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20年，专家说，中共拖垮了世贸组织，并在改变国际贸易规则。
在“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全球化”肆虐下，各国几乎都曾关起门来，阻绝外国人，即使在自己国内，人与人之间也自动或被动的“隔离”。在此现实下，“全球化是不是会终结呢？”又老调重弹的被提了出来。而2022年12月台积电美国亚历桑纳州设厂的晶圆厂移机典礼时，在美国总统拜登、苹果库克等大咖云集场合，张忠谋发言表示：由于地缘政治转变，全球化、自由贸易似乎已死，且不太可能卷土重来。而台湾财经名嘴谢金河补充说，全球化其实已死了很多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词虽然耳熟能详，大家琅琅上口，但其涵义却很难予以严格定义，似乎只能是“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我们或许可由21世纪纪元初始，“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激烈对抗时的论战稍作厘清。那么，2000年时出版的《帝国》(Empire)和《完美大未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The Future Perfect-The Challenge and Hidden Promise of Globalization)这两本书可作为参考，而号称“第三条路”、“中间路线”大师、曾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院长的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其言论也可参酌。
纪登斯在2002年访问台湾发表题为“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后果”演讲，他将19世纪末定义为“第一次全球化”。当时“有开放市场、有相当的贸易商品，甚至于有全球性的金融交易，也有大量的人口迁移，而人们甚至不需要护照。”到了千禧年，他认为“全球化更为密集、更为全面、更为机动与快速，特别是科技的生产更是早期未见的，可说已作更深刻与根本的改变。”当时大家己都承认全球化已来到，关切的重点已不是“有没有全球化这回事”，而是“全球化的效果会是如何？”
当时全球各地经常出现“反全球化”抗议场面，尤其在世界强国集会的“高峰会议”场外，抗议场面更是壮观，连纪登斯在台演说时，场外也有一群台大学生抗议。正如纪登斯所言，这些“反全球化抗议”正是另类的“全球化趋势”。而反对全球化的人士，乃认为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扩大版图之举，甚至于忧心全球化会带来毁灭。
纪登斯并不同意这种论点，他虽承认权力仍集中在西方世界强权手中，但有很多区域性政治中心及很多“反全球化”力量予以制衡，跟19世纪帝国主义毫无制衡的情形不同。对于反全球化人士最担心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纪登斯以实际数字证明当时近二、三十年来的成长结果，不平等却是在减少。纪登斯并不否认当时中东冲突之类的“旧时代战争”仍在进行着，而西方世界和回教世界也存在着极大的冲突，但他认为旧世界的战争型态会慢慢被淘汰，他也不否认中国大陆不民主，但他并没看到中国大陆打算对台湾采取怎样的行动，而且世界在往前走，全球化且是世界和平的关键，21新世纪所有事情都是世界性话题，以后的世界会更有希望。不过，纪登斯也作了“不能活在失控的世界，要有效管理全球化”的结论。
纪登斯以乐观的远见来看全球化的远景，基本上是针对反全球化运动者所提的悲观论点一一驳斥。纪登斯的观点有道理，毕竟全球化的解读虽然不少，但更自由、更开放却是没有疑问的，不要说全球化是挡不住的潮流，与其抱持悲观心态而自怨自艾，或以抗拒型态呈现，不如勇敢且乐观地面对挑战，因为逃也逃不掉嘛！何况全球化其实是蕴藏着无限的机会，给予肯努力的人有更多、更广的发挥空间呢！可是我们也的确不能忽视，在门户愈来愈开放的环境下，“全球化是洪水猛兽！”、“全球化的输家一定比赢家多！”、“台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会被边缘化！”诸种悲观论调充斥，而各地抗拒全球化的场景也时常在电视画面上出现。为什么会如此？一些“观念的迷思”可能是要因，除非能破除这些迷思，否则纷乱难以消除。那么，对全球化到底存在哪些迷思呢？我们可举《完美大未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一书中第三篇所提的五大迷思做为代表。
五个全球化迷思
该书举出，全球化来到的第一个大迷思是：规模胜过一切。也就是说，几家全球性的超级大企业分割世界，世界将会由巨大公司来管理。这个理念的具体表现是“合并”几乎在全球同时进行着。第二个全球化迷思是“全球性产品是胜利者”。第三个迷思是：经济学需要重写。第四个迷思是全球化是赢者通吃，亦即“全球化是零和游戏”。第五个迷思是“地理的消失”，亦即全球化表示国界将消失，地理的界限也将模糊、甚至于消失。下文依序拨开这些迷雾。
