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周三（18日）报道，对于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就由政府支配其行动的14亿中国公民来说，过去六周迫使他们突然想出生存之道。报道指，中国百姓向基层团体和公司寻求医疗帮助，而政府“躺平”削弱了大众对共产党的信心。
报道指，在中国突然结束严苛防疫措施后，31岁的广州居民Share Xue和她的女儿发着104度的高烧，但她只有一樽过期的消炎退烧止痛药布洛芬。
她向彭博社表示：“我没想到获得药物会这么困难。”她回忆说，在她上个月患病期间，她曾期望政府能够负责并发放药物。在医院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她转而求助于社交媒体，并在微信上发现了一个为需要的人提供捐助的应用程序。
在详细介绍了她的情况后大约一个小时，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来，提供两个免费的新冠病毒快速原检测包。30分钟后，一位刚从新冠病痊愈的女士告诉她，她可以送两片布洛芬药片。
《彭博社》引述Share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人们互相帮助的温暖。我将教导我的孩子也这样做。”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要求公“加倍努力，挺过”这一波疫情，国家传媒敦促人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主要责任”。
虽然中共的宣传部门试图通过强调自我牺牲的故事来引导舆论，但彭博社引述专家指出，中国民众的创伤性经历有可能破坏支撑共产党合法性的社会契约。接受一党统治，以换取合格的治理，保证人民的安全并改善他们的生活。相反，公民现在正在获得在没有党的情况下有效生活的真实经验。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Diana Fu向《彭博社》说：“沮丧的公民感到他们被180度地从严密封控的‘清零’社会抽起，然后放在一个病毒丛林中自生自灭。”“已经很明显，人民在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党在为人民服务。”
去年年底中国各地民众自发上街，抗议“清零”政后，之后中国政府突然戏剧性取消大部分封控措施，混乱亦随之而来。民众争先恐后地去买药，医院挤爆受感染的病人，火葬场也不胜负荷。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自我隔离和治疗的指引，一些地方当局向老人发放药品。但是，国家卫健委官员未能对疫情数据作出明确说明，也未能调动国家资源来缓解物资短缺问题。
在这个时候，基层团体和企业发挥了突出作用。他们推出了协调药品供应、提供卫生建议、提供卫生保健状况的数据，甚至向经常被忽视的农村地区伸出援手。
捐赠药品的微信应用在12月19日推出后，立即有几百万的访问量和超过80万的帖子。收集捐赠的布洛芬的网上组织“乡村退烧运动”说，截至12月29日，在家庭成员通过微博签名后，它向110个村庄的约13000名老年居民邮寄了药物。“NCP生命支援”是在最初的武汉疫情期间成立的一个草根组织，提供包括北京和上海在内的主要城市的医院床位供应数据。
美国匹泽学院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助理教授Liu HanZhang说：“政府在清零阶段非常有存在感--现在人们被感染了，它就没有帮助了。”“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我不认为这一事件在公众支持方面对政府有任何好处。”
在中国一些地区的病例出现高峰后，国家在最近几天采取行动，更积极地解决资源紧缺问题，为每个乡村诊所提供两台由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资助的血氧仪，为每个城镇医院提供一台氧气浓缩器。政府周一表示要“优化财政资金的支付”，并建立一个专门的渠道，以加快官方采购医疗用品的速度。
尽管习近平近年镇压民间社会，但民间社会的复苏还是出现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担心基层组织可能会失控，开始向政府提出政治要求。2013年上台后不久，习近平宣布公民社会与西方民主和媒体自由一样，是对党国的威胁。
基层行动的热潮让人联想到武汉最初爆发疫情的时期，当时国家鼓励民众提供医疗资源和资金。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学副研究员Bertram Lang说，然而这一次，由于政府已经退后一步，地方机构正在带头行动。
《彭博社》引述Bertram Lang说：“这种自发性绝对值得注意。”“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自发的行为本身就是危险的。”
Jiangguo是北京的一名学生，疫情变得严峻之际，她就开始为一个致力于抗疫救援工作的基层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她给首都的医院打电话，查看它们是否有空置的床位，然后将信息输入到该组织管理的网上电子表格中。
像她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她正在质疑政府。《彭博社》指，这反映普遍对共产党丧失信心，这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影响。
Jiangguo在谈到清零措施突然转向时说：“这实在是太快了，太突然了。”“这不可避免地让我想到：为什么政府不提前告诉公众，让我们先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