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白纸革命”之后松绑，但同时面临拖延已久但终要面对的疫情硬着陆。
现在确实有大范围再感染，我在中国的远亲最近也巧合一家染疫，家中老人高热发烧，但不知道是否感染 covid19，测试组件（test kit）又是全市找不到。
当地政府有配给 test kit，但据说扣在居委会手上，因各种原因发不下来，成药也买不到，最后手头找到的就是过期伤风感冒药，亲戚一家只好凑著用。不然又能如何？
这个情况和香港年初爆发的那一次，十分类似，只是中国人口规模大得多。当时也是风声鹤唳，末日气氛，医疗系统爆破，医院外面堆满收治不了的患者。同样是冬季流感高峰期。
疫苗模式见真章
当时政府长期建立的抗疫科仪，可谓一朝军票化，大部分人都不会得到公家资源救治，自我隔离一下，自己服一些成药也是唯一办法。
当时香港也死很多老人，最近的急报也是指仅在北京城，就出现多处老人大批病死。中国疫苗接种率号称接近90%，品牌主要是国药和科兴，两种都不是 mRNA疫苗。
在香港强制推行的接种，则为外国的 mRNA疫苗复必泰及中国的科兴。
疫苗对某些人会有严重副作用。结果论，变种突破了封锁，大部分人还是要感染。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最终就是疫情硬着陆还是软着陆，但不能阻止它着陆。
甚至一直有人质疑和研究中国疫苗是否更无作用，但一直不引进国外疫苗，是否由于民族甚至“模式自尊心”问题。
国家不管我们了
在病毒变种前，即疫情爆发初期，中国因为果断处置而看来情况粗安，西方相反。美国各州各自抗疫，一些州很严格，一些州中门大开，到他们稍有协调，全国已经兵荒马乱。香港也是紧跟，从严不从宽，数字也一度压得很低，但长久下来人们开始生计受损，累积一肚怨气。
香港的亲中商人甚至正经八百在探讨中国抗疫模式如何优越（其实只是古典的自由专制优劣比较题的变体）。可能中国也有很多人相信当前的做法已经优越，如果相信了就会继而觉得，不能靠之前嘲笑的对象，况且中国如今跟外国关系不陆。
远亲及很多中国人一样为什么买不到药，拿不到 test kit，只能说中国虽然是个人防护装备(PPE)的生产大国，但现在国内反而是 PPE供应市场失衡。肯定有很多装备给浪费了，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囤积装备，现在真正有需要的人拿不到。
比起理性的囤积（作为一种交易炒卖的资源），非理性囤积更可怕。“白纸革命”之后，市面开始有风声政府要松绑，很多中国民众并不是欢庆“成功争取”，反而顿感恐慌和失落。印象深刻是出现这样的言论：国家替我们挡了三年，以后只能靠我们自己了。有人惨叫：国家不管我们了！
于是他们开始自保的方法，最近就出现了游客涌到澳门打外国疫苗，到邻近地区及国家抢购感冒药一空，狼吞虎咽，歇斯底里，之后大概还会输出很多混乱。
中国经历“白纸革命”之后松绑，但同时面临拖延已久但终要面对的疫情硬着陆。
综合身心考验
短短一个月，无论是疯狂清零，还是一些论者说的地方人员躺平也罢，封也乱，放也乱。冰火二重天，还是过犹不及。可能证实了疫情问题最终还是关于人和文化，甚至是一场对各地文明的综合考验，而不是病毒。
两三年来病毒残酷清洗人类人口，人类究竟是帮助止痛，还是加倍令自己折腾，是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都将事情视为流行病的疾病问题，有人视为个人主权与公共管制之争，但中国出现的更多要从精神心理问题去讲。
当中国突然不再或不愿进行某些管制，对于尽力跟随甚至习惯的人，又是一下冲突心灵的崩坏。柏林墙不能倒！因为我们听了持续两三年：世界很危险、一切都危机四伏，全方位的资讯轰炸，大家都变得神经兮兮，疑神疑鬼。
就算不再紧管之后，中国很多人精神出现问题，他们从各种细不可闻的征兆，推测并担心自己可能中了 covid，称为“幻阳症”，有些人在这种恐慌心态下，就去抢购药物和 test kit，或者尝试更离奇的方法。
