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样板戏，避不开江青，因为她确实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样板戏不能说部部成功，有些剧目今天已经形同僵尸，但也有某些唱段，几十年后仍然还是经典。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江青是演员出身，对艺术的感觉是好的，有专业眼光。1938年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下午文艺演出，压轴戏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渔杀家》，她饰演的萧桂英，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有一定水准，获得了观众好评。
她有次看程砚秋的戏，与程交流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并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感慨说：“江青是一个知音！”
据汪曾祺回忆，样板戏创作时，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亲自签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汪曾祺。江青认为汪有才气。
相反对于高官大员，江青常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汪曾祺回忆说，当年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这些人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我们今天提说样板戏，说到汪曾祺，是因为汪曾祺不但参与其中，且相随始终。汪的地位在文学界有口皆碑，他的《大淖记事》《受戒》《陈小手》在文学长廊中别具一格，其表达情趣和意旨，被圈内圈外一致认可，赞许为“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文人”、“最后的京派”。即便在受到江青赞赏重视的时候，这个人也绝不拍马，只是认真写作。他的有关样板戏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0年任《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
1957年整风反右，他因谨小慎微，躲过一劫。第二年夏天，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他作为候补队员增选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农科所起猪圈，刨冻粪。一年多后，所里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仍继续留场改造。
到了秋天，所里想把汪曾祺退回原单位，但原单位拒绝接收。事情拖了一年，汪曾祺万般无奈，只好给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求助。杨毓珉跟团里一说，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汪曾祺就这样成了剧团的专职编剧。
1963年，剧团改编沪剧《芦荡火种》，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现代戏汇演，组建创作队伍时，汪曾祺也被吸纳其中。几个人住在颐和园里，当时已经结冰，游人很少，伙食顿顿有肉。副团长萧甲后来回忆说：“吃得不错。”
第一稿交上去，江青看了以后，不满意，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还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
一行人又转移到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书记薛恩厚工资高，老请大家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群策群力，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来是两个茶馆戏，改动时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江青比较欣赏他。江青曾在剧团调看过汪的档案，并指示说，此人可控制使用。
杨毓珉把江青的批示告诉了汪，汪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不该出汗的。汪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汪曾祺知道江青的身份，这个女人惹不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触犯她了。那几年他战战兢兢，随时提醒自己不能犯错。
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没想到薛回答说：“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发现，江青只要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不知所措。
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说“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说：“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汪曾祺可不敢发这种牢骚，他只能兢兢业业，江青说啥就是啥。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团长萧甲制止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很满意。当讨论到第二场，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两句，汪当场就想好了两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江青一看，当即表示赞赏。
有一天，军代表李英儒发给汪曾祺一张票，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成一张请柬。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说让他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来叮咛说：“陪江青同志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汪曾祺一时间又惊又喜，有点受宠若惊，心情激动，如在梦中。
四人帮倒台后，汪曾祺因为江青的事成了重点审查对象，挂了两年，写了十多万字的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江青解放了我，我是很感恩的。最初，只是觉得江青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但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
汪曾祺记得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那是在康平桥张春桥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汪曾祺和阎肃面面相觑，剧团书记薛恩厚满头大汗。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等人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
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突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京剧团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他也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汪曾祺认为江青是懂京剧的，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那几年，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就连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也是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就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了。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吩咐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的一套，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人的爱憎，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是不一样的。
如果江青只搞样板戏，不加入后来的文革小组，在样板戏中注入人性化细节，不搞极左那一套，她是可以成为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人物的。可惜她利令智昏，就如同她自己说的，成了一条狗，四处咬人，最终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
参考资料：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2020-07-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