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媒称,中国每年有超过6,000亿赌资流向境外。图为2018年7月2日,上海一个体育彩票销售点。(AFP)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激战正酣,而世界杯期间往往也是赌球高发期。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日前发表《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一文。分析人士认为,当局此举并非真正为年轻干部忧心,而是因为许多资金通过赌博流到了境外,中共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资金外流。
眼下,11月24日,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莫让赌球毁了年轻干部》文章,披露多起中共“80后”、“90后”年轻官员的赌球案例。
“80后”的陈科曾是广西省南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七大队的一名四级警长。今年2月,陈科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4个月,并处罚金15万元(人民币,下同)。
文章称,2014年巴西世界杯,陈科与朋友一起看球时抱着“玩一玩”的心态在博彩网站注册了账号,从50元、100元开始,不断加大投注力度,输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仅输光积蓄、赔上房子,还欠下高额赌债。
为了还债,陈科开始在工作中主动接触涉嫌交通违法的当事人,以帮助其免于吊销驾驶证等名义收取好处费。经调查,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陈科利用职务之便,为二十余名交通违法人员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钱款共计六十余万元。
与陈科相比,钟垚桢的赌球之路更为疯狂。文章称,“90后”的钟垚桢在大学期间就涉赌,到浙江省嘉兴市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经济技术开发区分中心工作后更加痴迷网络赌球。
钟垚桢在网络赌球中欠下近2,000万元债务。面对催债压力,钟垚桢伙同同事利用职务便利,通过违规开具“无房证明”等手段,收取房产中介及其客户的“好处费”。
文章还称,有些中共年轻干部不仅是网络赌球的参与者,还成为线下赌局的策划组织者。更有甚者,通过帮博彩网站招揽赌客抽成牟利。
1981年出生的张宇是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保护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经调查,2016年10月至2021年9月,张宇与公司同事参照手机软件给出的欧洲杯、世界杯、欧洲“五大联赛”赔率,以买球队输赢的方式进行赌球,并通过微信结算赌资,涉案赌资共计190,873.33元。
1994年出生的李高峰曾是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城北公司工作人员,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时已开始睹球。随着赌债越积越高,他开始在微信群、QQ群里为博彩网站发布信息招揽赌客,从中赚取“人头费”,还利用担任征地报账员和资料员的职务便利,通过冒名顶替等方式贪污国家征地补偿款用于还债。
中共为何“劝”官员莫赌球?
中纪委刊文真的是为中共年轻官员赌球忧心吗?旅美中国时政观察人士陆天明认为,中共实际上是怕巨额赌资流到境外。
陆天明11月26日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官员涉赌由来已久,通过很多案例可以看到,钱来得太容易的人更容易拿钱去赌、去挥霍,这是贪官容易涉赌的一个原因。
“另外一方面,赌博还涉及到洗钱问题。(中国)每年至少有几千个亿,甚至上万亿的资金是通过赌场流到境外。这其中一部分是真的赌博,就是赌资。还有一大部分实际上是以赌的方式洗钱,他们跟赌场有勾结,通过这种方式转移资金、洗钱。”陆天明说,“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中共财政状况也不好,所以这几千亿、上万亿的资金流出去,这显然是中共当局不愿意看到的。”
“这也就是目前中共比较重视这个事情,所谓的公开呼吁不要赌博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它并不是真的关心这些官员自身怎么样,而是怕大量的资金流出去到境外,加速了它政权的倒塌。”他说。
中共曾晒“官赌”账单部分官员赌博动辄上亿元
早在2014年10月,中共中央就曾晒出一份所谓的“官赌”账单,暴露了中共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情况。
中共官方媒体《北京青年报》当时报导,中共当局在全国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6,122起,涉及7,162人。
分区域来看,中共党员干部参赌涉赌的问题在30多个省区市均有出现,其中浙江涉案人数最多,其次为广东。
在已公布的案例当中,涉赌金额巨大、后果严重是重要特征之一。
贵州省一名纪检干部对《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排除那些上不封顶的“贿赂式”赌博和动辄过亿的官员巨赌,一些被当作“小赌怡情”的牌局数额也非常大。以贵州麻将为例,以10元(约合1.4美元)为底,一把牌下来就可以赢上几百元(约几十美元);如果以50元(约合7美元)为底,一把就是几千元(几百美元);有些人打得更大,一把牌输赢几万元、几十万元(约几千至上万美元)也很正常。
文章还称,2000年以后,查处的官员赌博案件数量和比例均逐年上升。与此同时,跨境赌博、巨赌官员开始出现,动辄贪污挪用数亿元公款的官员参赌案件开始出现。
中国每年超过6000亿赌资流向境外
中共中央主要报刊之一《法制日报》曾在2014年7月11日刊文称,在世界杯期间,参赌人数成几何级暴增,境外非法赌球网站也成倍出现。
文章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通过网络赌球平台赌球成为许多赌徒的选择。大量境外赌博公司在中国境内广招代理商,以致赌博代理网站几乎遍地开花,并导致中国每年大量资金流向境外。
文章说,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此前在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表示,经过研究和调查,中国每年的非法赌资和彩票的资金比例大概是10比1。
“2008年,我国彩票销售额为1,059亿元左右(约合当时的152亿美元)”,王薛红说,“按此类推,当年我国的非法赌资就可能高达1万亿元左右(约合当时的1,439亿美元)。其中,地下赌球的赌资相当恐怖。”
文章称,根据中共公安部的数据,2012年欧洲杯足球赛期间,全球博彩公司的赌球金额大约100亿欧元(约合128亿美元),其中60%的增量赌资来自中国大陆。中国每年因赌球流失到境外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约合950亿美元)。
中共喉舌媒体央视的《经济半小时》也曾在2006年7月16日播出的节目中称,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调查发现,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金额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几乎等同于2004年全中国旅游业的总收入,而这些赌资中的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境外的赌博网络。
中共近年为何不再公布相关数据?
自2014年后,中共官方媒体鲜少再报导赌博资金流出境外的数据。对此,陆天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我们现在能看到、查到的公开数据都相对较旧,甚至是10年前的数据,是不是说近年来流向境外的赌资就变少了?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对中共不了解。”
“在大陆,你永远都看不到真实的数据。”陆天明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真实的情况永远比中共报出来的要更严重。等严重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不敢报了,因为这涉及到中共的腐败。问题太大它就不报了,所以说不报并不是没有了。如果这个问题解决或者越来越轻的话,绝对会被中共当成一个所谓正面的、表现它政绩的东西拿出来吹嘘。”
他说:“如果说以前每年6,000亿(约合950亿美元),后来降到3,000亿(约合418亿美元)、1,000亿(约合139亿美元)这样一个趋势的话,中共一定会急着报下去。不报只能说明更严重,上万亿甚至更多,从中共的习性上来讲就是这样。所以说,只有问题越来越严重,大家才看不到最新的数据。”
陆天明还表示:“赌博本身会令人上瘾,尤其是这种大资金赌博,很少有能成功戒赌的案例。此外,中共的贪官这些年根本就没有杜绝赌博,这里面很多人是故意通过这种渠道来洗钱。比如澳门的周焯华(又称洗米华)案被曝光后,他手里就掌握了8万名VIP名单,赌注金额非常大才能成为VIP,那么这里面又有多少是中共的贪官呢?这还是只是他一个人掌握的数据。澳门的赌场、海外的赌场,或者线上赌博还远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