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爆红，引发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的议论，那么，AI有可能取代法官吗？AI法官能判别有无犯罪吗？AI法官有办法量刑吗？可以赋予AI法官判死刑吗？
ChatGPT爆红，引发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的议论，未来的法庭会出现AI法官吗？示意图／pixabay
近来，被誉为最强AI的ChatGPT，引发人工智能是否将取代人类的议论。现今AI技术的实际运用，最明显者，即是汽车驾驶，这也代表，对于某些纯粹机械性的工作，恐在可见未来会逐渐被AI所取代，这也可能会反映在法庭上的某些角色与工作，若果如此，未来AI有可能取代法官吗?
AI法官有办法判断有无犯罪吗？
以刑事法官来说，其主要工作包括事实有无的认定、法条适用与量刑；于事实的证明部分，又可分为有无证据能力及证明力高低之评价。
其中，就证据能力有无，主要是针对当事人，尤其是检察官所提出之证据是否为合法取得，由于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违法取得证据得否提出于法庭，并非采取一律排除之法则，就须由本案法官于具体个案为判断。
换言之，若采取违法取得一律排除的证据法则，因答案只有是与否，AI自可轻易为判断；但若采相对排除法则，因系属一种综合性的权衡，甚至是价值选择，致会涉及伦理法，而在伦理法则的数字化、程式化、公式化，于目前仍属困难下，更遑论充满价值判断的刑事司法。
如以违法取得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来看，必须考虑违法程度、侵害权利的轻重、犯罪所生危险、执法者的主观意图等等，凡此因素处处充满不确定性，非并单纯为“是”或“否”的问题，致难以客观化。
再来，是具有证据能力的证据，到底对于事实有多少证明力，乃是由法官自由判断，即一般所称的自由心证。
自由心证一向为人所诟病，借由科学证据在刑事司法所占据的重要性，对于证明力的量化，似乎是在AI法官可能性的重要前提，但所谓证明力的客观化，似乎仅存在于物证之场合，对于人证却有其困难。
以目击证人的陈述是否为虚伪陈述，就自然人的法官而言，大概仅能从陈述者的神情、态度与内容是否矛盾等，综合为判断，而这种偏向经验法则的直观，似乎也很难客观化，致使AI很难取代自然人。
自由心证一向为人所诟病，但所谓证明力的客观化，似乎仅存在于物证之场合，对于人证有其困难。示意图／司法院粉专
至于在事实确定之后的法律适用，在法律解释存有多义性，且选择哪一种解释，也往往涉及价值判断，因此这部分似乎也很难由AI法官来达成。
故较有可能程式化、数字化的审判工作，致可由AI法官所取代者，似乎就仅剩下量刑的部分。
AI法官有办法量刑吗？
就犯罪事实的判断，乃是以行为人的行为为对象，毋庸考虑行为人的人格与过往；但就量刑来说，却是以行为人为对象，必须考量的层面与范围，就较为多元与复杂。
刑法第57条虽列有10款科刑应审酌事项，且刑事诉讼法也明文科刑辩论之程序，但因内容多属抽象，如行为人生活状况、品行、犯后态度等等，就是宣示意义重于实质，量刑多寡，实属法官内在的绝对意志。
2009年，我国将两人权公约转成国内法后，最高法院即要求下级法院须彻底落实科刑辩论程序，并且要求法官必须将刑法第57条的10款事由逐一检视与调查，才符合正当程序的标准。
只是如此要求必然增加法官的负担，也无解于相类案件却量刑天差地别的问题，还会牵扯出，这10款事由到底是属检察官必须举证，抑或属法官职权调查事项之争议，凡此问题，正凸显量刑的复杂性。也因量刑所必须考量者，已非仅是犯罪行为，而是犯罪人的整个人格特质与人生历程，恐更为复杂。
就量刑来说，是以行为人为对象，须考量者不仅是应报，还包括一般预防，尤其是特别预防，即再社会化的因素，无法以单纯的数字来显示，而是有更多人道关怀在其中。示意图／pixabay
从罪刑相当性原则来看，为了防止法官恣意，或可借由AI里区分各种犯罪类型，并以犯罪行为的轻重、侵害结果的程度、犯罪成本利益比等，分别予以量化，借由简单输入行为型态、行为手段、行为结果等，即可得出刑罚高低，而为了解决此问题，司法院必须建立所谓量刑，甚至AI系统，以解决量刑歧异的大黑洞。
惟此量刑系统若要有参考性，必得先对过往众多个案进行分类后，再分析影响判决轻重的因素，并筛选出哪些判决可为标准、哪些判决过于恣意而必须排除等，才足以理出一套客观化的标准，甚至是量刑公式。
问题是，量刑所必须考量者，绝不是仅有应报，还包括一般预防，尤其是特别预防，即再社会化的因素，凡此种种，可能皆无法以单纯的数字来显示，而是有更多的人道关怀在其中。
可以赋予AI法官判死刑吗？
在死刑仍然存在的台湾，在设计AI法官时，似乎也要让其有此权力，若果如此，等同让AI有杀害人类的权能，这必将碰触到AI取代人类的红线，也象征AI可与人类平起平坐，甚至随时取代人类的危机。
（真理大学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