首先谈“规模胜于一切”这个迷思。新世纪伊始，“合并”在全球各地风起云涌，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全球的大合并案大部分都失败，在《完美大未来》这本书里就写着：一连串残酷的学术研究都得出一样的结论：每三件合并案中大约有两件行不通，唯一的赢家就是被并购那一方的股东，他们能从股票上获利。失败的原因是“人”绝不会像流程图那么容易地兜在一起；同样文化习惯的人聚在一起愈多就愈难管理了，何况不同文化的人呢！全球化的合并致扩大规模，难度的提高更是不言可喻。
产品也须入境随俗因地而异
其次看“全球性产品才是胜利者”这项迷思。这个看法的具体意思是，一小群强而有力的品牌在强大的行销机器大力支援下，最后会征服全世界。事实是，在比较大的消费者市场里，真正在世界各地销售给所有人的全球性产品只是少数，而且即使这些响亮的品牌，在不同的地方也不尽相同。举大家耳熟能详的可口可乐为例，把它带给全世界消费者的瓶装公司是独立的承包商，即使以产品本身来说，它在不同的地方已变成是迎合地方口味的产品，有时改良口味的产品还赢过正牌货呢！名闻全球的麦当劳又是另一显例，它在南韩供应烤牛小排的汉堡，在日本供应照烧酱，麦当劳的老板说：“我不知道一家全球性公司要怎样才能不把权力下放到地方？”而他认为麦当劳经验的唯一“持续不变元素”是“在一家干净的餐厅里吃很棒而又新鲜的一餐”。这些显着的例子说明全球化商品有着明显地方色彩，必须与地方分工合作。反过来说，原先是地方性产品有时候也有出乎意料的全球性市场，例子也是不少。事实上，近期的行销部门流行的是“区隔消费者”，亦即，企业要是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市场就会出错，遑论把全世界归为单一市场了。因此，问题的重点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不同属性的“人”，口味的偏好会趋向一致或维持差异，甚至于差异性更为凸显呢？恐怕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强调“消费者主权”的说法，与全球趋势专家大前研一1995年在《民族国家的终结》一书中所提的全球化无国界世界四个“I”中“个别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s）相同，由于各地人的口味歧异，全球性产品的更地域化反而会更凸显呢！
经济学的基本观念不因时空而异
第三个全球化迷思“经济学需要重写”，《完美大未来》的作者指的是，全球化加上科技创新，“经济景气循环”于是不会再现。这个说法就是20世纪末曾沸腾不已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持此主张者认为企业组织生态因为网际网路而重大改变，股价涨跌会合理化，以及种种新科技的出现支持总体经济持续成长。在新经济下，不但经济会持续成长，通货膨胀也不会发生，而失业率也会维持在低水准。如果这种理想境界一直维系，正好与1970年代末“停滞膨胀”现象完全相反，而当年的现象让凯因斯总体经济理论派不上用场，乃有“理性预期学派”、“新兴古典学派”的兴起，经济学也注入了新血，也可说是“重写”了。“新经济”十年盛况，也是很难用当前的经济理论来解析，于是寻找新经济学的声音也出现了。不过，千禧年下半年全球逐渐陷入不景气，美国经济也难幸免，尤其高科技、网路产业关门、裁员一波接一波，股市暴起暴落的场景，显示出“景气循环”还是在人世间活跃着，现今的经济学仍然可用，并没有再创新的必要。可是，不能忽视的是，全球化的到来，民族国家虽然没有终结，但其对经济面的干预力却大大减弱，经济无国界让全球自由贸易重新来到，显示出亚当‧史密斯的“古典经济学”重回舞台。所以，全球化不是让经济学重写，而是让经济学回到过去返还本质！
经济饼在全球化下会扩大
第四个迷思“零和游戏”可以说是道道地地的迷思，意即“全球化让一些人得利，而另一些人就要接受同等程度的损失”。有太多的事实可以揭露这项迷思，而“分工原理”和“比较利益原理”这两个古老且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则是用来作清楚理解的理念。全球化是“饼变大”的现象，而饼大意味着市场变得愈大，分工也变得愈细，无论大中小企业者的机会都当然增多；而全球化另一个重要意含是“贸易扩大”，贸易的扩大资源的比较利益亦愈细密，机会也愈见凸显，虽然资源的移动速度加快，转换成本支付是痛苦的，有人也可能调适不良，但在这种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赢家远超过输家，零和是没有的事，而每一个肯努力的人机会都在增多，可说人人都是赢家，零和游戏是没有的事。
