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17日，北京大爆发中共病毒（COVID-19病毒）期间，在一家殡仪馆，身着防护服的工人在转移尸体。
中共在七十多年前篡取中国政权后，将中华传统文化打翻在地，并且不断宣扬斗争哲学，比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而中共在其发起的一个个运动中，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闹剧，代价却是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下面仅盘点几个主要的荒唐闹剧。
中共“放卫星”——“亩产万斤”却饿殍遍野
1958年，中共时任党魁毛泽东一时兴起，提出要“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一场极左的“大跃进”闹剧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开始上演。中共党媒喉舌《人民日报》紧跟着造势，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无异于诱导各地在粮食产量问题上造假。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导，放出了大跃进运动的第一颗“高产卫星”。两个月后的8月13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放出另一颗“高产卫星”，标题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随后，中共各大喉舌媒体竞相放“高产卫星”，加入这场说假话的历史闹剧。
小麦的最高纪录，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亩产8586斤”；而稻谷的最高纪录，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亩产“13多万斤”。
与此同时，在中共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场全民土法大炼钢铁运动不仅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同时还严重削弱了农业。没过多久，中共“大跃进”闹剧的恶果便开始浮现。
仅仅在河南信阳，据《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一文记录，信阳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
《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是由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撰写出的记录大跃进的历史巨著，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3600万人。
杨继绳写道：“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
“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1000多万）……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4000万〜5000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1996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写成的秘密报告认定，当时死亡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2009年底，中共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首度提到当年大饥荒时饿死了四五千万人。香港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冯客，在2010年9月出版的《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称，他用了4年遍阅全国解封档案，认为大跃进造成45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劳民伤财的三峡大坝——打着“抗洪”旗号谋权敛财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们相信万物皆有灵，包括山川、河流。有传统理念的人都懂得，长江好比是中华民族的一条龙，在长江上建起大坝，无异于将龙腰斩，那中华民族还能腾飞吗？
在三峡大坝拟议修建之初，著名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痛陈了三峡工程的危害，先后三次致书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指出根本不可修建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而且，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然而，踏着“六四”学生鲜血上台的江泽民，因权力得来之不光彩，再加之治国无能，急于与时任中共总理的李鹏结盟，巩固其地位，于是在一片争论声中力推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通过。
毛泽东原秘书、中共元老李锐的女儿李南央曾表示：“六四之后为什么三峡能够上马，是因为江泽民就任第一把手，他什么都不会”，他想通过“治水”站稳脚跟。
江泽民控制中共喉舌宣传部门，百般吹嘘三峡工程如何好。著名水利专家王维洛说：“它就是用历史的资料来说明长江洪水有多么可怕，意思就是说有了三峡工程以后，洪水就会被控制住了。”
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通过，1994年12月14日正式开工，2003年第一台机组联网发电，2006年三峡大坝建成，2009年工程全部完工。
那么，三峡的真实防洪能力到底如何呢？我们不妨从中共官媒的报导中一窥究竟。
2003年6月，中共喉舌新华社宣称，“三峡大坝固若金汤，可以抵挡万年一遇洪水”，吹嘘三峡大坝工程合格率100%。
时至2007年5月，新华社引述中共“专家”的说法，宣称“三峡大坝今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
到了2008年10月，新华社又引述中共“专家”的说法，改口称“三峡大坝可抵御百年一遇特大洪水”。
到了2010年7月，中共官媒再改口，降级称“三峡大考，二十年一遇洪水惊动长江全流域”，三峡大坝只能应付“二十年一遇的洪水”。
到了2020年，眼见洪水泛滥，中共官媒又变调儿了，称三峡大坝已经尽力了！“三峡大坝这一次太难了！”
自从三峡大坝开建以来，长江中下游连年出现反常气候，地震、大旱、水灾等灾难接踵而至。中共劳民伤财的三峡工程制造出了数百万无田种、无工作、无前途的“三无移民”，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危机。与此同时，三峡工程造成了水质污染、水库诱发的地震、水位上涨引发的滑坡崩坍、长江航运的受限、历史古迹的消失、珍稀动植物的死亡等等，引发了众多生态灾难。
二十多年来，全中国人累计交给三峡工程的钱逾5000亿元，随着三峡工程发电量增加，三峡集团收入节节攀昇，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用电方面的便利，三峡工程沦为中共利益集团牟暴利的机器。
李南央表示，李鹏家族通过该工程“可以腰缠万贯，而当地的官员有了三峡，有的变成了副部级干部；三峡以后又有南水北调，产生一批副部级、部级甚至国级的干部：一批利益集团都扒在三峡上吸血，吸老百姓的血”。
