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年前的今天（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时年27岁的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今天是他的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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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知道遇罗克的了。即使有文章偶尔提起，也只是谈到他的《出身论》。
但事实上，在发表《出身论》以前，遇罗克就已经表现出了他的天才与勇敢。
1965年，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刊登在11月10日的上海《文汇报》上。
《海瑞罢官》是由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编剧，北京京剧团首演的历史题材京剧剧目。
姚文元在文章中对《海瑞罢官》进行无限上纲上线，攻击《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又给作者吴晗戴上了一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并且将矛头直指彭德怀。
因为姚文元的这篇文章，与海瑞有关的人和事都惨遭不幸。《海瑞罢官》的编剧吴晗遭到多次批斗，于1969年10月11日，含冤去世；主演《海瑞罢官》的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遭批判污辱，于1966年12月16日饮恨而亡；甚至连海南琼山的海瑞墓地也遭到破坏。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也让姚文元声名鹊起，一举成为全国闻名的“大理论家”。
尽管姚文元的文章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但敢公开站出来反驳的人寥寥无几。
这时，遇罗克挺身而出，“道他人之不敢道，言他人之不敢言”，先后撰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等多篇文章，批驳姚文元对历史和现实的曲解。
这一年，遇罗克2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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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罗克的家人很为他担心，母亲多次善意地提醒遇罗克不要再写文章了，要写也不能这样写。
遇罗克没有听从，他知道自己将有可能面临什么，但他不想因为害怕停止思考。
在那个年代，出身歧视曾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因为遇罗克的父母是右派，遇罗克在中学时便曾经遭遇歧视。势利眼的班主任把遇罗克的操行评定由往年的“优”改为“中”，还有一次公开说，“出身不好的学生就像有了裂纹的锣，敲不成音了。”
遇罗克听了以后，气愤地说：
我就是面破锣，也要敲一敲震震他们。
中学毕业后，尽管功课拔尖，但遇罗克几次参加高考都被拒于大学校门之外。
遇罗克认为，一个人的家庭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人生道路则完全可以自己选择。
1966年底，遇罗克完成了《出身论》一文的写作。在文章中，遇罗克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认为这种观点是绝对的错误：
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
这篇文章刊载在1967年1月18日的《中学文革报》第1期。
遇罗克撰写的《出身论》发表后，轰动京城。刊载了《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第一期，在首次印刷3万份以后，迅速被一抢而空。
但危险也在渐渐迫近这个年仅二十多岁的书生。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公开发表讲话，说《出身论》本质上是反动的。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一声枪响，遇罗克27岁的生命从此成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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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为吴晗平反的文章《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记者苏双碧（1933年-2021年）在文章中说，“这是‘四人帮’发迹时制造的最早的一桩大冤案，……冤狱不平反就不足以平民愤，冤案不昭雪就不足以快人心。”
遇罗克的母亲王秋琳看到这篇文章后，找到苏双碧，期望能帮助为遇罗克平反。
王秋琳问苏双碧：“吴晗是市长，你写文章替他平反，那么，老百姓你们管不管？我的儿子是老百姓，也跟这个案子有关，是被枪杀的。他的事情你管不管？”
苏双碧回答：“如果真是个错案，按照党‘有错必纠’的政策，当然应该平反。”
第二天，苏双碧便骑自行车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对遇罗克的案件进行调查。
但遇罗克的档案并不在市公安局，而是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下午4点，苏双碧又骑车赶到了台基厂附近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间存放档案的屋子里，苏双碧看到了与遇罗克有关的材料，一共24卷，一大摞半人多高。
由于档案材料实在太多，为了尽快调查清楚，王秋琳找到他的同事张义德、赵绍平，三个人一起详细地查看了遇罗克的档案材料。
真相浮出水面，遇罗克的死是一桩冤案。
《光明日报》正式致函北京市公安局，要求为遇罗克平反。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再审判决：“原判以遇罗克犯反革命罪，判处死刑，从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上都是错误的，应予纠正，……宣告遇罗克无罪。”
1980年7月21日和22日连续两天，《光明日报》连载了长篇通讯《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介绍遇罗克生前的事迹，讲述他在极端年代的不屈抗争。
《光明日报》副总编辑马沛文亲自为这篇长文写了编者按：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下面这篇通讯描述的就是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罗克如何被‘毁灭’的悲剧。”
《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在《光明日报》发表以后，被人民日报、南方日报等多家报纸转载，新华社也转发了部分文字。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遇罗克的事迹。
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雕像的底座是不锈钢的，上面刻着北岛题献给遇罗克的诗句：“我并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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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理解出身问题意味着什么。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遇罗克的《出身论》，也不过是说了一些“人生而平等”的常识。
但他却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遇罗克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他的思考始终充满清醒的人道理性。
遇罗克母校的一些学生为了批斗教师，曾找到遇罗克，让他提供那些以前歧视过他的教师的“罪状”。
这个要求被遇罗克断然拒绝了，他不屑于干这种落井下石的事。
有一次下雨，学校批斗老师。老师们站在操场淋雨。遇罗克问学生：“你们没想去给他们打打伞吗？”
学生们知道遇罗克曾经在上学期间遭遇过被歧视，便奇怪地反问：“难道你不恨他们？”
遇罗克说：“想起有些人身为教师却具备势利眼的恶习，确实可恨，但他们毕竟是人，要受到人的待遇。”
即使自己身陷泥泞，但遇罗克仍然反对以暴易暴，他期望能用善良的心去唤醒每一个良心未泯的人。
这是一个正直又善良的人。正直和善良，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
遇罗克是一位英雄，他的一些话语，在今天听起来依然铮铮作响：
我不能背弃自己的信仰。我个人家庭算得了什么？我个人生命又算得了什么？
遇罗克很喜欢邓拓的两句诗：“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很清楚自己有可能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但他无所畏惧。他在《1967年总结》中说：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任何惩罚都是压不倒那些为正义而斗争的战士的。他相信真理，他就不怕牺牲。战斗的甘与苦全部在这里。
在狱中，有一个名叫张郎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曾参与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著名艺术家张汀之子）的狱友曾经问遇罗克，你为一篇文章栽进来，值不值？
遇罗克说值，我们（出身不好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没人能发出声音来，现在有这个机会那我就喊得声大点，喊得声大肯定会付出代价，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值了。
在常识遭到践踏时，遇罗克勇敢站出来，为捍卫常识而发声，并且因此付出了生命。
遇罗克是一个清醒的思考者，他的蒙冤遇难，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
有人说，今天的时代已经进步很多，人们思考的问题，也远比遇罗克更深刻、更宽广。再来纪念遇罗克，还有价值吗？
我想，纪念遇罗克仍然是有价值的。尽管那段历史，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但今天的人们，仍然能从遇罗克的身上，看到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伟大力量。遇罗克的正直、善良，表达和捍卫信念的热血和勇气，在今天仍然十分珍贵。
谨以此文纪念遇罗克。
2023-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