第五个迷思“地理的消失”或地理根本不重要，意思是全球化经济中，企业无可避免地会外移到能找到便宜人手的地方，这种现象似乎是理所当然，也是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可是事实却又不然，《完美大未来》一书举出大多数的美国低科技行业似乎都待在原处，并未外移以便在便宜劳工和宽松法规上得利。为何如此？“地理”就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群集”可作为解释，毕竟“一个企业若有许多类似企业围绕，绝对会比处于孤立状态要有较多成功机会”，这也是“和同行做朋友要比做敌人好得多”之写照。当然，一个不变的原则是：在全球化竞争度愈高的环境下，任何固守原地的工厂需持续地比竞争对手改变得更快。其实，即使是外移厂商，也必须如此！
积极把握全球化契机
总之，全球化既然是更自由更开放，市场的扩大理所当然，竞争力量也自然加大，分工合作也将愈细密，专业化的程度愈提升，小厂商、具地方特色的产品愈有生存空间，独占也愈来愈不可能，只要肯努力、有能力，不但不应妄自菲薄，还要更积极地以乐观心态融入希望无穷的全球化潮流呢！必须提醒注意的是：全球化下互助合作的“诚信”基本元素更凸显其重要性，也是世间凡人必须念兹在兹的。
2002年4月3、10和17日美国公共电视台分三次制播一个全球化经济体的节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佛瑞‧加田（J. E. Garten）在其4月8日《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专栏中呼吁读者一定要看。他认为该节目传送两个中心讯息，一是全球化散布了政治经济超越国界的概念，自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来政府保护干预抬头，以至1970年代大政府证明无效，之后贸易藩篱降低、去除，而资本移动管制的去除、产业自由以及公营事业民营也逐渐落实。第二个讯息是2002时，全球化的理念处于十字路口，当时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国家间的市场联结会持续增长或会因恐怖主义、贫穷增加，以及反全球化运动而终结？电视节目的答案是“审慎乐观”。加田询问《石油世纪》（The Prize）的作者Yergin意见，获致“贸易扩张和一个开放全球经济体是各地经济成长的最佳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可走了。”加田自己也倾向于乐观，他呼吁世人勉力让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但他在文末引用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海耶克(F.A. Hayek)对1914年终结的全球化纪元所说的一句话：“我们从来不能理解我们的文明是多么脆弱。”作为人人需小心谨慎的警语。
更全面性的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讨论中，虽然都会谈及民族国家角色等的政治面议题，但无疑都偏重在贸易自由、资金国际移动、产业和人力流动等经济课题，而我们知道政治权力、文化等非经济层面才是全球化成败的关键。纪登斯的谈话也扩及这些面向，他对当时以阿冲突等的旧时代战争认为会慢慢淘汰，对19世纪的帝国主义不认为会在今日重现，而且认为我们不能活在失控世界，必须要有效管理。
回顾历史，1970年代末，自由化就悄悄启幕，共产世界骨牌似地纷纷倒向自由经济，而改革开放就是手段。自由化的同时，国际化像是连体婴地出现，而“自由化、国际化”在1984年更是台湾执政当局所公开提出的政策方向，一时之间，类似“立足台湾、胸怀大陆、放眼世界”等等宏观视野的动人口号响彻宝岛。直到1990年代，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后期，即将蜕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之际，“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个更宏观、更动人的名词就窜了出来。随着两岸几乎同时在2001末和2002年初加入WTO成为会员国之后，全球化更是两岸住民人人必得正视的潮流及现实。
不过，尽管“全球化”已是耳熟能详，它的内涵究竟是啥、它的到来究竟会有什么冲击、所有的地球人要如何因应、每个活生生的“人”应该怎样安身立命等等现实课题，纵然有无数篇章累牍，但眼花撩乱的结果，似乎都无法拨开挡在眼前的层层迷雾，又是充满期待，又是害怕遭受伤害的矛盾情结一直以来都是地球人挥之不去的麻烦。
到21世纪中国崛起在全球攻城掠地，并在各种国际组织中逐渐占取主导地位。相对地，美国却节节败退，到2016年底川普当选总统后，竟宣布退出TPP和一些国际组织，而且还对中国祭出关税保护，对墨西哥筑高墙，对移民采管制。一时之间，“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响彻云霄，实情真是这样吗？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真卷土重来了吗？全球化真到穷途末路了吗？