这样当然不会有什么正常的供求关系。一些地方是形式主义地不断频繁社区验毒，这些地方又浪费了多少 test kit?报载，中国从“清零”转向“共存”，但疫爆至今核酸检验行业获暴利，中国今年与防疫相关预算高达约3640亿元人民币，“大多数被核酸行业赚走”。
自主自发性之缠足
这种非理性抢购，其实不能诉诸“第三世界苦难溢出周边富裕地区我们是否应该帮助”的老架构理解，首先现在中国也不会自称第三世界，重点亦反为长期极端管理下出现的歇斯底里和过激心理防卫。政府在疫情前期变成抵抗危机乱世的唯一可信屏障，政府也在混乱中获得大致统一的支持。
在政府可以准确掌握事态的时候，这个组合一时间看来是铜墙铁壁，极有效率。当政府无法再管理，想减轻成本的时候，被管理者要求继续被管理，所以管理成本很难减得下来。
当初为了管理方便，规定大家缠了足，现在真是成了想抛弃时也特别麻烦的包袱。这包袱最惨还活奔乱跳。因为被管到烂熟，成了齐民，可能会变成无法想像如何自发地、个人地面对风险（其实他们一直同样裸命面对生命风险，但陷入一种风险已经消减的安全幻觉），这里产生了一种其他“防疫文化”不易产生的不合理极端焦虑。
疫初香港有传媒去广州采访，香港人算是最早就信疫情存在，主动防避的人，当时广州大妈们面著镜头灿笑：有政府，唔怕。到现在有人会发出悲鸣，政府放弃我们了。
这与一般香港人相比，心态就大异其趣，很多香港人不愿意也不需要跟政府深交，更不要谈需要他们。香港人最理想的世界，都是政府保持环境公平宽松，尽量不要干预。
毕竟很多中国难民就是因为毛泽东年代过度干预，饭都吃不了才来到香港。他们天然地希望政府 leave me alone，于是当时（约为70年代以前）颇为混乱但政府又不能管到床板前的懒散管治风格，在他们眼中已经是自由天堂。
以前那一辈一般相信人的祸福，主要由自己打拼而成，他们依赖地区、乡亲、行业工会甚至帮会，可能去到最后才是政府。很多人跟政府每年的唯一联络，就是每年报税交税。
经常有节目访问那些在街上拾垃圾、推车卖纸皮的老人，为什么不拿老人津贴休息？那些老香港人十有八九都会硬气回答，自己“有手有脚”所以不想求政府养，社工就会尝试纠正观念，这不是施舍，而是敬老金之类。
总之你可以看到那种想法，是非常不同。他们通常都极为习惯“自求多福”的人生信条。一开始是英殖政府与华人居民毕竟有门户之别，香港人要自求多福。其次是香港在财政上多年来都行“小政府大市场”，政府不提供很多社会福利，养成了也是习惯自求多福。
面对疫情，由于很多人连世卫都不相信，只好靠着自己的常识和综合判断处理乱局，可能最终也是手忙脚乱，但精神上至少不至于过度恐慌。
面对疫情，由于很多人连世卫都不相信，只好靠着自己的常识和综合判断处理乱局。
药
信政府不怕，貌似简单粗暴，但其实硬度亦也像玻璃，政府突然不管，不会收拾反而是酝酿更大的混乱。连日本都已经有人抢药。
重点也许已不是信或不信疫情，也非如何防治，甚至打哪种疫苗（反正都不太能防止接种者感染）都不是重点，而是几十年几百年来被磨光个人自主性之后的精神真空，因此政权的管制松绑后，也继续去寻找更多民间迷信、偏方去“抗疫”保命。
吃莲花清瘟丸抗毒，抗的不是毒，而是抗不安，但这不安是不能填补的空虚，丑妇终须见家翁，始终要有人跟大家说，人力所能做的都已经做了，这冲击可能还是避无可避。然而一旦如此老实，大家就很扫兴，如此“人定胜天”的哲学将败下阵来。
世界不同地区及其医疗体系，都吃过相似的硬仗。香港的情况最后等于承认，人挖空心思，有些地方还是档不住天。这至少一向是自古以来的东方传统，劝人要知道天大地大，老天比人大，人力有极限。
维持人类或者政府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假象，成本会越来越高，只要病毒稍为变种，就令你的一切计划阵脚大乱。依赖保护的人，越迟发现货不对版，越要陷入狂乱，变成人人叫魂的传染式社会精神危机。
我们其实越来越肯定疫情将会完结，变成持续有人感染的日常病患，但全世界各种随着各种防疫手段一齐产生的精神瘟疫、社会裂痕，可能会残留很久，而且根本连检测和有效治疗方法都没有。
※作者为香港评论者／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