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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华人困在硅谷:赴美十年,终成炮灰?

伊隆·马斯克在Twitter掀起的裁员风暴,凌厉、粗暴、不留情面,并迅速扩散到整个旧金山湾区,到处都是“硅谷梦碎”的声音。

2022年,美国科技行业超过15万人失去工作。而2023年开年,情况并没有变好,微软裁员1万人、亚马逊裁员1.8万人、谷歌裁员1.2万人——不断加长的裁员名单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为了方便办理身份,硅谷的华人多从事技术岗,薪资更高,成为2022年大裁员波及最多的群体。

中国名校本科,美国硕士光环加持,仰望着李彦宏这样早早红利变现的华人科技界偶像,这些有着雷同人生简历的异国“代码精英”,在互联网行业极速膨胀的年代挤进硅谷,成为2010年代国内人人艳羡对象。

只是他们中许多人没等来科技巨头光环如期变现,面前摆着的只有一纸裁员通知。这群刻板印象尽是“沉默”的少数族裔,甚至难以成为硅谷裁员主流叙事中的那条主线。

“有时还是会想,为什么是我?”刚刚经历裁员的某科技公司工程师Gemma问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60天,Gemma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一份工作,否则,她的美国工作签证将直接失效。

去年5月,Gemma从金融行业转行进入位于美国芝加哥的一家上市科技公司,尽管不属于一线科技大厂,不满金融圈封闭排外氛围的Gemma,仍旧对科技公司的开放充满了期待。

面试她的领导当时是这样描绘她的职业前景的:“这是CEO特批的一个岗位,非常重要,CEO很强调产品,你这个岗位要负责公司很大一部分业绩增长。”

然而,三个月后,这个“非常重要的特批岗位”就被弃如敝履。

 

像过去10年牛市那样轻松拿钱已成历史,今天的科技行业不得不面临投资人对回报的苛刻期待,高利率和动荡的市场让其他融资手段也变得更加困难。

美国科技企业风雨飘摇,船上再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了。

激进扩张的代价

屠刀落下之前,Gemma曾收到一封全员信。

她回忆,CEO在信中说要缩减成本,并给出了很多解决方案,比如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自动化、优化效率,“当然,裁员是最后一种,也是最不想实施的”。

不过事实是,前几项成本缩减措施并不够的时候,“人员开销”被纳入考虑。

去年8月8日,先是非美国地区的部门接到了传递噩耗的电话,接着是美国部门,HR安排约谈的邮件每小时下发一批,慢慢地,裁员噩耗蔓延到整个公司15%的员工手中。

“我们组属于engineering,是重灾区,基本上去年加入的员工都被裁了,我们组base美国的几乎都被端了。”

Gemma告诉36氪,HR和她的一对一谈话简短而残酷,大概十分钟,原话是“这也不是你的错,但是你被影响了”。

这当然不是Gemma的错,她不过是那个被科技行业膨胀恶果吞噬的牺牲品。

2009年到2018年间,以FAANG( Facebook、亚马逊、苹果、奈飞、谷歌)为代表的五家移动互联网公司,利润增长6倍,占标普500比例从3%提升至9%。

除了科技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外,宽松的金融环境,也帮助美股科技股长期保持着“高利润率”和“高杠杆(电视剧)率”,扩张自然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科技企业在美国股票市场占据着很大比例,但他们所提供的岗位,在就业市场仅占2%。

这2%的市场在过去两年中贪婪吸入着远超可容纳体量的劳动力,美国就业数据显示,直到去年底,科技行业每月净流入(新雇佣人人数-离职者人数)仍达1万人以上。

2021年美联储一年时间放水23万亿美元,硅谷巨头们手握钞票,选择大举扩张。其中,Meta最为典型。据统计,Meta在2020年和2021年总共增加了超2.7万名员工,去年前9个月,又增加了1.5万人,而谷歌、微软、亚马逊去年的人员规模也一度同比增长超过20%。

在“人力即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对程序员的需求进入一个高潮。

一位现就职亚马逊,有着30年经验工程师表示,2017年,公司还可以用15万美元的薪资招到一名中等资历的程序员(3至5年工作经验),而到了2022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40万美元。

“这是一个循环,”Gemma回忆起2021年科技公司盲目扩张的盛况,“大厂们给的package很高,让整个就业市场产生了一种‘非大厂不去’的偏见。”

