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28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GMIC)上新浪微博的展位。
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到反复打压的中国互联网平台经济近来似乎再度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宠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看来，人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评价中共政府对中国平台经济的举措。
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法规，对阿里巴巴、腾讯、教培产业等平台经济实体的运营和盈利造成明显的乃至严重的影响。然而近几个月来，平台经济似乎又成为政府的宠儿。“北京市拟出台17条措施支持平台经济发展”、“重庆拟出台优惠政策支持平台经济发展”之类的标题不断出现在官方媒体上。
在许多批评者看来，中共政府对平台经济举措的其典型的蛮干和抽风表现。但多年研究中国数码技术政策的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里默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指出， 中共当局对平台经济的整顿举措是它谋求中国经济转型大试验的一部分。克里默斯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中国技术平台公司市值大跌不全是当局导致的
金哲问：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的技术平台公司被认为是因政府当局的打压措施而市值蒸发了大约一万五千亿美元。这个数字对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小数字。你如何看这种市值消灭？是笨手笨脚导致的错误？经济管理不善？为了达到一个好的目的造成的附带性损害，还是什么呢？
荷兰莱顿大学学者克里默斯（Rogier Creemers）
克里默斯答：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中国的技术平台公司市值在过去的两年半里损失相当大。我们确实是需要在观察这一现象的时候看看其他国家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多数技术公司市价都大大下跌，其原因跟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关系。比如说现在我看到（社交媒体Facebook的母公司）META的股价是170美元，比它在2021年12月高峰时下跌了一半还多。假如中国的技术平台公司的股市价格表现跟Facebook一样，那么它们市值损失一半也是符合逻辑的。
中国的技术平台产业情况也差不多，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它们就行情下跌。因此我们要小心谨慎一点，不要把这种情况全部怪罪于中国政府。
与此同时，眼下很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所提出的管理措施引入了一种长久性的新的管理模式。我认为，这种模式长久性地压抑了这些公司的潜在的盈利能力，因为这种模式给这些公司封了顶，有一些事情这些公司不能再做了。
另外，这种模式也推出了数据安全的规定，增加了合规的成本。比如说，要求公司派出更多人来进行合规工作，从事数据保护审核。有关竞争的规定也意味着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经济规律几乎可以保证你的盈利边际会收窄，盈利会减少。假如我们认为股价是跟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期直接相关，那么现在就很清楚中国政府降低了这些公司的盈利能力，而这对股价产生了影响。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中国政府是不是乱来搞破坏？或者是这么做背后有什么别的动机？我想可能这些因素都沾一些边，但一直有一些政治传闻说，习近平之所以要阻止蚂蚁金服上市是因为蚂蚁集团很多人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人马，他们参与了这场交易。这种传闻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不管它真假，总之都是一面之词。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讲话(2016年11月16日)
中国的平台经济与中国的经济转型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说这些公司除了少数例外，都是在美国股市上市。这就意味着大多数的股东不太可能是中国大陆的人。换句话说，这些公司的市值消灭是发生在中国境外，而这种情况对北京的当权者来说从政治上讲无关紧要，反正是外国的股东，损失也就损失了。
那么，这种市值消灭是一个错误还是管理不善？这就要看你想要什么，或者要看你如何理解什么是良治。我们在西方认为平台经济是创新的典范，我们简直把那些经营平台经济的人如马斯克、扎克伯格视为神。
说到这里，我们就说到了所谓的为了良好的目的而出现的附带性损害了。
中国政府不一定把平台经济视为创新的范本。中国政府把平台技术公司视为可能有用，而技术平台公司也确实是做了很多中国政府所喜欢的事，在很多时候它们也是政府的数据服务承包商。但从北京的观点来看，这些平台公司所做的生意无非就是劝说人们购买。比如说，在淘宝上再买两件T恤衫。在北京看来，这种生意不是对中国国家发展的长久性贡献，从总体上来说不会使经济更有效，更多产，更有创新。
中国政府目前所做的整顿基本上就是让这些大平台公司变成更好的企业公民，使这些公司更积极主动，不仅是经营自己的买卖，而且也要支持中国政府的创新议程，这种议程主旨是提升更新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
资料照：浙江乌镇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互联网展销会上的中国电信展台。（2018年11月7日）
对中国平台经济整顿是否是倒退
问：你认为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对中国的平台公司采取的种种措施是一种整顿。对一些见过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当局进行的很多整顿并担心这次最新的整顿是一种倒退的观察者，你要说什么呢？
