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没想到唐君毅先生的著作题名用了“花果飘零”四个字，他自是从儒家来讲天地闭之后的个人精神重建，我则恓惶惶的犹记三十年前，那场大屠杀之后“花果飘零”，有多少“知识精英”因为害怕被中共整成“长胡子精英”，而仓促离乡辞庙，漂流海外，三十年下来，已经辞世的就有好几位了。当年我也留下一文，留下了当年的恓惶。】
三年前中国有一句调侃：“精英”不是在外头（国外），就是在里头（狱中）。套用一句台湾爱用的文雅用语，这大概也叫作“花果飘零”吧。飘零者，散落海外也。一九四九年有过一次大规摸“飘零”；没几年，“飘”到港台的，又陆陆续续往欧美“飘”。总之，凡“飘”出去的便渐渐被“里面”遗忘，如我辈（“文革”一代）对胡适先生除“美帝文化走狗”之外一无所知。这是一层。另一层是，据说当时“飘”出来的人，忽然听说“里面”好得很，连“文革”那时杀成一团，也浑然不觉，许多人又“飘”回去了，结果吃了很多苦头，又往外“飘”。
如今也是这样。不过相去三年，“里面”对飘零在外的“花果们”，已渐渐露出戏虐的意思，说你们前几年也“风光”够了，该轮着下一拨人“风光”了。港刊上也有了这样的文字：“曾几何时，前些年许多艰涩而红火的试验、颠覆，新进口的理论，才出笼的先锋，转眼纷纷已成过景黄花，寂寞得很了”。据说，也没人去附和官方的讨伐，只是大伙儿对“精英文化”已经厌了，如今热的是平民的俗文化和肥皂剧。再说“飘”在外面的人，也渐渐对“里面”生疏起来，摸不着感觉了，先是众口一词“天下将大乱”，继而又说里面“黄金滚滚”，不少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往回“飘”了。
秋天在哈佛见到一些里面出来的朋友，大概都是搞学术的，个个声称不看报不问天下事，有的沉入考据癖之中；有的一派政治冷感，极言“中国不会变，谁死了也不会变”，好象特意要对海外求变心切兜头泼一盆冷水。
说起里面的光景，“毛泽东热”已是旧闻，什么“中华大家唱”、“易经”热、辞典热、“文化衫”变成“语录衫”、“唐诗今译”发行二十七万册、北大青年教师重注“十三经”等等，我都懵了。
一个月后又见到另外的朋友，却说起这几年里面“自由化分子”能做的唯一动作，就是反“左”，那艰难程度比起当初反“凡是派”还甚十倍，仿佛十年白过了，一切从头来，好不容易借了“邓南巡”讲话的“东风”，说来凄凉。我听了这些，忽然觉出自己已然是一个局外人了，再难“进入”中国去——我既很难冷漠，也很难为邓的讲话所激动，大概也不爱看肥皂剧和“唐诗今译”。
(二)
三年前我去台湾，一下飞机就说，渴望拜谒名重一时的柏扬、陈映真和李敖。柏扬从台北郊外的山上赶来会我，仿佛离市嚣已经很远。在一个饭局上见陈映真，看上去眼色迷蒙、一脸厌世。再打听李敖，说已经躲出台北。我这才意识到，三位名士如今都已在尘世之外。向台湾人打听他们，会召来一顿奚落：都什么年月了？
那时台湾的出版界很惨，书店里只有最年轻的女歌星的最短的格言集畅销，大家对另一种语言——立法院里的“肢体语言”又想看又烦心。朋友告诉我，当年的文化精英已成古董，如今台湾是政治精英和大众文化明星的天下。
还有人记得林怀民吗？二十多年前台湾文化艺术脱出体制的第一步，就是从他的“云门”开始的。台上台下一起流泪，台湾成了“国际孤儿”，执政党和文化人都需要“本土化”。这情形，就如同后来邓小平和大陆知识分子，都需要“伤痕文学”一样。
看来，两岸的结局差不多，都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反体制的文化力量同归于尽，代之而起的是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这在台湾，是经“美丽岛”事件的压力而促使蒋经国变革，而在大陆则是经由一场流血，在刺刀下将文化精英赶到“外头”和“里头”。不过我想，既使没有“六四”，商业化的大潮也已势不可当，文化摆脱政治魔咒之后，还会套上商业化的魔咒，这个趋势是注定的。
所以，海外文化人还未结束政治流亡，恐怕要准备另一个更漫长的“文化流亡”了。
(三)
