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有过一个强国梦；习近平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提出了要实现他的“中国梦”。其实对这些中共独裁者们来说，他们所做的梦，并不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福祉梦，而是他们个人的领袖梦和帝王梦。然而，帝王统治需要有血缘的合法性，他们都不具有这样的合法性。这样，个人崇拜的合法性对他们来说就更加重要。个人崇拜是一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体制的中介维系，在领袖（统治者）和民众（被统治者）之间直接建立忠诚关系的重要手段。毛泽东以他的“哈里斯玛”在文革中直接和民众联盟，号召对官僚体制的造反便是成功的一例。与毛泽东相比，习近平更缺乏“哈里斯玛”，更缺乏终身执政的自信，他也就更需要打造对他个人崇拜的种种神话。
可以肯定，中共的二十大将会把习近平作为继毛泽东后的又一个“伟大领袖”和“习近平思想”写入全会公报和新修改的党章。那么，习近平自导自演的个人崇拜的狂潮是否会就此告一段落呢？恰恰相反，每一次中共的全会，常常把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毛泽东在文革中召开的九大，官方非但把对毛的个人崇拜推向了顶峰，还捎带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也写入了党章。中共十九大前后，官方对习近平的形象宣传也达到文革以来的最高点，以“最高领袖”、“最高统帅”、“伟大统帅”、“总设计师”称呼习近平，地位直逼拥有“四个伟大”的建国领袖毛泽东。
近来，网络上出现了种种习近平被中共元老集团政变赶下台的流言。这使我们不由想起了在毛泽东的“四个伟大”和习近平的“人民领袖”之间，还有过一个短暂的“英明领袖”——华国锋。他在领导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政变以后，不过5—6年，便被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团赶下了台。其罪名之一，便是搞了毛式的个人崇拜。为什么当年华国锋的个人崇拜没有搞成，而习近平却大功告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区别，无疑是当年有以邓小平为首的“元老派集团”。近来，不少人因为对于习近平执政的不满，也寄希望于中共有这样一个“元老派集团”站出来搞政变，“软禁”习近平、重新回到邓小平的开放路线。但是这些朋友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目前的中共党内，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可以制约习近平的“元老派集团”。文革结束后，华国锋并不是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派集团”选择的领袖，而是靠所谓粉碎“四人帮”的军事政变上台的。而习近平在2012年的执政，是得到中共各派、包括所谓的“元老派集团”同意和支持上台的、他们很难再食言而肥。文革后的中共，包括华国锋在内，都有纠正拨乱反正，在一定程度上涅槃重生的中兴想法。习近平上台前后的中共，已经是一个腐朽不堪的百年老党，根本不可能有再中兴的可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倒华的元老派最主要的三人：邓小平是76岁、陈云是75岁，而胡耀邦才65岁。为元老派掌握军权的罗瑞卿也才74岁。而现在为人们籍以希望的所谓“元老派集团”里：宋平已经105岁，江泽民已经96岁，朱镕基已经94岁，连温家宝都已经80岁了！很难想象这个垂垂老矣、走路都困难的“元老派集团”还有政变的雄心壮志。更何况他们连一个连的兵力都不在手中，其中的好几个人和他们的家属，都还很深地卷入了极端腐败的丑闻。他们和习近平之间，本来就有黑箱子里的权钱交易。个人和家族的利益所在，使这些“元老们”必然在习近平前面乖乖地认怂服软。
这便是中共的现状：一个平庸无知却野心勃勃的领袖VS一个腐朽不堪、垂垂老矣的政党。一个追逐前所未有的权力的新生独裁者和一个腐败到集体沉默的百年老党同时存在。这一现状非但决定了这个党中兴无望，还决定了这个庸才只要对前独裁者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模仿，便可以成功地劫持整个党、迅速成为其又一个“伟大领袖”，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独裁统治。
一些文革著名研究者把习近平的倒退政策概括为“文革2.0”是很有道理的。从举国学习“习近平思想”的热潮中，我们不难想起文革中全民学习毛泽东思想、早请示、晚汇报的疯狂。从习氏“定于一尊”和“不准妄议中央”的法规，我们很容易想起文革中严禁议论和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公安六条》。从习近平借大规模的反腐败搞政治清洗，我们会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从“三反五反”到文革揪斗走资派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被清洗的反对派除了政治路线思想上的不同，很难发掘出经济上的犯罪来。因而被打倒几年后，常常只能再平反复出。而习近平时代的被清洗的反对派，无一不极端腐败。只要一抓一个准的经济犯罪，就足以判处他们极刑，根本不用再罗列政治上的罪名。因而现下批判习近平搞政治清洗的说法是“选择性地反腐败”。意思当然是全党包括了习近平自己和家族都有经济腐败问题，不过习搞得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而已。
如果在大搞个人崇拜上把习近平和毛泽东做一比较，只需简单地用两个词就够了：更“皮厚心黑”。2008年8月，我在洛杉矶采访一位原在福州市委工作过的办公厅干部时被告知：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副书记时，他去过习的书房。在那里看到过习的藏书，其中有一本是蜀人李宗吾在民国初期所写的《厚黑学》[1]。此书研究掌权的权谋，认为大凡成功立世者必须要比别人皮更厚、心更黑。