答：我要说，只有在你相信世界正在进步，正在向某一个特定目标前进的时候，倒退这个词才适用。作为一个分析家，我不认为这个词有多少用处。
现在很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推出的很多新的规定都是互联网开始普及以来中国共产党想做的事情，这就是控制互联网，包括控制创作和分发内容的技术发展。很清楚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不认同西方国家对言论自由的认知和期望。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中国目前的这种整顿在其他方面跟欧洲联盟所做的事情实际是一致的。比如在竞争法方面，比如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其原因是，美国实际上是在这方面不合群的。美国不认为政府应当在经济的过程中，包括在平台经济过程中发挥一种管理的角色。而欧盟国家现在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法律性管理框架，其中包括涉及消费者的新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还包括涉及数码市场服务的法律，以便更好地规范制约平台经济的种种过份行为。而这也是中国正在做的事情。
如何管理规范平台经济过分行为难以一概而论
问：你先前提到了平台经济的种种过分行为，现在似乎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在谈论这种过分行为。你认为在制约这种过分行为方面，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还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做得更好？
答：要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我们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哪边能做得更好，我会迟疑。因为我们只要看一看欧洲联盟和美国在管理规范市场方面就可以知道，欧盟和中国要走得更近。因此，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存在一个单一的管理文化把它们联合起来。
我还要说，市场过份现象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某一国家内部的政治考量来决定的。假如你看一看加密货币，中国政府现在是完全取缔加密货币。中国这么做有好几个原因。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挖掘国，挖掘加密货币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而中国本来就缺乏电力，这导致供电不足。
因此，在北京看来这种作法要不得。而且，挖掘加密货币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福祉没有多少贡献。你知道这就是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取缔这种挖矿行为。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国政府通常对任何看起来太像投机的行为都是感到非常不安的。因为中国政府感觉（不管它是否有道理），假如事情弄糟了，它要担负更多的责任。
我们不要忘记就在几年之前中国出现过一个非常大的金融技术问题，当时P2P借贷产业崩溃，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非常大的教训。这就是不能轻易地鼓励人们去参与金融投机。但这不属于美国的管理文化。
这就是说，有的社会有能力或者有意愿容忍某些特定的风险，但其它的社会可能不想容忍。说完这些我也要说，假如这场整顿显示了什么的话，那就是中国政府要比我所知道的任何西方国家政府更主动。中国政府不认为数码技术、民众大规模的采用移动通讯设备以及平台商业模式的扩散完全是一种好事，而我们西方国家总是认为技术好的。我们是非常技术乐观的。中国政府对技术则持有更为怀疑的态度。
中共正在以平台经济进行一场大试验
问：就整顿平台经济而言，你如何看中国共产党的总体社会和经济政策？
答：这是一个很有用的问题，可以让我们探讨中国政府对平台经济进行整顿的更广阔的背景，这就是，在2019年中国共产党就得出结论认为，要把它的重心或至少是把它的政治关注重点从GDP增长转移。自从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以来，中共的关注点一直是GDP增长，这导致了一种非常不平衡的经济增长。
因此，在中共十九大上，在“新时期”这个意识形态的名号之下，中共决定要使GDP增长平衡，更加注重其它一些它认为是重要的事情。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最近，它又提出所谓的共同富裕，尽管我们现在不知道共同富裕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做出了决定，这就是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价谋求GDP增长，而是谋求一种新的东西。
我现在想提出的观点是，我们在过去的两年半里在中国的平台经济上所看到的是这个新思路的一个首次大试验。这个新思路所涉及的是，假如不再追求不惜一切代价追求GDP增长，那就是确保劳工在零工经济中有更好的工作条件，确保依赖大网络平台公司的第三方商家也能从这些平台获得有吸引力的收入，而不是们它的收入被这些平台公司全给吸走。
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正在看到中国政府试图应对一种难以置信的困难转型，这就是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模式转型。这种模式正在受到压力，中国不能够靠着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而变成一个它想变成的富裕国家，因此中国必须转入有更高收入的经济活动。而中国这么做的时候，它所拥有的外部环境要比它在1990年代初这种模式确立的时候更为恶劣。
我认为北京相当清楚需要做什么样的经济转型。现在的问题是，这种转型要想做得对，其挑战性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此北京的想法是，在这种转型期间我们不会容忍那些不顾党中央所说的大局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