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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古代帝王的监控录像

作者:

宋太祖赵匡胤

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言行举止,由专门的机构或指定的科员记录在案,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这本档案的名称就叫“某某皇帝起居注”。

有些在乎青史留名的皇帝,面对这种近乎监控录像的东西,即便火冒三丈的时候,也要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续资治通鉴》记载:有天宋太祖赵匡胤下班后,在御花园里打麻雀玩,突然跑来一位官员,声称有急事上奏。赵匡胤听他唠叨了半天,结果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生气,忍不住骂了几句。偏遇着这位官员是个犟拐拐,说我事情再小,也比陛下打麻雀事大。气得赵匡胤举起斧柄就打,敲掉了人家两颗门牙。此人顾不上满嘴冒血,却拿了地上的牙齿小心包裹起来,揣在怀里。赵匡胤说:“你把牙齿藏起来,是想去法院控告我吗!”官员说:“法院是你开的,我自然告不了你,但刚才发生的一切,自会有史官记录下来。”

这位官员所说的史官,就是专门记录皇帝言行的工作人员。他就躲在皇帝看不见的地方,密切注视着刚才发生的事情,把它刷刷刷地记录在笔记本上。

情况立刻发生逆转。赵匡胤闻听后赶快换了一副面孔,摆出虚心纳谏的气度,下令赏赐伤者金银珠宝、高级布料,表明他非但不拒绝批评,还要给予嘉奖。于是我们看到这一段言行录的结尾,赵匡胤替自己挣回来八个字的评语:“帝悦,赐金帛慰劳之。”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起居注”这种东西,总之它对心存畏惧的帝王,多少能够产生一些威慑作用。如果定要寻根究源,那么周成王姬诵“剪桐叶为珪,戏封叔虞”的故事,应该算是最早的“起居注”了。姬诵继位时,年仅13岁,有天跟弟弟叔虞玩耍,用树叶刻了一块“珪版”,随手送给弟弟,说:“拿这个封你!”旁边的史官立刻把这句话记录下来。后来史官据此提醒成王真正封赏叔虞,成王感到奇怪,说我那不是开个玩笑吗?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成王只好说话算话,履行他对叔虞的承诺。这件事发生在差不多三千年前。叔虞被封后,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就是晋国。

这种记录皇帝言行的做法,后来形成一种制度,一种传统,为多数朝代所遵循。根据不成文的惯例,起居注记录的内容,当事人是不能随便翻阅的,即便皇帝也必须遵守。《史记》之所以能够称为“信史”,固然源于司马迁个人秉持了实录的精神,但也与汉武帝刘彻能够遵守制度有一定关系。否则,像他乃祖汉高帝刘邦的无赖气,比如当众撒尿这类充满流氓习气的小动作,后人肯定是看不到了。

一般说来,大凡对白纸黑字还能心存一点敬畏,人就不大会坏得特别出格。正如《帝国政界往事》的作者李亚平所说,皇帝居然有怕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的福气。唐太宗是史家公认的明君,他对起居注始终保持敬畏的心态,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贞观之治”的必然出现。当时唐帝国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是世界上最富强昌盛的国家。《资治通鉴·唐记》讲述过一件事,太宗皇帝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负责掌管起居注,其中记录的内容可以拿来看看吗?”褚遂良的回答就很干脆:“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目的是使人君不敢为非作恶,没听说过当事人能够自取而观之的!”

唐太宗怕自家短处也被如实记录,心有不甘,又问:“朕有不善,你也记啊?”褚遂良说:“臣身为史官,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一旁理直气壮地声援说:“假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亦皆记之。”唐太宗悚然而惊,承认“确实如此”。他亲眼目睹过隋末农民风起云涌的反抗,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深知“天下人”搅动山河的力量。

在此之前,唐太宗曾经问过宰相房玄龄,表示对起居注的特殊制度不很理解。他说前代史官记录皇帝言行,都秘而不宣,不让君主翻阅,道理何在?房玄龄说:“史官不虚美,不隐恶,如果让心胸狭窄的皇帝看见,必然动怒,所以不敢呈献。”唐太宗替自己寻找理由说:“我为人处事,不同于前代帝王。自观国史,是想了解前日之恶,以便改过自新。”要求房玄龄将记述内容编集上报。谏议大夫朱子奢认为不妥,说:“陛下圣德在身,举止没有过错,史官记录,自然都是好话。以陛下之英明,独自调阅《起居注》,固然没有损害,但先例一开,子孙效仿,一旦遭遇庸材之主,饰非护短,必然给史官带来杀身之祸。如此一来,史官为远离祸害,莫不阿谀顺旨,以求明哲保身。历史将再无真实,又如何取信于后代!”朱子奢这一番慷慨陈辞,意思在提醒唐太宗,只要继续虚怀纳谏,没必要担心史官不能如实记载。

