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中国国际事务主任、教授巴里‧诺顿（Barry J. Naughton）。（USCC截图）
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教授表示，二十大后，习近平的决策可能会越发个人化，或者突然作出决策，这些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都不是好兆头。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圣迭戈分校的中国经济教授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是首屈一指的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他近期在《中国连线》（The Wire China）撰文，为中国陷入的经济困境把脉以及预测二十大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
他说，一个精明的领导人通常会操纵经济政策，在选举或关键会议之前创造良好的短期条件和乐观情绪。但这次习近平搞砸了政治商业周期。随着二十大临近，中国经济正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一些问题是由外在的、随机的冲击造成的，但大部分问题可以直接或间接归咎于中共领导人。
忙于救火中国经济随时可能出问题
诺顿担忧，中国经济存在各种风险，随时随地都可能出问题。比如：新的大规模COVID封锁可能使中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住房危机可能会从破产的房地产公司蔓延到一个更普遍的金融危机。现金吃紧的地方政府可能会产生地方危机，因为他们试图从地方经济中榨取资源来替代不断蒸发的住房收入。
还有，中国的异常天气事件可能会加剧，这是自1951年有现代记录以来最干旱的一个雨季，冲击长江发电和供水。
他表示，特别是自2021年夏天以来，习近平推出的新目标，这些目标不止模糊不清，有时甚至自相矛盾。
诺顿说：“人们忙于救火，无法设定一个明确的（经济）愿景。”
“更糟糕的是，为了追求这些目标，习近平毫不犹豫地采取了笨拙和不适当的手段。例如，为了推进共同繁荣，习近平命令大企业为他喜欢的事业（如扶贫）捐款，而不是推动亟需的税收改革。
“简而言之，习近平打击了资本家，而不是推出有效的政策。难怪家庭，特别是富裕的家庭，都很担心，资金正在流出中国。”
资金外流相当于3%的GDP数字吓人
诺顿表示，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是COVID-19清零政策，但这项政策远不是导致中国经济困境的唯一因素。
他列举了一串问题，中国消费者信心在4月份暴跌之后，已经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此外，还有青年失业率在7月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19.9%，大约一半城市（北京、上海或深圳除外）的房价已经停止上涨并开始下降，还有买房者拒绝为未交付的房产继续支付银行房贷。
诺顿表示，由于这些困境，资金正在离开中国，尽管中国有一个所谓的封闭资本账户，但根据中国的国际收支数据，每季度净损失远远超过1,000亿美元。
“这些资金外流相当于GDP总量的3%左右，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小数目。”他写道。
习喜欢下令然后退居幕后让下属回调政策
过去一年，在习近平下令后，政策制定者不得不适度收回他在2021年推出的政策。
为安抚市场，总理李克强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政策说明，习近平的主要经济顾问、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也站出来说，互联网和数据监管政策应该是清晰和透明的，“有绿灯也有红灯”。
诺顿表示，但异乎寻常的是，这些政策调整被广泛认为不充分，也不够可信。
“习近平显然已经批准了这些干预措施，但他本人并没有在改变路线方面发挥突出作用，而是退居幕后，让他的下属发挥主导作用。”诺顿说。
习或继续将多个经济职位交给他信任的少数官员
诺顿认为，习近平跟下属的这种关系模式可能会在二十大上继续，虽然届时将出现大规模的经济官员换人。
刘鹤已经70岁，虽然他是习近平最重要的一个经济顾问，也几乎肯定会卸任。刘鹤具有丰富的国际经验和理解力，最重要的是他能够接触到习近平本人。
诺顿说，事实上，刘鹤多年来一直被习近平过度使用，习近平把他当作所有经济领域的专家：从监督金融系统的一把手，到与川普的中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设计师，到科技改革的总设计师。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能阻止刘鹤在未来为习近平提供非正式建议，但他很难像过去十年中那样一直发挥积极和缓冲作用。”诺顿写道。
接替老技术官僚的新手经验较浅国际声誉较低
诺顿表示，刘鹤卸任只是更大范围内官员代际变化的一部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共内部涌现出来的经济技术官僚群体对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除刘鹤外，中共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现任行长易纲、财政部部长刘昆和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的郭树清也属于这一类，他们都有可能在二十大卸任。
诺顿表示，像刘鹤这样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顾问不会在一夜之间失去百分之百的影响力，但总体的现实是，接替他们的人没有那么多经验、国际声誉更低、以及在参与经济政策制定时的影响力会更小。
中共不会放松权力杠杆对中国经济不是好兆头
诺顿提醒说，中国会有很多人准备接手（官位），但独立声音的减少不可能是一件好事：整个北京的灯光正在熄灭，再加上中共政权越来越个人化和进行突然的决策，这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未来不是好兆头。
他估计，中共很可能会在二十大后继续推进他去年的行为，调整政策但不做任何大的承诺。或者中共可能会在大会上采取一些措施，为领导圈子提供一定程度的“平衡”，也许在经济领导层普遍更替的情况下提供一些连续性，让外界放心。
“但是，这些旨在安抚反对者和减少担忧的措施，不应误认为是习近平对权力杠杆的根本性放松，或者是政策或关键人员取向的重大变化。”他说。
习近平将如何应对中美关系
习近平的政策在未来会是什么样子？诺顿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了明确的暗示，它肯定要进一步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大技术和战略斗争。”
事实上，随着美国最近扩大对华出口管制，美国已经加强了技术竞争的程度，而习近平面临着回应的压力。
习近平主持了最近的一次会议，呼吁进一步推动“新举国体制”，即在国家和私营企业之间分配协调责任，以掌握关键技术。
当然，不管中美紧张程度如何，中共宣传都会始终强调说，应对美国的技术挑战需要“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以及“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关于国家的强大和战略独立的问题。只有习近平，有远见和经验来领导你们完成这场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