2020年,已经从 Uber离职的David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Tech Job Community(后简称TJC)的社区组织,主要为了华人互助,成立的由头,便是那年硅谷掀起的首次科技裁员潮。

运营TJC的关系,2021年下半年,很多朋友在跳槽选offer时,来找David咨询,他因此看到不少称得上“离谱”的offer。“公司为了抢人,同样的岗位,相比2020年,2021年的总包可以增加10万到20万美元。”

David看到这些眩晕的数字只觉得这个市场“too good to be true”,“公司增长远远把通货膨胀甩在后面了”。

而最近一段时间,TJC再次拥挤起来,短短三周内涌入1000多人——都是当下硅谷裁员潮中受影响的华人。David一个个手动将他们加到社群中。

TJC网站上,提供了一个名为“Candidate Postings”的表格,近期的求职者信息被列在了上面,便于招聘方联系。从1月的名单来看,被裁职位九成是软件工程师,大部分只有一年及以下工作经验,集中来自亚马逊、Meta、推特、eBay等科技公司。

David观察,“这次裁员华人相对而言受影响比较大,是一个客观结果,因为在美华人从事工程师的比例最高,而工程师也往往薪资最高,所以不幸的就是,当工程师被裁时,华人受影响比例自然更大一些。”

从读书到工作,David完整经历了美国科技十年长牛,原本以为一切就会照这样发展下去,但转折来得没有预兆。

David和Gemma一样,作为在美国生活了十余年的80后,这代人当初选择赴美的想法也很统一而简单——见见世面。

2010年左右,是众多后来如日中天的美国科技独角兽密集诞生的时间,Wework、Uber、Airbnb、Github……风投all in移动互联网,随之,硅谷也高调地进入了科技创业高潮期,同时纳斯达克市场指数开始从2100点一路上扬。

这一切对于当时刚走出校园的人而言,充满了吸引力,David也是其中之一。“当时在中科大已经保送博士,但觉得自己的底子还很薄弱,对人工智能又很感兴趣,所以想去美国学习最先进的技术。”

借了2000美元,凑齐了基本的申请费,David如愿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进行深造,并在2015年加入了风头正盛的Uber。

“那时,感觉Uber能招到全世界最好的技术人员,我们同一批进去的人,几乎之前都有创业经历,某某公司的CTO不计其数。”

David确实赶上了“美国大厂”招兵买马的巅峰期。不止Uber,一批中国技术人才在那几年内都流向了硅谷的科技公司。

Gemma也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主观选择,实际上潜移默化中受到了市场周期的影响。

“各行各业都存在周期与循环。现在回想我自己为什么会转行?也是大市场cycle的作用,每次轮回都是币圈先火,再是科技,再是其他行业。”

裁员未完,收缩继续

虽然裁员是硅谷当下共同的噩梦,但大厂的应对能力不尽相同。在扩张与紧缩的大起大落过程中,如何花钱、花多少钱、如何裁员,眼下,科技公司面临的审视更加严苛。

Meta在曝出11月的裁员大新闻之前,消息已经断断续续传了近半年。尽管如此,近两年Meta员工人数仍就持续上升,去年三季度人数增速甚至同比高达28%。

“口号式裁员。”Gemma了然于胸。Meta每次裁员的消息喊得又响又快,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都算不上是好事。

“一方面,像这次,官方事先声张发公告的裁员,更多是希望员工自己走,但大家也不傻,有身份的人,他们不会走,会等到拿钱走人,没有身份的,更不会自己主动请辞。所以之前很多次Meta的裁员消息,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还有另一个侧面证明Meta的拖沓。Meta的万人大裁员集中在人力及销售岗位,而此前半年里,这两个工种早已开始裁员动作,“这种非技术岗,花了半年时间都没整顿完,就看出Meta内部效率非常低”。

Gemma的想法是,“这和苹果形成鲜明对比,去年8月时,苹果曾裁员约100人,但动作干净利落,也没有发任何声明”。

从公司经营角度考量,不管是赔偿还是员工纠纷,裁员的过程本身,同样会消耗大量公司资源,不宜久战。某种程度上,怎样对待裁员,和管理者运用公司各类资源的风格如出一辙。

“所以有时大厂开出过度高价的薪资包,其实是不节俭的体现,薪酬体系合理,是公司稳定可持续的基础之一。”Gemma说。显然,扎克伯格在花钱上很不谨慎,“Meta的门卫都不外包,而是采用编制内员工。”

