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道和圣｜陶斯亮：弹窗
11月5日，微信公众号“天道和圣”发布一篇由原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陶斯亮撰写的文章《弹窗》，讲述陶斯亮及其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北京前往湖州后，北京健康宝弹窗，无法返回北京的经历。
文中写道：
终于被弹窗了！
老伴儿要去湖州参加一个活动，他已经80老几，我得陪他，但我也80多了，就怕到了外地出什么状况。行前四处打探，都说湖州没疫情，放心来吧！
我们乘高铁直达湖州，天天做核酸，一点不敢怠慢。但就在准备回京前发现弹窗了。
原来“弹窗”就是在你的“北京健康宝”上贴一告示，“温馨”地通知你：“根据相关流调，你可能与京外的疫情风险地区……有时空关联，需进行风险排查”，“满足七天内，无涉疫县市旅居史可重新申请绿码”。就像是被武功高手点穴一般，我们立即就被孤悬京外，好厉害的一手！
随后，作者讲述了联系紧急求助热线12345的经历。她说：
昨天和今天，无数次地填写申诉表格，几十次地打便民服务热线，一直打到深夜还不甘心。
作者质疑道：首先北京防疫政策的“流调”是不是真正的流行病学调查？若是，我觉得它欠缺科学性，若说不是，北京的防疫政策又说依据的是它。
比如，湖州已经21天无新增，全域无风险区域，而北京（截止11月3号），有20个高风险地区，28个中风险地区，新增本土32人，这种情况下，北京凭什么只准出不准进？
作者说：
还有更甚的，老头并没有弹窗，想让他先回北京，但几次购票失败，携程回复是“抱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要求，您暂不可购买前往该地的车票。”我俩面面相觑，实在搞不明白，弹窗和不弹窗有没有区别？北京的防疫究竟与“流调”有没有关系？
看来一切都无指望了，作者只能和老伴在湖州待够7天，等待北京健康宝转绿。可是这所谓7天从哪天开始算呢？抵达之日？弹窗之日？没人给我们答案。
作者写道：
像打了霜的茄子，这两天蔫头搭脑的。但转而想想那些被阻隔在高速路上的卡车司机，那些住在简陋工棚的打工者，那些JINGMO了数月的大大小小的市镇乡村，还有某知名大厂那些徒步回家的工人……我在这座江南小城等一等又有何怨呢！
二、城市的地得｜戴口罩自杀的母亲和楼下封死的铁门
11月4日，内蒙古呼和浩特一位女士跳楼自杀，其女儿冲出家门却被锁在铁皮门外的新闻受到关注。11月5日，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布了一篇名为《戴口罩自杀的母亲和楼下封死的铁门》的文章。
文中写道：
昨晚，呼和浩特有一位母亲跳楼了。她成为疫情封控中又一位跳楼的母亲。感谢呼市警方，至少承认了这起事件是真实发生的。事实上，封控中的跳楼，我们很难证实。
……
这就是现实。疫情中跳楼，比平常还要悲惨。如果你认为跳楼自杀是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表达，你想控诉什么，请一定再努力思考一分钟。它可能无声无息，无人知道，最多只是化为一纸通稿。悲哀的是呼市这位母亲，直到跳楼时都还戴着口罩——这说明，她在家里戴着，在卧室戴着，爬到窗台，也还是戴着。这比楼下的封控还可怕，它表明“防疫”不仅是一种思维，也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了。
她的女儿冲下楼去，发现无法打开铁门。几个邻居下来，合力也推不开。业主群联系物业，没人回应。作为封控小区，铁门早就焊死了。
这位母亲是从12楼跳下的，很有可能当场就死亡了，也有可能仍有生命迹象。物业的人30分钟后才来把铁门打开，120救护车40分钟后才赶到，这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疑问。
我们必须相信，如果能第一时间开门，第一时间抢救，人就仍然有救活的可能——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种种可能。
对当地居民来说，这是值得反思的事。看了一篇呼市本地人写的文章，在封控焊死、封住消防通道，是普遍现象。人们也曾经产生疑问：如果发生火灾或者极端情况怎么办？封控的人信誓旦旦，他们会过来开。
这位母亲用自己的生命证明了封控的本质，也证明兰州那位3岁孩子的事，如果发生在呼和浩特，也一定会是同样的悲剧。
作者在文末写道：
如果你交出全部，你一无所有，也很容易走上极端，因为你同时也丧失了全部的希望。我们为这位母亲悲伤的同时，也必须思考自己的命运。
三、枪稿选题会｜电影局搬家记
11月2日，微信公众号“枪稿选题会”发布了一篇写于三年前的旧文《电影局搬家记》，详细介绍了中国电影局的发展历史。
文中写道：
回顾电影局的漫漫长史，要从1948年说起。
1948年12月中宣部发出一项对电影工作的指示，电影局由此成立。
……
1949年4月上旬，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正式成立，袁牧之果然出任第一任局长。中宣部指示：“因为阶级社会中的电影宣传 , 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 , 而不是什么别的东西 ”。所以电影在新中国不是消费品不是艺术，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的、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
没多久，又是宣传部的一纸令状，让电影管理局成功改嫁到文化部了。从此，中国电影事业像工矿企业一样严格按照计划经济模式操作——电影局统一进行题材规划，各电影厂承接拍摄，中影公司统购统销。
……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被迫进行全面整顿，许多省级制片厂仍然压缩不下来，夏衍表示， “文艺搞得太多了，超过了经济的承受力，是要亡国的呀！我们总不能搞成中华人民电影共和国嘛！ ”
……
1956年制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使得文艺界开始复苏。
……
60年代中国承受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的多重压力，电影界更是惶惶不可终日。
……
被扣上“才子佳人”大帽子的文化部由于被指责“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应社会主义改造”，遭遇了建国以来的最大动荡。
……
与此同时，电影局审片室经常出现一位身穿斗篷的客人。她不是别人，正是第一夫人蓝同志。
……
于她而言，看电影当然不是“消遣消遣，看看而已”，65年经她建议，文化部召开会议废除了北影厂的导演中心制，实行民主集中制。一年后，大名鼎鼎的《纪要》印发，十年浩劫开始。从1966年到1972年，中国没有生产出一部故事片；电影局也被撤销建制，整十年，电影事业全由蓝同志一人作主。
新时期电影业开始复苏，仅1978年一年的放映收入高达九亿多，这本该是件好事，但电影系统内部却因此打架。
九亿多放映收入全进了中影公司的腰包，各大制片厂咬牙切齿，希望拿回版权和票房分成。
改革春风吹满地，但老一套计划体制的电影业正遭受寒冬。在全国开始盛行商品经济时，电影的企业化改革如同龟速。
1986年全国人大作出决议，将电影局划归广播电视部，成立新的广播电影电视部。而广电部先后在1998年和2013年经历变革，改制成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
1995年广电1号文件让一大批省级电影厂拥有了制作故事片的权利，2002年单片许可证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电影行业
……
2003年11月13日，北京电影学院会议室里迎来了电影局长在内的政府官员，他们一反常态地与王小帅、贾樟柯为首的第六代独立导演展开座谈。
……
此后，电影局进入了宣传和产业并重的新时期，中国电影产业一路狂飙突进。
……
时间进入到了2018年春，中共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规定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及电影管理职责划入中共中央宣传部。
……
4月，国家电影局成立，而省级电影局几乎同时从广电系统搬迁到了省委宣传部。
……
自此，电影部门全都转由党的宣传部领导。一切回到了开始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