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Serena，名校毕业生一枚。
近期藤校发榜，许多人被精英大学offer刷屏，无比确信顶尖大学就能买来一个金光灿灿的未来。
另一边，三联一篇关于“海归废物”的故事，提及了一位名校毕业生陷入的“自证循环”：
国内初中名校-美高-西海岸最好美本，毕业后去了纽约金融业，年薪百万。第一个挫折是被裁员后，回到上海后又进入金融公司，开始接二连三遭遇打击，裁员、炒币亏损百万，以及更大的困难:
“我们这批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你是被筛选的，你是特殊的，你能改变世界，但后来你发现，无论你是什么出身背景，能改变的事情都很少，大家都被一种无力感笼罩。”
对此，我深有同感。
进入清华时，我承载着全家人的托举，甚至全市全省人的羡慕，以为未来也能成为社会前1%的人。然而毕业后，所有人被稀释进几百万的毕业生市场，成为普普通通的白领之一，为下个月的房租奔忙。
“优等生”为什么很少改变世界？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付出巨大代价去卷名校？
直到最近读了国外超级畅销书《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我忽然释怀了：
是的关于“优秀”的迷信，可能90%都是错的。?
■Eric Barker，知名博客Barking Up the Wrong Tree的创建者，出版同名书籍被《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等知名刊物多次推荐。这本书用科学研究和数据破除关于成功学的错误认知，非常缓解焦虑。中文版《有效努力》已出版，但强烈推荐阅读英文原版
01.优等生的“成功密码”“优等生”到底是哪些人？
来自波士顿大学的教授Karen Arnold，曾经对81名高中荣誉毕业生做了跟踪研究，目的就是想看看，这些学术成绩接近满分、遵守学校规则、深受老师喜爱的孩子，未来发展得怎么样。短期来看，高中的好成绩，几乎可以延续到大学及以后——
95%的人顺利进入研究生阶段，GPA达到3.6，60%研究生毕业。
90%如今在律师、医生等专业领域工作，其中40%已经晋升到了所在职位的最高级别。
毫无疑问，拿到这样的成就，在大多数人眼中已经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过上了很不错的生活。
但，这些曾经的第一名们，有多少人对世界做出了卓越贡献，影响了世界，被世人所记住？
一个手指都数得过来。而反倒是那些不按常规出牌的人，屡屡登上改变世界的头版。
你也许会觉得，“改变世界”有点不切实际，他们明明已经发展得够好了，为什么要求他们做出惊天动地的成就去影响世界呢？或许他们只是碰巧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呢？
深入研究以后，Arnold教授发现“优等生难以改变世界”是普遍的规律，而不是碰巧。
■Karen的这项研究长达14年，非常有名，她将详细的研究过程和结果专门写成了一本书
背后的原因是：学生时代的“成功密码”，恰恰是阻碍人们在未来取得巨大成就的“绊脚石”。
什么是学生时代的“成功密码”？
班里最受老师喜欢的同学，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从不违反学校规定，深度融入学校的秩序系统，顺从老师的要求，从不当刺儿头，以及什么都学得好，很少偏科。
而Arnold在和优等生的访谈中发现，这样的学生从学校走入现实世界后，反而不容易做出革新性质的成就。
这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是，学校喜欢奖励顺从的人。
优等生从多年的“听话”中尝到了很多甜头，形成了惯性，认为顺从权威，拿到好成绩，让老师高兴、让自己被喜欢，比真正学到东西更重要。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会保持自律、自省，付出辛勤的努力。
而现实世界，没有清晰的准则可以遵守，那些习惯于顺从的人，反倒难以撼动既有规则，改变世界。
第二是，学校推崇平均主义。
Arnold发现，这些荣誉毕业生都非常优秀，每一门课程都拿到A，但他们不知道自己最大的特长领域在哪里，也没有尝试过在哪个领域投入大量精力去钻研，因为他们为了成为平均主义下的“通才”而分身乏术。
而现实世界的规则不是如此，过于均衡等于没有特点。
进入职场后我们不可能成为样样精通的通才，在某一个领域有极高水平才有可能达到卓越。
正如哈佛教授Shawn Achor的研究发现一样，大学的成绩完全不能预测人生成就——他在对700名美国百万富翁做了跟踪调查以后，发现他们的大学平均GPA只有2.9（属于中等偏低）。?■Shawn Achor教授在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中讲授积极心理学，他的 TED演讲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演讲之一，他写的书《Before Hapiness》也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用有趣的研究，分享了获得成功、传播幸福和维持积极变化的5个隐藏关键。
优等生不能改变世界。这是一个很残酷，也是陷入内卷的我们意识不到的事实：真实社会不是“加强版”学校，有时候甚至相反。