2003年，李鹏在其个人回忆录《三峡日记》中提到：“1989年以后，所有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主持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这也是李鹏首次在三峡问题上将罪魁祸首江泽民抛出。
从“萨斯”到“武汉肺炎”——疫情中的战天斗地
2002年11月，“萨斯”在广东爆发，并很快就一路北上到了北京。中共时任党魁江泽民批示“以稳定求繁荣，不惜死200万”。2003年4月，萨斯攻入了中南海，并放倒了两个时任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吴官正，而这两人都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见情况不妙，江泽民吓得从北京跑到上海躲了起来，并下令当地官员用生命“保卫”上海。
当时中共内部传达了江泽民的命令，“任何一个地方爆发萨斯，当地官员就地免职”，所以谁都不敢往上报，因此中共官方报出来的数字远远低于实际死亡人数。
在中华神传文化中，人们普遍相信，瘟疫的出现乃瘟神在奉天命、行瘟布疫，役使疫鬼在淘汰背离天良的恶人。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瘟疫的传播路径是有迹可循的。比如，在中国大明时期，崇祯皇帝制造了明朝最大的冤案，活剐了兵家大道修行者、集道德和智慧于一身的名将袁崇焕，结果招致了天灭大明的大瘟疫。也确实，明末的那场烈性鼠疫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剑指大明，却不染闯王的50万义军。
如果说萨斯是来自上天对“中共对中国人犯下的罪恶”而发出的警示的话，那么中共和江泽民并没有任何的反思。萨斯疫情稍有缓解后，中共和江泽民变本加厉迫害法轮功，大力推动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且，江泽民集团在中共的政法系统（公检法司以及国安等）和610系统豢养了一大批双手沾满鲜血的人，来延续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因此，即便是迫害元凶江泽民下台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从未停止过。出于利益，世界各国政府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惨烈迫害，大多保持沉默，即使有一些政府也发出了一些谴责的声音，但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际行动来制止这场迫害。
结果2019年年底，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爆发。2020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全世界被告知武汉肺炎爆发，而这一天刚好是中共炮制出的“自焚伪案”发生的19周年之际。随之，武汉肺炎迅速蔓延至全世界，并在短短几个月内演变成一场世纪瘟疫。
面对汹汹的中共病毒，中共延续了当年针对萨斯的做法，第一时间先是掩盖、打压真相，极力隐瞒死亡人数。而外界从武汉殡仪馆的超负荷运作、外地移动焚尸炉驰援武汉，以及武汉海量骨灰盒的发放，似乎已经窥一管而知全豹，了解到了此次瘟疫的惨烈。
在病毒肆虐两年后，拥有最尖端技术和人才的自由社会国家，都认识到病毒是不可能被清除的，所以都选择“与病毒共存”的模式。而中共却倒行逆施，偏执地坚持要将病毒“清零”，在战天斗地的狂妄心态下喊出了“大国战疫”，兴师动众大建所谓的“方舱”，用“健康码”作为电子镣铐将民众死死控制住，用文革式的极端措施，制造出了远超病毒危害的次生灾害。
封控造成的物资匮乏，导致大饥荒回潮，很多人被活活饿死；医疗的紧张、冰冷死板的隔离，导致大量病患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撒手人寰；中共将母婴分开隔离，导致不少家长们为了能够跟孩子在一起，想方设法让自己快速染疫；停产、停工、停学耽误了大量民众的事业、学业；经济的下跌造成大量失业人群，大量的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千千万万个供着房贷的家庭陷入了绝境；“画地为牢”式的隔离可以瞬间将司机封在冰冷的高速上、驾驶室都贴满封条，也可以随时将一群人锁在公共厕所里，仅仅因为他们被定义为密接、次密接、或者次次密接；“入户消杀”的野蛮残暴侵犯着民众的基本人权；给鸡、鸭、鱼、肉、钢筋条、轮胎和花草树木做核酸，体现了中共野蛮“战疫”的荒唐愚蠢；更为无耻的是，上海两千多万人被铁拳砸了两个月、生命与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后，最后竟然成了是“居民自己封的自己”……
在沸腾的民怨中，中共不忘处心积虑地转移矛盾。在中共“一人确诊、全区（校）隔离”的连坐制度下，那些被检测为阳性的人们成为了疫情中的“害群之马”，遭到人们的冷眼和歧视。而原本互相体谅的邻里关系、师生关系被撕裂，人们变得互相猜忌，互相防备。经过这场疫情，很多民众陷入焦虑、恐惧、抑郁，甚至崩溃，不少人选择了自杀。
中共一系列逆天的“战疫”措施，不但没有能够做到将病毒“清零”，反而导致病毒加大规模大爆发。眼看再也捂不住了，中共又一大脚来了个急刹车，突然U形急转弯，彻底放开，“应阳尽阳”，任由病毒肆虐，让中国人自生自灭。而中共却始终擅长丧事喜办，将莫大的荒唐与失败全都描绘成胜利，继续转移人们的视线，继续欺骗百姓。
在这波疫情海啸中很多人染疫，很多人丧生，各地的医疗和殡葬系统濒临瘫痪，而且各地出现了很多“白肺”等重症患者，而中共却不把这一切告诉民众，还掩耳盗铃，将“新冠肺炎”改名为“新冠感染”，其视人命如草芥的邪恶本性可谓展露无遗。
结语
中国古代第二十八世商王武乙，不敬神佛，不信天道，并想法设法与天神作对。他叫人做了一个皮囊，在里面盛满了血，再将它挂在高处。他从地面拉弓搭箭，仰面将皮囊射穿，只见空中有血滴下地来，武乙谓之“射天”。武乙三十五年，武乙在黄河与渭河之间的地带打猎，遇到了大雨，天现雷暴，他被雷击中身亡，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雷劈死的帝王。
中共篡政七十多年，不敬神佛，战天斗地，其狂妄与愚蠢的程度比武乙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大跃进”，到“三峡大坝”，从萨斯到武汉肺炎，中共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闹剧，而每一个闹剧的背后却是一个个人间悲剧。在短短几十年里，中共的暴政造成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特别是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其罪大之无边，必遭天谴。
江泽民一死，新一波的疫情海啸便在中国大陆就地掀起，随之而来人们看到的是大批中共高官、红色名人、以及江泽民的追随者和吹捧者在疫情中丧生，而瘟疫还在以更加惊人的速度扩散蔓延，疫情海啸的高峰远未到来。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理性》一文中开示：“这样的瘟疫是有目地、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份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大师还告诫世人：“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因为它背后是红色魔鬼，表面行为是流氓，而且无恶不作。神要开始铲除它了，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不信就拭目以待。”
如今，到了中共百年累累血债应该清算的时刻了，到了上天跟中共算总账的时候了。“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在这天灭中共的关键时刻，希望华夏儿女——神佛的子民们，尽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给中共当替罪羊，不与中共一同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