杜维明讲“文化中国”，有三个意义世界，新加坡来的学者郭振宇说，你忘了一个“世界”——大众文化。那些流行音乐卡带、KTV、卡拉OK、香港电影、武侠小说、通俗文学，已是“中国文化共同体”的一部分，它们超越地理上的“三个意义世界”，在所有中国人的世界蹦来蹦去，所向披靡。台湾“小虎队”打遍两岸，四年赢利四千万美元，“亚洲周刊”称“小虎队统一中国”。其实在海外的一般中国人当中，哪里有中国文化的主流?能有的就是这种中文式的消费文化。
大众文化是港台商业社会的分泌物，以其经济强势，已对大陆构成绝对优势的文化霸权，在后现代的中国，或许成为主流。它的源头活水，大约是四十年代上海十里洋场孕育的市民文化（中心），后来同地域性的岭南文化、闽南文化（边陲）杂交而成，这就如同台湾的通俗小说，都要拜当年上海租界里的张爱玲为鼻祖。
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虽不过比大陆早了十年，却使两岸处于两个时代。台湾因七零年代先得技术文明和消费文明而占据高屋建翎之势，大陆迟至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势必成为发达国家的商品和文化消费品的倾销市场，这种情形，正如台湾在经济起飞时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一样。
这种落差，又是因为港台处于西方体系之内，其体制虽也钳制民间对政治的参与，却同时给民众以不参与的“自由”，因此给社会留下通向世俗的巨大空间，各种“次级文化”或“亚文化”都可以在政治禁忌之外发展;而大陆由于对文化资源和人的心灵的过度摧残和禁锢，“次级文化”无从滋生，“文革”后文化的复苏需要向外借助一个推力，这在知识界产生对西方各种思潮流派的囫囵吞枣的现象，在民间则产生借港台通俗文化而世俗化的现象。
如今大陆毕竟在一场血的祭奠之下，放纵了民间次级文化的滋生，于是，在那最古老也最现代、最敏感也最冷漠的、最中心也是最边缘的北京，大陆人自己的市民文化，从崔健的西北风摇滚到葛优的大陆版“无厘头”，从王朔的“痞子文学”到毛阿敏的演唱会，真正肆无忌惮地——没有政治禁固也没有精英压制——成长起来了。
(四)
市民文化的兴起，淡化政治色彩，无意识形态倾向，却有反“精英”倾向。
文化空间的获得，原本是仰仗一个庞大的文化买方市场的兴起，文化产品迅速变成了商品，使得任何精神层面的影响——无论官方的还是知识精英的——都必须减弱到市场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恰好形成一种张力，产生了精神上的中间地带。同时，文化的市场化迫使各种新思潮、新观念都必须走大众化的路线，这种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传播方式，都是精英文化所不适应的。
在中国文化当中，大传统（精英）与小传统（民俗）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从未消除；一百年来传统的式微，又产生如毛泽东一类利用小传统反大传统的能手，使两者在深层蕴涵着敌意。
大众文化在中国有双重的边缘性——文化上的和地理上的，它由边陲侵入中心，对大传统下的精英文化构成挑战，就象历史上的边缘人入侵中心，将文化人边缘化；同时，以传统包装现代，廉价出售，将民俗文化（小传统）)商品化。
地处儒家文化区边陲的港台消费文化，冲击着处于前现代的大陆，以浓厚的西洋化和反传统特色对其“反哺”，并召唤大陆市民文化的兴起，从价值观念到话语系统都迅速将大陆解构。
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以西方中心主义和经济强势为后盾的现代消费文明及其痞子文化（kitch cultuer），到处都在瓦解着人类的传统价值，也创造着多元的前景。
然而，真实的多元是不可能了。消费文化的统一性，正在于市场的统一性，和感觉被复制的单一性。利润与欲望宣泄的结合，使文化变成工业，利用人的弱点和文化的弱点达到最大利润。一切都表现为对时间的高度敏感，以瞬间顶替永恒，将哲理和刺激煮成一锅，先锋派也向通俗化妥协，逃避生活的方式就是玩艺术——
中国正在溶入世界市场。她变得越来越世界性但也让我们越来越陌生了。
中国在改变，但注定不会再按照某一种理想去塑造了。
一九九二年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