“分数执念”是一把双刃剑，或许能让孩子在学校过得很好，但也可能让某些有天赋的孩子无暇深耕，阻碍他们走向卓越。
02.“极端主义者”
那么改变世界的，都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极端主义者。也就是一眼看上去，就不太“正常”的人。
这类人在政界、商界有很多。比如前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在二战的时候领导英国对德作战，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他有明显的“缺陷”：偏执狂心理症状，对于任何风吹草动，都视为对英国的威胁，疑神疑鬼仿佛谁都要来害他。
也正是这个缺陷，让他第一个发现希特勒是一个巨大风险，并当机立断决定先下手为强，扭转了英国的命运。
研究发现，对政界、商界的极致成功，心理“不太正常”可能反而是一项有利的特质。
一项发表在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研究发现，成功的美国总统，通常拥有更高程度的精神病态倾向。
还有研究发现，很多拥有非凡创造力的人，患上这些心理缺陷的几率也更高：注意力缺陷障碍（ADD）、强迫症、精神障碍。
还有那些极度成功的硅谷创业明星，他们拥有什么特质？
从不循规蹈矩，热爱冒险；
无法对笨拙愚蠢的人抱有同理心，极有野心，魅力非凡，自信甚至到了狂妄傲慢的地步（比如乔布斯）。
而在心理学界，这些特质加起来很像轻躁狂症。
约翰霍普金大学的研究者John Gartner发现，这些有轻躁狂症的人之所以能获得极致成功，就是因为这些特质，能够让他们以极大的冲劲朝着一个目标努力，对于自己的事业已经到了痴迷的地步。
■去年11月，马斯克在一个对谈节目中透露，自从10月收购Twitter之后，马斯克的工作时长已经从80小时跃升至120小时。算上周末，马斯克平均每天工作超17个小时（图片来自网络）他也被人称作有“繁殖癌”，代孕了9个孩子。
许多专门做风险投资的人，显然深知这一点。
一名知名VC曾在斯坦福大学说：我们青睐的是拥有极端特质的异类，因此我们愿意忍受他们拥有的明显缺陷。
正常情境下绝不讨喜的特质，有时候反而是极致成就的“成功密码”。
万维钢曾经解读过这本书，他说了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成功的反义词并不是失败，而是平庸。因为成功和失败都是一种冒险和尝试后的极致主义。
简而言之：
优等生在学校获得成功，是因为他们完美匹配这个系统：顺从规则，门门拿A，均衡发展。
而改变世界属于极端成功，恰恰需要完全相反的“极端人物”：打破规则，在某一方面拥有极高天赋、特质，其他方面反而可能很差。
优等生改变不了世界，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所以，当再有人诘问名校生为什么没有改变世界，当名校生自己怀疑自己时，不妨先问问自己：
你/我是极端主义者吗？
■在经济上行时代，上名校大概率能保证人生平均式的成功。只不过现在所付出的成本和收益率越来越不成正比。
03.兰花与蒲公英
极端主义者是靠培养出来的吗？
是也不是。研究发现，有人有“极端基因”，曾有研究提出了一种孩子类型，叫“兰花型孩子”，颇有些极端主义者的样子——
非常脆弱，有很明显的缺点，需要极高的耐心和培育，否则他们会因为适应不了严酷环境而早早凋谢。而如果给了他们恰到好处的照料，他们将开出最美的花朵。
与之相对的是“蒲公英孩子”，绝大多数我们都是如此——
有很强的生存能力、抗挫能力，他们或许不是最好看的花，但即便缺乏细心的照料，依然会茁壮成长。
■关于兰花型和蒲公英型，作者W. Thomas Boyce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儿科和精神病学系的儿科医生和杰出名誉教授，他发现一部分儿童（“兰花儿童”）对他们的社会条件表现出异常的生物学敏感性，并且在逆境和压力环境中承担更高的疾病和发育障碍风险
两种孩子，都有各自适合的发展道路。倘若人人都手握手握一份标准化“鸡娃清单”，试图追随大多数眼中的“优等生”模板，结果将会是什么？
绝大多数蒲公英，因飞得没有别的蒲公英远或高而沮丧；
而兰花们，若没有父母的慧眼识珠，则早早被社会定义为“差生”，扼杀了成为独特个体的唯一的机会。
正如一篇论文的发现：
小学时期，如果家长和学校刻意管教顽皮的男孩，企图纠正他们的行为、削弱他们的攻击力，虽然可能会提升成绩，但也会减少成年后的终身收入。
因为那些“活跃顽皮”的男孩，拥有十足的精力，未来可以胜任更久的工作时间，生产力更高，比安静的男孩多赚3%的钱。
但试图扭转孩子的天赋，就是一场零和游戏，没有谁是真正的赢家。
只有破除了成功学的迷信，我们才能找到什么是做更好的自己。不管我们是内向还是外向，是喜欢坚持还是更偏爱尝试，是冒险还是谨慎，都可以走出自己的路：
如果孩子适合走优等生之路——
从小非常遵从规则，服从规训，安心获得名校学历，在稳定的系统里一步步进阶，获得平均式的成功也很不赖，这需要引导出坚毅、热情和抗挫力，不然毕业后“海归废物”也不少见，名校光环在毕业五年后就消失殆尽，这考验的是家长的智慧。
如果孩子从小不是优等生——
敢于质疑权威、挑战规则，那不妨发现天赋和优势，拥抱缺陷和劣势，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去优等生的池子里卷成没有自信的炮灰，这考验的是家长的定力。
现在，回到文初的问题，为什么优等生不能改变世界？为什么那么多如我一般的状元、名校生毕业后也泯然众人？
你，有自己的答案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