全球化会是世界大同吗？
台湾早期住民，打从孩提时候，“促进世界大同”就被灌输在小脑袋里，而〈礼运大同篇〉也生动地描绘出大同的境界。在“全球化”如火如荼时，似乎告诉我们，世界大同不再只是口头襌或虚拟幻境，而是即将到来的实景呢！
记得好多年前有一部非常卖座的电影，片名叫做“上帝也疯狂”，以非洲蛮荒为背景，一位非洲土着为了拣到的一个可口可乐瓶罐，跑遍大半个非洲搜寻其源头。全球化的结果是不是这类的事情都会走入历史呢？全球人士无论身处天涯海角，不只是“天涯若比邻”，而且消费的东西都会没有差异呢？全球化的来到，除了物质层面会有趋同趋势外，精神层面会不会也有相同的演变呢？
很明显的，全球化的来到无疑与“自由贸易”紧紧相扣，贸易也者物品相互交易是也。我们知道，国际贸易指的是“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易”，所谓的“互通有无”就是传神的比喻。其实，溯其本源，国家间的贸易还不是无数活生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易吗？那么，人际间的交易往来原本是自愿的或是被逼迫的？追本溯源，“自愿的”应是共同标准答案吧？而“互通有无”也道尽了“为的是促进彼此间福祉提升”之目的。交易结果虽是互利的，但交易的发生却存在林林总总的成本，举凡寻找交易对象、交通、言语沟通、交换比率等等都需费时费力。因此，即便每一个地球人都能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从事自愿性交易，还是有无限的“交易障碍”必须克服，于是“如何降低交易成本以利更多交易行为的顺利出现和进行”就成了追求幸福人生的一种自发性举动。运输工具、通讯技术、资讯媒体、交易媒介等等“有形”工具创造发明固然应运而生，就是无形的诸多“组织、制度”也都不断出现。汽车、轮船、飞机、电话、收音机、电视、电灯、自动化生产工具不断推陈出新以及货币的发明固不待言，为了达到“分工合作”这个“神圣目标”所需要的各种团体组织，原本也都是为了“增加交易行为、减低交易成本”，终而促进人类彼此间的生活福祉。
二百多年前已有全球化举动
历史如果照着这种理想方式演进，不只全球化早已实现，就是天涯若比邻的世界大同境界也早己来到。事实上，至少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之际，大英帝国所标示的“日不落国”，或者中国郑和下西洋，以及几个极为兴盛的朝代，都已有几分全球化的味道在。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经过两百多年的倒退、甚而死寂之后，到二十世纪末，全球化又如排山倒海的到来呢？
如上文所言，追求生活福祉的人，原本是崇尚“自由交易或贸易”的，在自由贸易下，“市场”很自然地产生，参与交易者经由市场所反映出来的讯息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市场讯息愈正确，行为人犯错的概率就愈小，最能反映市场讯息的就是“市场价格”这个指标，如果每个行为人都能有自由空间去做行为，一定会设法让自己的宝贵资源作最有效率的使用。人人都如此的话，市场就可达到最灵活运作。由于每个行为人先天禀赋有别、后天环境又各异，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是很正常的，而在价格机能充分运作下，市场“竞争”力量就会奖赏努力上进者，而偷懒不努力者就被淘汰。不过，此时被淘汰者不是从此就消失了，若能记取教训重新奋起，新机会随时等着。其实，这种市场竞争力的淘汰过程，就是个个行为人寻找自己“比较利益”的动态过程，环境愈自由，变化愈快，宝贵资源的使用也较有效率，人类的福祉也就不断提升了。
“诚信”是人际间分工合作关键
在各个市场自由运作下，人际间分工合作愈细密、复杂，如果不能推心置腹、相互坦诚地诚信往来，交易便受到阻碍。由于某些人“自私”心理作祟，以为损人得以利己，于是私心自用、甚至搞权谋害人，市场运作就碰到层层障碍。一旦各个团体间此种“为私”扩大，“保护”、“管制”也就一一浮现，最明显的是“国家主义”之兴起，如果再夹杂着“民族主义”作祟，国与国间的各种限制就更蓬勃起来，再加上人类缺乏耐性，很难忍受“短期性”的调整，于是予有心人士可乘之机，而各种保护论调乃纷纷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市场机能受到政府管制的戕害，官商勾结、特权泛滥逐渐严重，资本主义受到扭曲、污蔑，终而共产主义崛起，这些国度内市场全面窒息，经过七十年的荼毒才在1970年代末被摒弃。
在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虽没有共产国家的铁幕锁国，但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恐慌，却不幸被解读为“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保护的凯因斯主义全面抬头，有形无形的贸易障碍普遍在各国实施。到1980年代，当时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和美国雷根总统携手进行经济自由化运动，配合GATT、NAFTA等等区域组织的推动，逐渐扭转保护情势。此后全球化虽蔚成风潮，但反动力量其实遍存每个角落。