扎克伯格的“大手笔”,还用在更显眼的地方——元宇宙。截至目前,扎克伯格已经不顾股东劝阻,在元宇宙上花了300亿美元,而且没有克制的迹象,今年,他预计还将投入1000亿美元。

缺乏正确预期及计划的财务行为,让Meta在去年美国科技公司危机中,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

2022年以来,从财报接连暴雷,到VR砍单、多次股价暴跌,Meta伤痕累累。

“我错了,我要为此负责。”扎克伯格在公开信中忏悔,但在已经太晚的当下,他负责的方法,只有牺牲掉大量员工和他们背后的家庭。

裁员旷日持久,走的人悻悻而去,留下的人也无法如往常安心。

刚忙完年底Holiday Sales——这一美国电商人全年最重要的大促季,亚马逊的1.8万名员工就面临着被公司抛弃的风险,设备部门的华人产品经理May就是其中一员。

去年11月,亚马逊已经开启了第一轮小规模裁员,主要涉及Device(设备)部门,而当时就有传言称“更大的腥风血雨还在后面”。

May是11月那批裁员的幸存者,“大促季用到我们部门的地方非常少,就先从我们下手,年后再裁的,都是大促活动的主力军部门。”

元旦后第四天,亚马逊全体员工收到了一封来自CEO Andy Jessy的邮件,被通知公司将“继续裁员”,涉及的正是刚忙完年终大促的Store(商店)部门和PXT(人员、体验和技术)部门。

Andy在信中告诉大家,正式的裁员通知和谈判,将从1月18日开始。这意味着,真正的审判日来临前,亚马逊员工要等待不安的两周,紧张情绪瞬间在公司内部沟通软件上弥漫开来。

“大家都在小组讨论里各种猜测,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恐慌。即使是没有身份顾虑的人,主要收入来源只有这份工作,也会感到担忧。”

去年11月以来,May的大部分工作都被迫进入了“待定”状态。年底正值亚马逊各个部门做运营计划的时间,受裁员影响,很多部门需要重新调整项目目标,而May所在的设备部,也只得不断校准合作部门的计划。

“和我对接密切的首席产品负责人也被裁了,感觉下一年给我们的support要黄了。”May告诉36氪,“裁员的安排每天都在变,一会儿说亚马逊内部都可以转组,一会儿说要同一个部门才可以,想招人的也招不进来。这段时间充满了不确定性,效率很低。”她感觉公司几乎按下了两个月的暂停键。

裁员计划的另一部分,是针对即将于今年入职的应届生们。

去年12月中旬,Tim所在的NG(New Graduate)offer群里有很多人陆续接到了亚马逊HR的电话,称入职时间被强制推迟6个月,如果不同意就撤销offer。Tim自然也没能逃脱噩运,原本明年上半年入职的亚马逊offer,被推迟到了2023年12月。

他收到的邮件写着:“在当下宏观经济环境之下,更谨慎地推动商业决策,对亚马逊来说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意味着,2023年全年,亚马逊都将对招聘规模保持收缩状态。

“2023年才是真正的考验。”May说,“去年虽然经济下行,但个体并没有感受到过多的影响,因为年初定下的很多计划,年内可调整空间有限。而年底各大厂开始的裁员,才是真正的信号——大家都在为2023年更紧缩的预算做准备。”

从二级市场来看,美国科技行业去年几乎遭遇灭顶之灾。纳斯达克指数在2022年累计下跌33.1%,特斯拉、亚马逊、Meta等明星科技公司跌幅更是达50%以上。

而更悲观的消息是,2023年走势并不会掉头向上。

骏利亨德森投资全球资产配置主管Ashwin Alankar预测,最坏情况下,科技股今年可能还会再下跌20%。“裁员往往是降本增效的最后一招,所以出现万人裁员时,情况难言乐观。我看到,需求比市场预期糟糕得多,市盈率会进一步收缩。”

硅谷,围城?

