购买了全套合订本。我们都是因为看金庸和李怡而思想开窍的，所以说李怡是启蒙者，是香港的伏尔泰，对我们这一辈来说，并不算溢美之词。
当然，后来金庸受邓小平厚待，走入建制，那是另一回事，但当年在我心目中，金庸社评仍是香港报海中一盏明灯。
李怡之可贵，是他觉醒得最早，当年他与中共决裂，罗孚还是左派文化界的主管，罗孚直到他被中共当局扣留北京十年，回香港后才回到独立人格的位置。而李子诵金尧如这一辈，也直到六四后才与中共分手。
李怡本出身于文艺青年，活跃于左派文青圈子，早年他阅读不少西方新锐哲学著作，曾写过几本关于结构主义﹑现代心理学﹑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他曾经把这一套旧书拿给我，希望再出新版，但因考虑市场反应不会太好，后来没有出成。这件事证明他年轻时勤于阅读，自我提升，希望有所作为。
据我所知，推动李怡创办《七十年代》的，是左派文化圈的老革命蓝真，蓝真先生晚年思想也很开放，他长期担任天地图书的顾问，为我们指点方向。当年在他支持下，天地才有足够多的空间去出版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好书。
李怡与中共决裂，起因是八十年代初胡耀邦率领一个三千人的代表团访日，被《七十年代》批评为太浪费，听说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大骂，说我们出的钱办刊物用来骂自己，李怡大概因此受到巨大压力。几经交涉，他始终不肯屈服，于是一不作二不休，索性脱离左派自立。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怡虽出身于左派，但他骨子里具有陈寅恪标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人，在香港这个自由社会，一个自由人有生存空间。当年《七十年代》脱离左派独立时，财政上曾遭遇巨大困难，后来据说向读者募资，得到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支持，终于活了下来。
李怡之难，难在他始终不改初衷，他反抗中共的政治压迫，反抗中共践踏香港，数十年如一日，一以贯之，从未动摇或退缩，这是令很多他的同辈与后辈都望尘莫及的。他的思想保持新锐，保持与社会底层与年轻一代的共鸣，保持鞭挞专制统治的批判角色，他一直站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直至近年流寓台湾，他仍关切香港的命运，为香港人“鼓与呼”，他始终不渝地爱香港和香港人，足以作为我们所有人的表率。
俗话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看事情应该看主流，看人应该看大节。人都有自己的弱点，自己的劣根性，每个人都一样，最近海外学者高文谦说习近平最大的敌人是他自己，我与朋友谈起来，我说任何人的最大敌人都是他自己。
有朋友不认同李怡支持本土派，有人不认同他攻击泛民，我的看法是，香港人本土意识上升，这是反抗运动发展的必然，中共越是摧残香港，香港人越是珍惜自己的土地，本土意识上升是中共的“功德”。至于攻击泛民，这大概也是李怡恨铁不成钢的一种过激反应。我对泛民的一些做法也不认同，但我以为，既然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大家还是应该互相包容，各有各做，殊途同归更好一点。
每个人站在政治光谱不同的位置，政治诉求与参与有差别，这本来就是正常的，只要我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一切都好商量。
我与李怡虽然是朋友，但私底下接触并不多，对他的为人，实际上所知也有限。可能有其他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人，对他的人格有更深入的了解，其中或有不足为人道者，这也很正常。
回看李怡一生，他做的事说的话写的文章，我基本上仍可以说，这是一个有独立人格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他的一生没有白过，他仍旧是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