唐太宗心胸坦荡,发现公元626年6月4日的记录,涉及“玄武门之变”时,语多含蓄隐秘,指示房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蔡以安周,季友鸩毒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以杀建成,也类似这种情况,史官又何必隐讳呢!”下令“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唐文宗李昂则自己跑到“史志办”去,求史官给他面子开个后门。有一天,李昂按捺不住好奇心,又跑到人家办公室去。这次轮到起居舍人魏谟值班,魏谟非但不给皇上面子,还教训他说:“起居注兼记善恶,用来儆戒人君。陛下只须尽力为善,不必观史!”李昂悄悄说:“我从前曾经看过的。”魏谟说:“这是从前的史官违反规定,犯了大错。如果陛下自己跑来翻看记录,则史官定会有所避讳,将何以取信后人!”唐文宗是个懂道理的好皇帝,当场表示从此不走后门,同时也为自己挣来三字评语:“上乃止。”

这种尊重史官、也即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经唐末战乱、五代十国,演出了数十年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纷攘攘之后,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又重新进入一统时期,这就是赵匡胤创建的北宋王朝。曾经一度废置的起居注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在一次御前会议上,负责起草圣旨的史馆修撰扈蒙上言说:“从前唐文宗每次在延英殿召集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在宫殿台阶前执笔记录时政。到后来的唐明宗,也下令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送交史官。惟近代以来,此事全废,虽然每季有内殿《日历》,由枢密院录送史馆,但记录的,不过是臣子奏对辞谢的内容而已。至于帝王言动,却无人记录。原因是宰相担心泄漏机密,不宜宣扬;史官因此被疏远隔离,如何能参与其事并得知内情?希望从现在开始,凡是帝王言行,可以记入史书的,一并委托宰相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流负责记录,以备史官撰集。”宋太祖赵匡胤下诏采纳这一建议,命令卢多逊专管此事。

但实际施行中,并未完全执行。故而宋太宗时期,史馆修撰张佖又一次出来建议,请求设置起居院,恢复左右史之职,专门记录《起居注》,在每月终移送史馆存档,以备将来修史之用。宋太宗的反应是“览而嘉之”,于是在禁中设立起居院,任命梁周翰掌管起居郎,李宗谔负责起居舍人。然而时隔不久,梁周翰却请求把撰写的起居注每月先呈送皇帝御览后,再交付史馆存档。这种公然破坏规矩的做法,居然得到宋太宗首肯,所以史官在史书中特别记录一笔:“《起居注》进御自梁周翰始。”愤然将梁周翰迎合皇帝、卑躬屈膝的嘴脸载入史册。

这让我们看到,历史上就有这种奸邪的小人,他们缺乏做人的道德底线,仅仅为了一己私利,就可以不顾天下公议,胆敢遗臭万年!他们的智慧只体现在,专门替统治者做不敢想、不敢做的事。数千年不断的王朝更替,政坛风波,许多时候就坏在这类人手里。

梁周翰的破坏制度,宋太宗的无视传统,让人怀疑,原本以真实为生命的史学,是否掺杂了太多的虚假内容?

值得庆幸的是,有破坏制度的事情发生,就有维护史学传统的精神存在。《辽史》记载,辽道宗耶律洪基想要看“起居注”,修注郎布延等就是坚决不给,即便被各处杖刑二百,免职罢官也在所不辞,绝不妥协。这种宁折不弯的浩然正气,有时表现为绵里藏针,同样令人肃然起敬。《金史·杨伯雄传》记金主海陵王完颜亮有次半夜时分,要杨伯雄为他讲解鬼神故事。杨伯雄答称没有学过,完颜亮执意要听,杨伯雄就讽喻他说:“臣家里有一卷书,专记人死复生。有人问阎王根据什么免人死罪,阎王说,你准备一本小册子,凡白天所做之事,晚上就记录下来,不堪书写的事情,就不能去做。”杨伯雄是负责起居注的官员,他针对完颜亮迷信鬼神的心理,其实在告诉帝王一个道理,这人间的“阎王”就是历史!

有些头脑清醒的帝王,知道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自己不能一手遮天,故而调换心态,希望《起居注》记录力求真实。金世宗完颜雍就曾经对宰臣说:“朕观前代史书多有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在真实,没有必要浮辞谄谀。”非但如此,完颜雍还效仿唐太宗贞观时期的起居注,规定即使讨论朝廷机密,史官也可以不用回避。《金史》上记载说:“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明太祖朱元璋未登基前,也已经有了这种认识。还在他自称吴王的时候,就晓谕起居注官员詹同说:“国史贵直笔,善恶皆当书之。昔唐太宗观史,虽有失大体,但他下令直书建成之事,是欲以公正无私昭示天下。朕平日言行、是非善恶,汝等皆应当直书,不宜隐讳,使后世观之,不失其实。”

话虽然说得动听,实际能做到多少,又能做到何种程度,则是一大悬念。因为无论如何,历史的真实,要来自两方面的制约:一是最高统治者个人的觉悟;二是史官的脊梁和骨头,到底能坚硬到可以承受多大的压力。

2020-07-29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青衣仙子的一维空间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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