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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东山再起的“中华商圣”范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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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国,齐海,陶地;谋士,相国,富贾。三种角色,三重人生,却在春秋时期一位叫范蠡的人身上,呈现出神奇的统一。“重农抑商”历来是古代中国的治国传统,故而历史上能征善战者有之,辅国效君者有之,但以商人身份名扬天下的却屈指可数。范蠡以布衣之身,不仅官至将相,位极人臣,更能果断转型,投身商海,确立好善行德的商人形象,丰富了商人文化。他的才学与经历已教人惊叹,他所奠定的“中华商道”更为后世传颂。

“中华商圣”“商人始祖”,这些赞美都是献给范蠡的。在各国争霸、战火连天的春秋时代,一介寒门之子往来于诸侯之间,全身保命已属不易,但他同时又做到达观知命,入仕可居庙堂之高,退隐又能富甲天下。纵观其一生,时时有巨变,处处有转机,在为与不为间,范蠡能够审时度势,善始慎终,每一步作出正确的选择。

从政与经商,是两个完全不同又彼此勾连的领域;权势与财富,更是世人追求渴慕的事物。有的人以权谋财,也有人聚财干政,而范蠡在世,做官时助越王勾践忍辱复国,做生意时又乐善好施,造福百姓。表面上看,范蠡实现了自身的最高成就,但究其事迹,才知他实则清心寡欲,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无私无我的善德之举。

从佯狂负俗到越国谋士

他以“蠡”为名,寄意于平凡的日常器具,似乎正预示他和光同尘的一生。

范蠡生于楚国宛地的一户贫寒人家,少年时以“楚狂人”自居,言行不为乡人理解。他却在一痴一醒之间,将天命、人事参详透彻。古时贤者在世,遵循着“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仕”的原则,范蠡披发佯狂的低调生活,实因他心怀大志,等待出山的机缘。通过后面发生的故事,我们大抵可以猜测,他的志,是为君为民;而他一以贯之的理念,是天道人心。

范蠡终于等来了一鸣惊人的契机,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位知己——文种。文种同样是后来辅佐越王的谋臣,此时他身为宛令,四处寻访贤士。范蠡的怪异举止引起了他的注意,派小吏召见。谁知范蠡故作戏谑之态,蹲在路边作犬吠状。小吏见状,回禀范蠡是个疯魔病人。文种却会心一笑,他认为,士有俊贤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心对世界有独到的见解,外人却因无知诋毁他的名声。

文种亲自驱车拜访,愈发恭谨。有趣的是,范蠡先是有意回避,待看出他心诚意坚,才放下伪饰,向兄嫂处借来一套衣帽,迎接贵宾。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两人第一次见面,便是抵掌促膝,相谈甚欢的默契场面。史册没有留下具体交谈的内容,但可以相信,这一对好男儿心中,一个建功立业的共同理想已经成形。

两人结伴离楚,在江南一带游历,受到越国的礼遇,便怀感遇之心,尽忠君之事。有学者考证,范蠡入越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11年,正是他二十五岁左右的大好年华。此后,勾践、文种、范蠡,三个身份不同、性情迥异的英雄聚首越王宫,共同书写了春秋历史上豪壮感人的一幕。

吴、越两国历来间战事不断,自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兵败而亡,继任的夫差更将越国视为不共戴天的大敌。此时越强吴弱,夫差厉兵秣马准备复仇,勾践却在三年后,不听范蠡之谏,一意孤行出兵伐吴,不料惨败,受困于会稽山。越国生死存亡之际,勾践痛改前非,虚心向范蠡请教复国之策。范蠡献策有三:

“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

从忍辱负重到东山再起

范蠡的三句话,在劝阻勾践伐吴时便已提出,看似玄虚飘渺,实则从传统文化中的“道”引申而来,无论治国还是经商,皆在此三句箴言统摄之下,是范蠡为人处世的核心原则。“持盈者与天”,“持盈”即在盈满的状态下保持长盛不衰。天地亘古存在,无所欲求,故能包罗万物,生生不息。对应到国家,君王若要长久保持国家富强,就要按照“不溢、不骄、不矜”的“天道”行事。虽然勾践初即位便战胜吴国,但与茫茫天地相比,不过是“蝇头微利”。才过三年,勾践便急功近利,欲将吴国一举消灭,自古骄兵必败,越焉无亡国之患?

