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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青面前,他是唯一可以翘二郎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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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样板戏,避不开江青,因为她确实参与了样板戏的创作。样板戏不能说部部成功,有些剧目今天已经形同僵尸,但也有某些唱段,几十年后仍然还是经典。

汪曾祺在《“样板戏”谈往》中说,样板戏的经验一个是重视质量,江青总结了五十年代演出失败的教训,以为是质量不够,不能跟老戏抗衡,这是对的。她提出“十年磨一戏”,戏总是要磨的,“萝卜快了不洗泥”,搞不出好戏,公平的说,“磨戏”思想有其正确的一面。从剧本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在今天耳熟能详、不少人都能哼几句的《沙家浜》“智斗”一场,原来只有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戏,胡传魁一边呆着去了,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到矛盾里来,展开三个人的心理活动。实践证明这样的改动很成功。

一个是唱腔、音乐,有创新、有突破。当年试唱以后,要立即将录音送交江青,由她来逐段审定。另外,于会泳把曲艺、地方戏的音乐语言揉入京剧里,是成功的。例如《沙家浜》里他写的“人一走,茶就凉”,《红灯记》里别人写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都符合这个创作思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话流传至今,并成为经典的俗语,已经证明了它们的生命力。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也就是样板戏正走红的时候,汪曾祺曾预言:“《智斗》肯定会传下去。”结果证明此言不虚。不言而喻,这种流传也包含有江青的成绩。

江青是演员出身,对艺术的感觉是好的,有专业眼光。1938年七七抗战纪念大会,下午文艺演出,压轴戏就是江青主演的《打渔杀家》,她饰演的萧桂英,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有一定水准,获得了观众好评。

她有次看程砚秋的戏,与程交流说:“你的表演有三绝,一唱二作三水袖!”并讲了许多戏剧界的故事。事后,程砚秋很兴奋,感慨说:“江青是一个知音!”

据汪曾祺回忆,样板戏创作时,江青对剧组的文人包括汪曾祺本人,还是相当客气的,文革期间,出版过一套线装版的《毛泽东选集》,相当珍贵稀少,江青亲自签名送了汪曾祺一套。在江青面前,汪曾祺是唯一可以翘二郎腿和抽烟的人,江青谁都可以训斥,就是没有训过汪曾祺。江青认为汪有才气。

相反对于高官大员,江青常常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整个一个“女皇”派头。汪曾祺回忆说,当年那些高级首长见了江青,一个个点头哈腰、奴颜卑膝跟孙子似的,文革过后,这些人一个个又都成了大义凛然、敢于反对江青的英雄。

我们今天提说样板戏,说到汪曾祺,是因为汪曾祺不但参与其中,且相随始终。汪的地位在文学界有口皆碑,他的《大淖记事》《受戒》《陈小手》在文学长廊中别具一格,其表达情趣和意旨,被圈内圈外一致认可,赞许为“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文人”、“最后的京派”。即便在受到江青赞赏重视的时候,这个人也绝不拍马,只是认真写作。他的有关样板戏的回忆,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0年任《北京文艺》编辑。1954年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一等奖。

1957年整风反右,他因谨小慎微,躲过一劫。第二年夏天,系统内右派指标不够,他作为候补队员增选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农科所起猪圈,刨冻粪。一年多后,所里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但仍继续留场改造。

到了秋天,所里想把汪曾祺退回原单位,但原单位拒绝接收。事情拖了一年,汪曾祺万般无奈,只好给西南联大的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毓珉写信求助。杨毓珉跟团里一说,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他知道汪曾祺,就一口答应下来,汪曾祺就这样成了剧团的专职编剧。

1963年,剧团改编沪剧《芦荡火种》,准备参加第二年的现代戏汇演,组建创作队伍时,汪曾祺也被吸纳其中。几个人住在颐和园里,当时已经结冰,游人很少,伙食顿顿有肉。副团长萧甲后来回忆说:“吃得不错。”