习近平确实比毛泽东皮更厚、心更黑。尽管从革命资历上习根本无法和毛相比，但就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速度上来说，习比毛要“短、平、快”得多。毛泽东从延安整风开始搞个人崇拜，到文革的巅峰历时近30年，而习近平一上台便在中央成立十六、七个“中央文革”式的小组，并急吼吼地全部自任组长。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虽然也接受了他的同事——如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人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对他吹捧，但是他没有公开的自吹自擂。相反，在迄今可查的中共中央的文件中，毛泽东曾有过多次制止或反对对他个人崇拜过头的指示。如文革中对“毛主席像章”之风的制止和对“四个伟大”提法的纠正。当然，毛执政三十多年里，毛纵容对他个人崇拜是绝对主流，否则不会发展到文革时登峰造极的程度。但他又时刻在防止它走火入魔。有时搞得太庸俗化了，他也会出来假惺惺地纠正一下。这似乎又使人把他当作一个谨慎而谦虚的领袖来崇拜。这方面习近平显然显得偏执和愚蠢得多，在他执政的十年内，他对任何无耻肉麻的吹捧从来是多多益善、照单全收，从来看不到毛泽东式的老练政客“纠正”，哪怕是出自于一种虚假的谦虚。
与毛大不同的是：习近平还常常在中共的代表大会上亲自做重要报告，对自己进行厚颜的吹捧，以亲自定下在党章和宪法中对自己的歌功颂德。例如，中共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于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并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就是在这一建议中，取消了国家主席不得超过两届的任期规定，当上了终身主席。并且，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后面，加上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终于得到了和毛泽东比肩的地位！[2]
李宗吾先生在他的《厚黑学》的自序中云：“物以少见珍，最初民风浑朴，不厚不黑。忽有一人又黑又厚，众人必为所制，而独占优势。[3]”尽管在中共上层从没有“民风浑朴”一说，但也不妨对习近平和他的两个前任——江泽民和胡锦涛作一比较。虽然江、胡在学养才识上都超过习，但习近平“又黑又厚”的权力欲和领袖梦显然大大超过了他的前任，最后“独占优势”、“众人必为所制”。平心而论，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对权力的野心远不及习近平的膨胀和野望，因而他们都基本上遵守了邓小平定下的总书记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这里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比如江泽民执政期间，“太上皇”邓小平还在世，他当然无法太过嚣张地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胡锦涛接江泽民的班，但很长时间内没有获得“核心”称号，连军委主席都不是。他所代表的“团派”和以往多数执政的江派长期处于“九龙治水”的冷战之中，当然也很困难专注于搞个人崇拜。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和华国锋作一比较，习的权力欲的厚黑本质更暴露无遗。华在登上“党主席”大宝前早已经当过几十年的湖南省省委书记，抓农业生产一直有口皆碑。后被毛调到中央先后担任公安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总理，党的副主席。其党内资历不仅远高于习近平，甚至和习仲勋相比也不遑多让。而习近平完全是一个靠开后门、坐直升飞机上台的高干子弟。毛死后，华国锋领导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一举粉粹了“四人帮”，连后来推翻他的邓—陈元老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此举“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4]。华国锋在毛逝世前就被毛选为接班人。当时毛指示要全党多宣传华国锋。而据说华听说后受宠若惊，主动要求限制宣传[5]。粉粹“四人帮”后，他接受了叶剑英、汪东兴等人冠于的“英明领袖”的称号，搞过个人崇拜。但是他在党的会议上受到胡耀邦等人批评后，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斥之为“妄议中央”、“寻衅滋事”而加以镇压，相反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华、习比较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区别是：华国锋从来没有像习近平那样对自己无耻的自吹自擂。当年毛泽东评价华国锋“为人忠厚老实、不蠢、公道，”[6]并没有看走眼，大体还是对的。而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当年把皮厚心黑的习近平误以为是憨厚老实，实在是看走了眼。
以史为鉴，我们可以断定习近平一定会把个人崇拜进行到底，还可以大致地预料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在二十大后的发展和走向。
第一、习近平极可能进一步默认、怂恿并推动中国民间的个人崇拜的热潮，籍以震慑中共党内可能的反对势力，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党内定于一尊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民间对他的毛式造神此起彼伏。以民间歌曲为例：“歌颂习近平的民间歌曲出现并在网络流传。2013年习近平到庆丰包子铺吃包子，民间作曲家吴颂今创作《包子铺》称赞‘亲民爱民的习大大，包子铺一场巧遇，寒冬里温暖了老百姓的心田’。2014年，歌曲《习大大爱着彭麻麻》在网络上出现官媒跟进报道，被纳为‘广场舞’曲。其后出现系列吹捧歌颂习的歌曲，其中《东方又红》模仿毛时代歌曲《东方红》，凸显‘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2016年，官方制作颂习歌《不知该怎么称呼你》。”[7]在二十大习近平还没有获得无限期连任之前，他对这些庸俗化的个人崇拜还只是默认和保持距离、或只是暗中怂恿，在他终于获得终身皇位以后，很可能会无所顾忌地推动这一热潮。西方心理学家在分析大搞个人崇拜的独裁者人格和心理缺陷时指出：这是一种“自恋神经症”[8]。它表现为对权力的神经症：渴望支配他人的愿望，盲目地偏执于强迫地、潜意识的、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满足。另一方面，西方心理学家也认为极端的个人崇拜正是崇拜领袖的民众的自恋病态的反射。这里，无论习近平还是中国社会中为数不少的个人崇拜的主体都病得不轻。中共的二十大以后一定会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大发展。