“定倾者与人”,是说在助危持颠、救亡图存之际,主要从“人”的方面寻找转机。这句话正是保全越国的金玉良言。范蠡洞察吴国君臣之弱点,建议先委曲求全保存实力,再缓图强国之计。他说:

“卑辞尊礼,玩好女乐,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与之市。”

他让勾践忍辱负重,备厚礼取悦吴臣,进献宝物、美人取悦夫差,这样还不够,还要亲自到吴国称臣,消除吴人心中仇恨。

范蠡又做了一个更令人感佩的决定:他要随勾践和王后一同入吴为奴。吴越恩怨纠葛,此番入吴祸福难料,他却以异国谋士的身份,甘愿放下尊严和生死,陪伴勾践走过人生最黯淡的时光。入吴三年,越国君后淡衣素服,居住在宫中简陋的石屋,为吴王养马。在这对患难夫妻的身旁,总有一个高大的身影,任劳任怨,早晚出入皆遵君臣之礼。吴王见之感佩,欲召为大臣。范蠡断然辞谢:

“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

他更劝吴王,若自己对越国不忠不信,您又为何要重用我呢?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面对选择,他更看重忠义与信诺,他忠于越王,更是忠于万古不变的天道。

越国之外,君臣一心,三年如一日谨言慎行,终于感动吴王,得以归国;越国境内,文种助王监国,暗中强大国力。勾践吸取前车之鉴,卧薪尝胆,立志复国。复国,须向“节事者与地”汲取智慧。地与天同在,广博无边,不偏不倚,为万物自由生长的空间。节事即行事有节制,合乎一定的准则,这个准则就是“地”的规律。若要复国,必须依靠土地的帮助。而具体的措施,勾践采用范蠡老师计然的计策。

从十年生聚到一雪国耻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馀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计然之策,重点有七:

第一,知道要打仗,就应加强战备。同样,了解人们什么时候用什么东西,商品就可实现流通。

第二,农业依据五行规律有丰歉循环,应根据收成的变化,预测粮食市场。

第三,天旱时,车马紧俏,应收购船只;洪水暴发时,船只畅销,应囤积车马。反其道而行,才有市场竞争力。

第四,价格调控。粮食价格过高,商人损利;粮食价格过低,农民损利。因此商品价格的涨跌都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才能做到农末俱利。

第五,务完物。保障商品价值。

第六,无息币。确保商品流通。

第七,物极必反,在商品价格昂贵时卖出,要像抛弃粪土一样毫不怜惜;价格低迷时购入,应像珍惜珠玉一样珍惜。

勾践谨遵教诲,越国的经济和兵力迅速恢复。范蠡后来经商,也正是依此实践而致富。

归国四年后,勾践急于起兵,范蠡则认为时机不到,“强索者不祥”。勾践再次显露急功近利的心态,几乎每过一年便要催问范蠡,甚至大发雷霆。范蠡既然为越国负责,便不会为君威所动,每次都力陈得失利害,苦劝勾践忍耐。

彼时的吴王不复早年励精图治,多年下来耽于享乐,君臣离心,吴人多受其苦。公元前484年,夫差赐死伍子胥,自毁长城。二十年磨一剑,终于到了越国中兴的时刻。两年后,吴、晋会盟于黄池,范蠡料定时机已到,立即劝越王兴师伐吴,吴师大败。历经数年之战,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73年,成功灭吴,一雪国耻。“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说的就是勾践复国的壮举,而劳苦功老的大功臣,当推范蠡。

越国声威大震,也到了范蠡退场的时刻。

从功成身退到白手起家

当越人沉醉于扬眉吐气的喜悦时,当越王向范蠡许诺“与子分国”时,那位曾以“一痴一醒”为乡邻所不齿的楚客,又做了一件让人看似疯傻的举动。范蠡在越国国力鼎盛之时,拒绝一切高官厚禄,功成身退。他苦心经营二十余年,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用于复兴越国,此时他华发渐生,为何超然避世,甘愿舍弃应得的富贵?

再看他临行前,还向老友文种留书一封,劝他辞官。他说越王为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并告诫他:

“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范蠡了解自身,也了解越王、吴王、文种,故而从结交文种、忍辱事吴、翩然归隐,再到劝善好友,他早年助越成就的一番霸业,离不开他对“人”的把握。在退隐这件事上,他了解越王为人,故选择全身而退;他了解文种为人,故劝他放下名利。同时,他亦深谙“水满则溢,月盈则亏”之道,他在越国居功至伟,甚至是功高难赏。他自认在辅佐越王、建功立业的事情上,人生运势极盛,再发展下去或恐是由盛而衰。既然他本非贪恋权位之人,既然功德圆满,为何让自己为功名束缚?

一柄宝剑,冰冷了一代忠臣的热血,文种终因功高震主遭勾践猜忌,含恨而终。一叶轻舟,承载着一名隐士的逍遥,范蠡携带家眷浮泛于五湖风烟,再次开辟新的人生。此后,越国不再有范蠡之名,齐海畔却多了一位自名“鸱夷子皮”的平民。

鸱夷子皮,简单地说就是“酒囊皮子”,用时可以盛酒,不用时可折叠收好,随身携带。范蠡更名,沿袭本名生活器具的特点,又暗含能伸能屈的深意。他与家人在齐地安家,无所依傍,首先面临的就是生存问题。史书记载,范蠡父子“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很快积累千万财富。何也?他曾说:“计然之策,当初越王才用了一半就可兴国,现在我就把它用在持家上吧。”计然的妙计,于君可富国强兵,于人可积聚万金。原来,他致富的秘诀源出计然七策,他将老师计然传授的经济理念用于家族经营,遵循商道法则,故而成功实现从谋士到富商的转型。