第一稿交上去,江青看了以后,不满意,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市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还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

一行人又转移到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书记薛恩厚工资高,老请大家吃涮羊肉。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群策群力,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来是两个茶馆戏,改动时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江青比较欣赏他。江青曾在剧团调看过汪的档案,并指示说,此人可控制使用。

杨毓珉把江青的批示告诉了汪,汪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不该出汗的。汪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汪曾祺知道江青的身份,这个女人惹不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触犯她了。那几年他战战兢兢,随时提醒自己不能犯错。

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我是控制使用。”没想到薛回答说:“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发现,江青只要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不知所措。

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说“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说:“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汪曾祺可不敢发这种牢骚,他只能兢兢业业,江青说啥就是啥。

有一次,演员们不太同意江青的意见,团长萧甲制止说:“别争了,这是江青的生死簿。”

江青对汪曾祺的写作才能印象颇深。《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很满意。当讨论到第二场,姚文元提出:“江青同志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汪曾祺想两句,汪当场就想好了两句:“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江青一看,当即表示赞赏。

有一天,军代表李英儒发给汪曾祺一张票,不一会儿又将原票收回,换成一张请柬。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又找到汪曾祺,说让他和阎肃坐在江青旁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来叮咛说:“陪江青同志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汪曾祺一时间又惊又喜,有点受宠若惊,心情激动,如在梦中。

四人帮倒台后,汪曾祺因为江青的事成了重点审查对象,挂了两年,写了十多万字的检讨。他在检讨中说:“江青解放了我,我是很感恩的。最初,只是觉得江青说话有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但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感恩戴德,又诚惶诚恐。”

汪曾祺记得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那是在康平桥张春桥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汪曾祺和阎肃面面相觑,剧团书记薛恩厚满头大汗。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通红,汗出不止。

一九七〇年五月十五日,江青找汪曾祺等人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意。

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青的秘书突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祺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京剧团参加“五二〇”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上天安门,是江青说了算。当时江青确实是想拉汪曾祺一把,她每次看到汪都很客气。汪曾祺觉得意外,但没有拍马屁,而是老老实实地写东西。他在团里挺有人缘,主要演员都看得起他,他在剧作上很有贡献。他也是个严谨认真的性情中人,把江青历次对《沙家浜》的指示制成卡片,供导演和演员参考。汪曾祺认为江青是懂京剧的,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

那几年,江青对样板戏剧团关怀备至,就连办公、剧目、演出、生活待遇等诸多方面也是一一过问。有一次,马长礼告诉江青,现在剧团在后台办公不方便,房间窄小。江青问:“你说哪有好的?”马长礼说,工人俱乐部旁边有一座小楼。事后江青一句话,就把那座小楼拨给北京京剧团了。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新四军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就调换来戏校年轻学生,吩咐这群伤病员的戏要整齐。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出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以此来烘托气氛。这一切给汪曾祺留下很深印象,他认为江青在当时高层领导人中比较懂戏,对京戏比较内行。

文革前,江青曾向剧团主创人员赠送《毛选》。送给汪曾祺的一套,江青在扉页上写了“赠汪曾祺同志,江青”几个字。粉碎“四人帮”后,汪曾祺的夫人把江青题写的扉页撕了。据说,这一套《毛选》非常难得,只印了两千册,是毛泽东、江青自留或赠人的。汪曾祺得到一套,当时备感珍惜,心存一份感动。

人的爱憎,站在不同的角度,感受是不一样的。

如果江青只搞样板戏,不加入后来的文革小组,在样板戏中注入人性化细节,不搞极左那一套,她是可以成为现代京剧开宗立派的人物的。可惜她利令智昏,就如同她自己说的,成了一条狗,四处咬人,最终自己也被咬得伤痕累累。

参考资料: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2020-07-13

责任编辑: 吴量  来源: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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