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运动爆发初期大字报揭露了中共官有制的一些特征。图为1989年四二七大游行，上百万北京学生和市民参加。（图：六四档案）
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已经过去了34年。34年以来中共官方将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的历史视为禁忌话题，监视或监禁中国境内活跃的参与者，对相关资料实施严格检查，大量相关资料被隐藏，这对民间深入全面了解这次运动构成了障碍。从1989年民主运动的背景入手可以帮助了解这次运动。本篇从经济角度粗略梳理1989年民主运动的相关背景。
1.中共放松对农业家庭经营的部分管制，变换增加剥削机制，制造大量廉价劳动力
中共在毛时代将农业作为快速工业化的工具，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束缚和奴役农民，限制农民向城市流动，排除农民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福利，农业政策包括高比例地强征公粮（农业税），强制农民低价出售其他农产品，限制农民自主生产，农民处于长期极端贫困和饥荒之中。虽然中共在这期间大量投资其控制的工业部门，但是这些部门的生产力增长率极为低下。在毛死亡前的十几年内经济增减摇摆不定，逐渐停滞。
毛死后，农民利用中共权力斗争松动的社会控制，开始了家庭承包，在完成上交公粮之外，可以出售其他农产品，甚至通过在中共控制交易之外的管道，高于指定价格出售。中共元老包括邓小平为与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争夺权力，获取民心，从1980年初背书家庭承包。
中共元老巩固权力之后，农业再次作为外贸和工业现代化的输血机器。同时，中共将人民公社改建为乡，增加了新的党国行政梯队。乡级机制既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成为进一步有效控制和压榨农民的工具。1985年之后，中共征收的农业税费高居不下。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下降，1988年，在扣除物价上涨后，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上一年下降。此外，中共各级政府对农民交公粮打白条的现象在1980年中后期也越来越普遍，农业生产资料上涨、物价全面上涨，造成农民支付生产资料和生活费用困难。
中共为应对就业压力将社队企业转化为乡镇企业，放松了部分管制，可以解决部分农村劳动者就近就业。但是大量农民仍无法依靠农业和当地乡镇企业养活自己，数亿农村人口只能到城市寻找工作。由于户籍制度继续存在，排除了农民与城市居民的平等的权益，农民工沦为中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剥削经济中最缺乏保障的劳动阶层之一。
2.以经济部分开放增强中共一党独裁能力，太子党开始参与控制党国体制
除了农村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由于知识青年大量回城以及大量城市中学生毕业后缺乏就业机会，中共使用子女顶替制度解决就业压力，但是这种措施只能解决少部分年轻人就业，并不能解决绝大部分就业问题。于是官方开始在城市允许个体户注册。中共继续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构它的合法性，挖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举例说明雇用七人以内不会出现再生产的资本剥削，将雇用八人以下的小型企业都允许作为个体经营注册，而更大规模的私营企业按照“集体企业”或国营企事业挂靠方式注册。个体经营或“集体企业”雇用的工人往往是短期或临时工，缺乏基本的劳工权益保护。1988年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以及“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此外，中共也开始了转变在国营工厂的控制方式，从恢复“利润留成”，到实施“利改税”、“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制”，中共各级管理者利用这种转变的“国营”特权寻租。国营工厂普通工人较少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不过可以继续维持企业单位内的基本福利。
中共为解决生产力低下问题吸引外资、技术和管理，建立了沿海经济开发区，在优惠关税的条件下从事来料加工以及转口贸易。由于对外贸易制度仍然受到许可证和外汇管制的限制，尽管出口增长，但中国在1980年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贸易赤字。这类赤字也与“官倒”的走私经济有密切关系。
截至1984年下半年，中共党政军干部及子女建立了两万家公司，不少是走私公司。即使在短暂的1986年治理后，其趋势并无改善，仅在1988年就又建立了18万个这类公司。这类“官倒”公司利用双轨制，倒买倒卖，也使用特权获得批文，走私牟取暴利，引起国营和集体企业大量亏损。中共通过包括银行系统的监守自盗、债务转嫁以及提升物价，使工薪阶层的劳动者承担亏损后果。
3.官有制经济体系及其演变
[四项基本原则]中第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其目的是掩盖中共剥削和压迫的经济制度。从毛时代到邓时代，中共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这种[公有制]仅是名义，实际上不变的是官有制。这种官有制在1989年运动爆发之前开始转变为中共太子党全面世袭控制党国体制中的党政军、产学媒。八九年运动爆发初期大字报揭露了中共官有制的一些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