从鸱夷子皮到陶地朱公

范蠡做事,素来不畏劳苦,亲力亲为,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感染身边人。二十年前,他力主忍辱复国,君臣同心,用经济复兴国家;二十年后,他自力更生,父子同心,用经济再次振兴家庭。天道酬勤,这也是范蠡一生多次获得成功的原因。

发家致富的范蠡再次引起齐王的注意,齐王闻其贤,欲召他为相。命运似乎总是垂青范蠡,无论身居何处,也无论以何种身份生活,范蠡总会受到国君的重用。他却发出这样的感慨:

“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

他认为,在家有千金财富,在朝官至卿相,这是平民百姓能达到的极致了。他此时辞齐王,与辞越王相仿,他在国中名声渐盛,对君主或许会成为威胁,对自己也有盛极而衰的顾虑。因此他归还相印,婉拒齐王的美意。之后,他散尽家业,分给亲友,带着家人和必需的财物潜行而去。

范蠡辞官散财,再次把自己的所有抛在身后,不惜以年迈之身,再次复兴范氏家族。这一次,他选择了陶地(今山东菏泽),并改名“陶朱公”。迁居陶地,看似随遇而安,却是他有意选择: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陶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为商人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生活环境;其次,陶拥有强大的交通优势,方便与各诸侯国车旅往来。陶地周边,皆是春秋时期的富强国家,如东边的齐国盛产布帛、海产,北边的赵国多枣、栗,南方的邹国、鲁国盛产桑麻,这些都是范蠡可资利用的货源。

“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是后人总结的范蠡致富的经验。他做生意,买进卖出都等待最佳时机,并且提倡薄利多销的原则,只收取一成利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范蠡经商,继承计然七策,也始终坚守自己所说的“持盈者与天”。作为商人,他遵循天道,能够从金钱的盲目追逐中超脱,保持清心寡欲的淡泊精神,决策时方能从容理性。他决不为一时小利而蒙蔽心智,而是把目光看得更长远,也让他能够长久拥有财富而不衰败。

事实上,范蠡经商,并不局限某一产业,而是纵观天下局势,选择最适宜经营的,并通过艰苦奋斗去实现它的最大价值。史书中记录的行业就有农业、畜牧业、渔业、盐业、制陶业等,范蠡还有一部《养鱼经》传世,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养鱼文献。

从三致千金到富好行德

他聚财,却不吝财;他致富,更怀造福他人的慈悲之心。陶朱公在陶地经营十九年,三次致富,又三次仗义疏财。到年老力衰之时,他更敢于放手,把财产全权交付给子孙打理。真是应了李白的那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陶朱公真出尘高士也!或许有人疑问,范蠡为何聚财又散财,让辛苦挣下的基业付之东流呢?

范蠡看待聚与散,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天下大势,合久必分,财富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要散去。这样,天地、世界才能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如果一个人积累过多的财富,很可能引起国家经济的失衡,而人在其中,怎能不受影响?故而范蠡从政或者经商,时刻用天地间的“平衡法则”来约束自己。古人通常把财富比作流水,财富流通之道亦如水之道。水滴会汇聚成江河,最终要向前流淌,汇入海洋,否则就成了一潭死水。范蠡深谙此道,他的财富离不开各国各地百姓的贡献,所以他将财富还之于民,送给更需要的人,正是善德之士的明智之举。

范蠡不仅富好行德,待人更是毫无私心,希望天下人都能拥有殷实的财富。鲁国有位穷困潦倒的书生,号为猗顿,他仰慕范蠡的德行和才学,向他虚心求教。面对这位初次会面的年轻人,范蠡怀着拳拳慈爱之心,将他的经商理念倾囊相授,并根据他目前的状态,为他量身打造致富秘方。猗顿缺乏资金,范蠡便教他经营畜牧业,先豢养少量牛羊,待其繁衍壮大,便得财富。他遂迁居西河(今山西西南部),在一块水草丰美的湿地上创造了人生的第一份财富。

范蠡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他的财富,助他多行慈善;而他的善行,又为他带来更大的福报。在商与德的把握中,他更注重以德养商,不因商废德。他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至今可资借鉴的传奇人生,更有那顺天修德的商业伦理观,树立了商人,树立了德商的榜样!

结语

苏轼有赞:“春秋战国近五百年,以功名始终者惟范蠡一人。”东周乱世,春秋末年,一位楚地的寒门高士,三迁其居,两易其名,却留下了累聚万金的传奇。而比万金更重的,是他好善修德的人格魅力,千载之下仍旧熠熠生辉。他是兵荒马乱的时岁静好,他是富贵贫贱的正义抉择,他是庙堂江湖的洒脱人生。

他就是永远的“商圣”——范蠡。

2016-04-20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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