硅谷历史上,上一次“massive layoff”(大规模裁员)要追溯到2008年。随着雷曼兄弟宣告破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达到了高点。

据美国劳工局统计,2008到2009年,美国失去了880万个工作岗位,总和新增从2010年才开始恢复至106万的水平,一年后恢复到200万以上的水平。

中国“留学热”开始于新千年,第一代技术人才外流也始于那时。在综合国力提升和留学政策利好的共同作用下,留学潮袭来,中国悄然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之一。

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发布,进一步加速推进“支持留学、来去自由”。到了2018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到峰值,突破60万。

但2010年后,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与人才流出相对应的回流也在提速。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中国出国与归国人数之比不断缩小,2010年为2.11:1,2015年为1.28:1,而2002年时,这一数字还曾是6.94∶1。

很多那时归国的硅谷精英的名字,在日后成了国内科技圈里总被提及的人物。

当时“硅谷最有权势的华人”、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在2016年归国,担任百度COO,被看作是新版精英归国的代表;曾在IBM工作的刘自鸿,2012年回国创办了柔宇科技;同年,担任Google总部科学家的李志飞,辞职归国创办了出门问问。

借着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不管是创业还是加入大厂,这些归国精英迫切地追赶着中国速度。

虽然舆论对于这批精英归国的原因看法不一,不乏声音提到“华人在硅谷发展受限”“华人在硅谷被印度帮碾压”。但无论如何,那几年市场的大门还敞开着,他们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科技的上行通道,拿到了黄金期尾声的船票。

等到80后华人工程师开始在硅谷施展拳脚的时候,故事走向就不一样了。短暂的繁荣后,他们只能面对太平洋两岸同时上演的大衰退,没有退路。“

还是要对经济环境和大趋势有一些敬畏之心,有些人觉得自己能不受大环境影响,但是其实很难,每个人都是尘埃。”Gemma说道。

大部分被裁员的硅谷员工,虽然会得到一笔可观的遣散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加严峻的去留问题。

最开始,选择哪家公司就职,掺杂着多重因素的考量,对在美华人而言,决定生存的“身份”问题自然被摆在首要位置。

一位被Meta裁掉的工程师向36氪表达了后悔的心情:“从毕业后OPT,甚至挂靠,再到工作之后申请140,绿卡申请,可以说每一步都不允许我们失业。如果回到刚毕业的时候,重新选择,能否最快落实身份一定是第一选择,而不是package的大小。”

Gemma当初的考量则是,“不管是工作签证,还是绿卡,很多华人选择进小厂,要么是因为大厂办身份的流程很久,要么是压根不给解决身份问题,所以放弃入职大厂”。

但如果在小厂不幸被裁员,就只能承担此前选择造成的风险,并进入一种恶性循环——小厂裁员不为人知晓、面试受歧视、最终很可能耽搁身份问题。

再一次衰退来临,硅谷需要多久恢复生机?已经离开科技行业的Gemma不再关心,相比于宏观环境,她更疲于照顾自己受伤的心理状态,推进新工作的面试时,Gemma才意识到,小厂被裁所要面对的处境比大厂严峻得多,远远超出她的想象。

像Meta这样的大厂裁员11000人,毫无疑问是爆炸性新闻,虽然是消息是负面的,但Gemma发现,广泛传播到人尽皆知的裁员消息,实际利于被裁员工后续找工作。一方面,面试官会知晓公司的裁员行为,不过度质疑候选人,另一方面,裁员消息也会吸引面试官主动抛来橄榄枝。

此前经历的一轮面试中,Gemma离拿offer只差最后一步,但面试官仍对她被裁一事心有芥蒂,因此找到内推Gemma的员工表达了一连串疑问:“她真的是被裁掉的吗?不是自己的表现有问题吗?才进去三个月,真的不是她自己的问题吗?”

“很尴尬,他们坚持认为是候选人自身的问题”,内推Gemma的朋友除了把裁员官方新闻发给面试官,没有办法解释任何事。

类似的质疑几乎出现在Gemma的每一场面试中,“你看你之前的选择都不对”“是不是你这人运气比较差”······

“被裁之后鼓着勇气去到市场上,面试官却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是二次伤害。”Gemma很沮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感同身受。”

在硅谷当个快乐“打工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裁员,还是健身房会员、移动办公、餐补等,这些常规福利都在一步步减少,“节衣缩食”成为美国科技行业的常态。

太平洋彼岸有更多的机会吗?“肯定有想过回国。”但David的语气却有些犹豫,毕竟,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David欣慰的是,即使眼下陷入困顿,但他并非没有经历过好日子。

David初到美国读书时,还是欠了一屁股债的状态,但毕业之后两三年就还清了所有钱,并且在美国拥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如果我在国内,是很难做到的”。

来自中国的“代码精英”在全球两大数字经济体之间迁徙和流动,成为一个个财富神话(电视剧)的见证人,但残忍的是,当大幕拉上,一句周期的眼泪无法解释一切。(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 夏雨荷  来源:36氪财经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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