以上的简单描述，无非在点出全球化的本质是“自由化”，以自由贸易或交易为特质，这本来是人类自发性行为，却不幸被扭曲、压抑，到1970年代末又重新拾回。其间的故事，断断续续都有文献出现，日裔美籍趋势专家大前研一在1990年以《无国界的世界》一书描述企业全球化；五年之后的1995年在《民族国家的终结》一书中，以四个“I”，即投资（investment）、产业（industry）、资讯（information），以及个别消费者（individual consumers）来突显民族国家中介角色逐渐消失，全球化的无国界世界逐渐浮现。
民族国家可能终结吗？
大前研一的预测方向没有错，二十一新世纪的来临，全球化更显示出难挡的威力。不过，全球化虽然难挡，但国界还是屹立不摇，民族国家依然健在，欲迎还拒的阻力仍然巨大。财经专家史蒂芬．金恩(Stephen D.King)在2017年写作的《大退潮：全球化的终结与历史的回顾》(Grave New World)，以宏观的视野、旁征博引的论证，为全球的经济与发展进行深入剖析。他以反乌托邦名著—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和欧威尔的《1984》作为借喻，敲响全球化或将终结的警钟。
史蒂芬・金恩引经据典，结合历史分析与当时国际情势，解释全球化倘若告终，繁荣、和平与全球经济秩序将陷入何种境地，指出我们若拒绝全球化并寻求“经济独立”，将可能引发经济与政治冲突。他总结了历史教训，详述该如何避免发生最糟的结果。就政治和经济而言，西方版本的全球化正接近极限，全球化似乎让所有船只都水涨船高，即使某些船只内部的所得与财富分配已经愈来愈不平均。
不过，只要经济长期衰退，人们就会在失望中探究原因，进而产生孤立心态。英国脱欧、川普高喊“美国优先”当选，这两件事情显示西方与全球化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也点明向西方倾斜的跨国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北约、欧盟等）已成沉重的政治负担。在过去30年当中，我们都见证了经济实力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与此同时，西方也遭遇了一连串经济上的困难。
因此，西方的政治基调产生了变化，由“政治主导经济”的局面正卷土重来。而这个现象也反映出推动全球化的力量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其中一个结果就是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势力抬头。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比方说，移民问题和仇富、排挤精英的现象。生产力与投资增长缓慢，令人失望，人们就会借此责怪“别人”（包括外国人、移民、精英），认为外来者会瓜分福利。一旦全球陷入“他们”与“我们”的争论，各国很容易在经济、财政乃至于军事上爆发全面冲突，全球化的进展将遭遇愈来愈严峻的考验。
那么，全球化不是让人人都得到好处，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去全球化”呢？金恩要世人想想，如果希腊、意大利等国的经济长期停滞，但是德国之类的国家却继续繁荣，欧元可能就无法存续；假使世界强权日渐拥抱民族主义，WTO就会受到打压，国际贸易可能会崩盘。倘若物价碍于中央银行的措施而逐渐遭到扭曲，资本市场就可能无法发挥功能。毫无效率的资金配置，将使得生产力和收入双双下滑，各国便得付出惨痛代价。
最可怕的是，西方民主国家愈来愈关注自身的主权利益、不顾全球的整体利益，某些强权（无论它是否讲求民主自由）就会趁机填补空缺，因为它们亟欲在国际上掌握权力与累积影响力。美国的经济长期表现不佳，它既不愿也无力持续担任领头羊；但美国退缩之后，全球局势更加混乱了。未来，法国、德国如果跟着脱欧，那么欧洲分裂之后，如何抵挡隔壁张牙舞爪的俄罗斯？那些威胁解散北约的人若没有建立可靠的替代机构，如何继续维护集体利益呢？国与国之间发生的纠纷，由谁主持公道仲裁？与其对日渐增加的移民感到担忧，思考如何协助那些较贫穷的地区发展经济，不是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
如果我们就这样放任赞成孤立与保护主义的思想流窜，当他们的观点成为主流的那一天，我们未来就得面临黯淡无望的新世界。对此，史蒂芬・金恩在该书最后写了一则寓言：2044年，川普的其中一个女儿成为美国共和党候选人，她在演说中强调会继续奉行孤立主义，禁止外国人进入美国；彼时欧盟已经瓦解，北约不复存在，俄罗斯趁机坐大，建立新鄂图曼；中国掌握整个东亚和太平洋，曾经有主权争议的岛屿都归它所有。这样的新世界，是我们乐见的吗？
