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2022年底就称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李强在中共两会记者会上和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声称，新一届政府第一件事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图为2023年3月11日，习近平、李强坐在中共两会上。
在中共当局发动“大兴调查研究”后，近日中共多个省份和公安、金融等部委跟进表态。据时事评论人士分析，该运动背后是中共政权面临内外交困、政治经济等全面危机，也是中共高层内斗升级，多领域清洗升级的前兆。
中共湖北省政府4月6日在官网发布“关于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已发出类似信息的至少还包括江苏、辽宁、广西和上海等省市。如江苏省政府称，省委和省政府干部要牵头就六个课题展开专题调研。
中共金融系统也有所动作。4月4日，中共央行副行长宣昌在中国金融学会的2023学术年会上声称，金融系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包括如何将各类金融活动纳入监管，以及“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同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刊登了评论员文章，宣称要“下更大功夫把调查研究做深做实”。
4月2日，中共公安部印发“关于在全国公安机关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方案声称，要特别聚焦捍卫中共“政治安全”，聚焦“认真肃清流毒”，而且要“常态化推进”等等，并特别提到，要重点研究如何深刻汲取“孙力军政治团伙”问题教训。
此前中共中央于3月19日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声称，要从12个方面，涵盖政法、金融、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在中共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
习近平在2022年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所谓“民主生活会”上就称，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习的亲信、刚上任的中共总理李强，在中共两会记者会上和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也声称，新一届政府第一件事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析“大调查”为大清洗埋伏笔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李燕铭于4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连任及习家军全面上位后发动“调查研究”运动有两方面因素：其一，中共政权目前内外交困，国内人口危机、粮食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道德与治安危机等相互交织，但中共官场及各领域的数据是层层造假。习近平连任，习家军上位后，需对各领域危机的状况进行摸底。
其二，习近平过去的政敌江泽民曾庆红权贵集团曾长期操控攸关国计民生的重点部门、中共国企及银行业；中国社会各领域危机与中共高层内斗紧密交织。习近平两会连任后不到一个月，大批省部级和地方高官密集落马，政法、军工、金融、国企等成为重点清洗目标。而“调查研究”运动则为新一轮清洗风暴的升级埋下伏笔。
中共二十大2022年10月26日结束至今不到半年，中纪委已通报25名中管干部落马，其中9人在两会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内密集落马，16人在今年被查，包括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今年4月5日被查），中国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连舸（今年3月31日被查），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范一飞（2022年11月5日被查）三名金融高管。所谓中管干部是指，由中共中央任免，在中共组织部备案的干部，一般为副部级以上。
运动背后是中共最高层权斗
李燕铭分析，中共历史上的“调查研究”运动，都与中共政权生死危机及高层大清洗紧密关联。习近平连任后掀起“调查研究”运动，尤其习的亲信王小洪掌控的公安部高调跟进，折射出中共末日危机之下高层内斗不断升级，中国政局暗潮汹涌，充满极大变数。
所谓的“大兴调查研究”最早是由中共已故党魁毛泽东提出。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1961年1月上旬，在中共第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向中共全党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当时正是“大跃进”运动之后，毛受党内外质疑，中共内斗加剧。
“大跃进”运动最终酿成1958至1962年的大饥荒。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大跃进”等政策的批评引起党主席毛泽东的不满，中共党内高层意见出现分歧，导致1963年的四清运动，并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旅美中国问题专家季达4月6日对大纪元表示，所谓的“调查研究”运动和中共体制有关。专制体制的权力要高度垄断，绝对不能分享，否则专制体制就无法运作。共产党政权很多运动，就是因为要通过运动来集中权力，表现出来的就是排除异己。
她说：“中共极权最高权力者上位之后，如要做什么事情，就必须有一个完全服从的班子，那就要排除异己。排除异己就得罪别人，就是结仇了，结了仇就得保证仇人不会上台，否则他会报复，因此就要把他斩草除根，结果就得罪更多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