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邹幸彤女士就“支联会拒交资料案”在法庭的自辩，这是我近年来读到最精采﹑最慷慨﹑也最雄辩的自辩文。邹幸彤不愧为律师，她从不同角度反驳政府的指控，以事实为根据，以严密的逻辑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主控官直逼到墙脚，置法官于无地自容之地。
支联会在一次数百万元的筹款中，收到一笔来自“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两万元“咁大把”的捐款，作为支联会六四纪念馆扩馆工程的众筹。政府根据这两万元捐款，再加上支联会与该“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都系因为六四而成立，再加上二者之间有相同目标，凭此三点，即宣告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
也就是说，因为支联会收了这两万元，便成为“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的代理人，这是正常人逻辑的推断吗？当然不是，这是“中共逻辑”的推断。
控方的理据荒谬至极。其一，两万元就想让香港支联会当它的“代理人”，捐款者有那么大的想头吗？控方至少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对方曾指令支联会做一些事，而支联会也遵旨办理，这才有资格成为对方的代理人；其二，全世界有多少民间团体以“平反六四”为诉求，如果仅仅因为诉求相同，就成为其他团体的代理人，那支联会岂不是“好唔得闲”？其三，全世界反对专制独裁的团体数之不尽，仅仅因为目标相同，就要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团体的代理人，那支联会如何运作？
支联会是百分之百香港市民的组织，由二百多个民间团体组合而成，会员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日常运作由一人一票选举出来的常委会负责，其创会宗旨便是因六四而起的﹑对大陆民主运动的支持。支联会每年活动经费动辄七八百万元，已活跃了三十多年，其间举办无数活动，每年六四集会与示威游行，都得到广大市民包括游客在内的捐款，区区二万元捐款就使支联会变身为它的“代理人”，香港法庭已经沦落至此？
邹幸彤详述支联会的架构﹑历史﹑规模与决策机制，指斥强加“外国代理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妄顾事实与常理，违背思维逻辑的野蛮行径。
邹幸彤尖锐指出：“个逻辑似乎系只要将所有嘢归罪比外国势力，就可以抹杀任何诉求的正当性，可以盖过六四屠城的罪行，妖魔化追求民主的声音。”
邹幸彤以无可辨驳的证据，证明警方邓炳强与左媒早在案情正式审理之前，便未审先判地将罪名强加到支联会头上，“外国代理人”这项罪名，根本是为支联会“度身订做”。先有这个罪名，再去找证据，结果绞尽脑汁，也只找到区区二万元勉强可用，只好“夹硬嚟”。
邹幸彤指出，“合作并非从属”，即是不同团体有联系有合作，并不等于要听命于对方，不等于要由对方发号司令来开展活动，因此也绝对不是任何人的“代理人”，更不必说是“外国代理人”了。一个孩子吃了另一个孩子一颗糖，不会因此就叫他爸爸，这都是常识，可惜在中共与港共的逻辑里，一颗糖是有充份理由变成“爸爸”的。
以一间“三唔识七”的团体（邹幸彤以证据说明事实上与日本捐款者没有一丝一毫联系），一笔微不足道的捐款，裁赃支联会，硬套一项“外国代理人”的罪名，以此置支联会于死地，这便是特区政府秉承中共意旨明火执仗想要达到的目的。
这样的控罪与审理过程，在以往香港普通法法庭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国安法之下的香港法庭的荒谬现象，是香港法治寿终正寝的明证。既然“外国代理人”的指控不成立，那么支联会拒交相关资料，便是义正词严的回应。以正义立场而拒绝配合，承担专制政府的迫害，这对邹幸彤与支联会诸君子来说，便是一种道义的选择。
邹幸彤说：“我们无法承诺天明，却能承诺同行，直到六四真相大白，刽子手面对审判的那天。直到一党专政终结，政治滥捕结束的那天，我们会一直坚持：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建设民主中国。”
千古道义在民间，历史是人民写的。今日在庭上受审的是邹幸彤们，来日香港人将在民主法庭上，审判这些加害邹幸彤们的政治打手。百年以下，没有人会记得法官主控官的名字，但邹幸彤的名字将光耀在香港的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