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于中国的农历新年是中国一年当中最重大的节日，往往也是在常态生活中最能彰显中国人民族性认知的时刻。从民俗意味、宗教性到上层政治宣传，农历新年散发出的文化包容性早已席卷海内外，辐射至全世界汉文化圈及海外华人。
然而，今年关于农历新年的称谓问题成为持续蒙在这一节日喜庆氛围上的阴霾。先是年前英国大英博物馆在一则发文中庆祝Korean Lunar New Year，引发中国网友痛骂“中国的节日被韩国剽窃”的老生常谈，后是迪士尼度假区21日在官推发布新年贺文，以“Lunar New Year”称呼农历新年，遭到中国网友攻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在校院内张贴海报介绍“亚洲各国春节习俗”，希望与学生共同欢庆新年，其内容因使用“Lunar New Year”，而非“Chinese New Year”，也遭到该校中国留学生擅改。中国网友针对此事的口水仗至今未消。
从词源来说，Lunar源于拉丁语luna，lunar calendar即阴历，以月亮圆缺周期计算月份，区别于西方常用的solar calendar太阳历。太阳历较为固定，可以比较确定地反应节气变化，但无法把握月亮圆缺。中国农历因有“置闰”的算法，能够以阳历辅助修正阴历，因此严格来说中国农历是一种阴阳合历lunisolar calendar。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特指的农历新年称为“Lunar New Year”有其不准确之处。
农历新年起源于中国当然无可争辩，日本新年称为Shinshun，韩国新年则是wondan（元旦，本是中国用来形容农历新年的词汇）或sesu（新春）。从这些称呼来看，沿用农历新年的国家的传统民俗都被中国文化深刻渗透。然而，这并不是中国人圈地自萌，搞文化沙文主义甚至文化殖民的借口。在这一场闹剧中，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掺杂其中！
谈到民族这一依赖于民族共识的概念，恐怕大多数出征的中国人并不能清晰明了其内涵。现代民族概念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理论构建，这些理论摒弃了民族血缘结合体的性质，却无法忽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力量。
民族的感性特质，使其在社会生活中能够不断被建构成一种情感工具。民族是人以群分的社会标准，具有强大政治功能。民族主义者眼中，一般包含对集体尊严、利益和乌托邦的追求，并会假设某个或某些“民族英雄”可以成为民族利益代理人。在民族主义者看来，群体利益高于一切，在其中可以寄予其价值寄托和身份认同，民族主义由此可以成为一种低廉的社会动员工具。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人在所谓外国商家“辱华”风波中的歇斯底里，在与韩国争夺文化起源时的呵责谩骂，在Chinese或lunar这类的争端中“大举”出征，甚至在加州连环枪击案后对遇害的华裔冷嘲热讽。只有在这种非此即彼的争执中，中国人才能感到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与利益，延续曾经断裂的大国想象。
同时，农历新年这一节日终究还是汉民族的传统节日。汉族在中国民族中占据绝对多数，形成了基于汉族族群身份、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在理论或事实上存在着破坏国家内部文化多样性与内部团结的可能。
中国既有的民族政策基于群体平等的族群化政策，对少数民族实行了诸多所谓优待政策，在事实上却会形成以关照少数民族的名义歧视少数族群的视角。对于集权政府来说，在所谓的优待逐渐失势后，这份安抚之手会立即翻覆为利爪，钳制住反抗的人们。中国在新疆、西藏等地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人口以及藏人的虐待与种族灭绝罪行就是明证。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日前就曾向媒体披露，新疆当地的汉族干部会带着酒，猪肉以及带有猪油的年糕访问维吾尔族人，监督他们是否和汉族人一样庆祝新年，以此判断他们是否是“两面人”。维吾尔族人还被要求穿上汉服，在家门口贴春联，并且去庙会。“从阿克苏地区传来的信息，有178名维吾尔农村家庭成员，因将春联贴反，遭受了经济性惩罚。同时有3人被行政拘留。当局指控他们想抵触中国文化”。
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财富积累和权利意识提升，中国本应发展出越来越大的公民社会空间，不同族群的人们在地方性的、族群的和宗教的认同中找到各自归属本应是自由且理所应当的，何以这在中国这一“现代国家”中还难以实现？
中共对新疆、西藏等族群的压制提醒着我们，其对中国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潜移默化且推波助澜的操弄。说回对新年称谓的Chinese和lunar之争，中国网民的激烈民族情绪固然有其天然的自发性，但其中浸染的官方价值观无处不在。温哥华反种族主义倡导者朱伟光指出，中共当局很喜欢交替使用“中国”、“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这三个词，频繁地将它们混为一谈，将西方对中共的批评与种族主义划上等号，这是非常错误的，“批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批评中国人，所以北京政府是企图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来愚昧华裔社区和其他人”。
无可奈何的是，中国人在中共行之多年的标准化文化政策，如塑造统一“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规范、统一普通话的推广与使用；标准化的公民教育体系，如同一模式的义务教育体制与政治教育内容，以及国家制度决定的分配模式及法律系统之下，已被牢牢纳入整个国家的控制与文化塑造之中。
中国国情又急剧复杂，不同代际、不同民族、不同受教育程度或城市化程度以及收入差异之下的中国人民族或国家认同感都不同，政府和公众舆论宛如在钢丝上行走。尤其是经历了三年的新冠封锁以及突然开放造成的大规模感染之后，作为官宣工具的民族主义经常反噬官宣。公民的意识不自觉且不自由地统摄于国家化的公共权威之下，或许早晚将滑向不可自拔的极端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