第二、习近平极可能以军队和教育作为他新的个人崇拜的重点。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不会忘记，1959年罢免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通过林彪在军队中首先开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从文革前《毛主席语录》的出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展开到文革中“三忠于四无限”的狂热。个人崇拜完全把这支保卫党国的军队完全变成了保卫毛泽东个人的御林军。毛才有胆气在1966年5月发动文革。并在文革发动前调动好几个野战军围住了北京，使他的反对派刘邓等人只能乖乖就范。习近平上台以后，他虽然也顺利地当上了军委主席，并在军内清洗了了郭伯雄、徐才厚等政敌，但离开通过个人崇拜的造神，把这支军队完全变为习氏的禁卫军，还有不小的距离。习近平和他以前的领导人有一点大不相同，他非但要求全党意识形态的忠诚，还多次提出“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9]从全中国高校数百个习近平思想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的设立，到在习近平领导下教育部的多次修改中小学教科书，二十大以后习近平为建立自己的个人崇拜而进行的洗脑和造神工作一定在这个领域内“大兴土木”。
第三、习近平极可能进一步利用各种形态的政治运动乃至发动战争来制造和巩固他的永不满足个人崇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恋”有时出自于“自卑”，自我造神其实出至于造神者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独裁者的不安全感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运用了的众多的阴谋诡计，推己及人，他们自然地防范着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的无上的权力。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心胸狭隘的独裁者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或其他的政治运动便会发生。例如，最近在中国不断发生“动态清零”其实并不是一种对流行病的控制，而是习近平在尝试对中国社会的进一步的严密控制的新形式的政治运动。再如，最近习近平对原公安部部长孙立军、傅政华等人的政治团伙的清洗，用的是“反政变”的名义而判刑非常之重。令人难以相信。另外，人到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使本来并不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剧。他们首先不断地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习近平是一个守成代的独裁者，和共产党内开创代的枭雄们相比，严重缺乏第一代领袖从草莽起事到身经百战而得天下的传奇色彩。这些传奇色彩对于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铁托等人的个人崇拜来说，比较容易自然地形成一种哈里玛斯式的魅力。习近平模仿毛泽东，无疑想成为中国的习泽东。但在毛泽东的革命经历面前恐怕也只能自卑。
这一自卑可能会导致两种结果。其一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会无视常识地开足马力造神，大力宣传习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学等方面的造诣，塑造习是一个有高瞻远瞩、才干非凡和领导艺术、个性鲜明的世界新领袖。甚至在习近平在文革插队落户时的经历中，也挖掘出“小梁河大学问”和“挑担十里不换肩”这类的荒诞笑话来。这一类闹剧式的个人崇拜，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有先例的。例如，推翻了赫鲁晓夫的苏联党魁勃列日涅夫，重新恢复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传统。他参加过卫国战争，获得过4枚军功勋章。但是登上大位之后，他被授予264种勋章，仅军事勋章，就有60多枚。比卫国战争的立下大功的朱可夫元帅都要多出14枚！以致民间流传这样的政治笑话：“你听说勃列日涅夫要动扩胸手术了吗？他要做扩胸手术，好佩戴更多的勋章”。[10]
如果说这种自卑导致的第一种结果还是闹剧和喜剧性的，第二种结果就很可能是悲剧性的。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模仿固然有东施效颦的可笑，但是如果他决定也建立自己的个人传奇，就可能像悲剧转换。例如。如果他学习毛泽东的好战，断然发动武力统一台湾的战争，把自己塑造成为超越毛泽东的，完成统一祖国大业的又一个超凡领袖，就会如同俄国的普丁模仿彼得大帝那样，给整个民族和世界带来极大的灾难。当然，这也可能给习近平个人带来拿破仑三世，即拿破仑皇帝的侄儿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的悲剧。作为拿破仑皇帝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在掌权后解散议会，也当上了法国皇帝，并模仿拿破仑对外发动战争，后来在色当会战中被普鲁士军队俘虏，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模仿者的笑柄。
注释
[1]《厚黑学》一书初版是1917年。曾一度成为民国禁书。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时期也从海外引进，以译著的名义出版过此书。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就出版过。
[2]《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