史蒂芬．金恩说的没错，这个世界不能“去全球化”，如何削弱或让“反全球化”消声匿迹，是很重要的事务。不过，金恩和当今一般论者一样的认为，美国前总统川普是“反全球化”的领头羊，这其实很有商榷余地。毕竟川普只是要扭转当时“假全球化”，逼迫利用全球化谋“私利”却戕害全人类的中共现出原形，他以美国前总统雷根的“公平贸易”政策，让中共的威逼利诱手段和“不诚信”、“斗争”本质曝光，进而让中共解体，再从新建立“真正全球化”的“国际间分工合作”新秩序，重头再向“世界大同”大道迈进，让全人类的生活福祉提升，让亚当．史密斯1776年的经典《原富》再现人间！由2018年1月19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年度报告，指出“支持中共入WTO是错误”，美国将改变过去的高层谈判方式，转向重视贸易执法，可见端倪。虽然川普无法连任，但对抗中共的基调仍被拜登政府延续，即使强度减弱，仍维持“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原则。2022年12月12日，中共商务部向WTO提申诉，反对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称该措施“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但很明显，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美国对中共军事侵略的防御。一旦像共产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不再对其他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我们就可以安全地返还到优雅的经济与和平时期，完全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但现时自由民主国家的强硬政策必须更加强硬。
发展的目的在扩展个人自由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裔的圣恩（Amartya Sen），是一位非常关怀社会弱势族群，并重视伦理与道德的人道学者，在1999年将其在世界银行的演讲集结成《经济发展与自由》（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阐述经济发展不该只是所得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个人福利的增进，更精确地说，“发展的目的是要扩大个人的自由”。他利用历史经验，实证资料与严谨有力的分析来显示，发展的正确意义绝不是与自由为敌，而是在于自由的增进。圣恩认为人们一旦脱离不自由的束缚，便有能力自行争取更多的福利，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专制独裁、计划僵硬的政府，却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毕竟经济发展没有所谓的公式，而珍惜民主自由才能创造美好的发展环境。由于圣恩幼年亲历孟加拉大饥荒，他的观察才更值得重视，“发展即自由”或有自由环境才得以发展的主张，才更铿锵有力。
自由贸易是自由的重要一环，全球化更与自由息息相关，当网际网路新科技蓬勃发展，人类的自由活动空间应当更为广阔，但二十世纪却未能如此显现，关键所在就是“人为阻碍”。不只是共产、法西斯的专制独裁，社会主义者和凯因斯主义者也脱不了干系，追其根源还在“人心的私利及伦理道德的败坏、沈沦”。二十世纪末崛起的共产中国正是此种心态的写照，正是“真正全球化”的杀手。所以，“全球化”在二十一新世纪能否顺利，以及所需支付的代价到底几何，端视人心的净化是否可能，以及程度如何，尤其各国掌权者对自由这个基本观念的领悟力如何及私心自用能否淡化而定。而认清并揭穿中共“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将中共赶出WTO，以及参悟川普的“公平贸易”政策的真相，或许“真正全球化”的阻力会减少，人类支付的代价会降低，甚至于得以“反转”为促进自由化、全球化的无形助力呢！
正如美国阿肯色州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在2022年12月8日所说的：“我们应该回到加入WＴＯ前的现状，即承认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的共产国家，我还要补充一点，中共现在正在对自己的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如果我们这样做了，就可以开始纠正我们的领导人在20年前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当时他们张开双臂、敞开钱包欢迎中共加入WTO—并在世界上释放了这条龙。”那么，心动不如行动，大家赶紧展开行动吧！！
（作者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