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3日，“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负责人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右）、丹麦流行病学家西娅‧费舍尔（Thea Fischer，左）和调查COVID-19病毒起源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的其他成员抵达位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的武汉病毒研究所。(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已悄悄地将武汉病毒研究所，从其有资格使用纳税人资金进行动物实验的外国机构名单中删除了，武毒所被怀疑是COVID-19来源的。
武汉病毒研究所没有出现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实验动物福利办公室（Office of Laboratory Animal Welfare，OLAW）监督的具有动物福利保证的机构名单上。
该文件可作为一个组织获得美国公共卫生局[Public Health Service，简称PHS，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下属机构]资金所需的适当动物护理和治疗准则合规性的证明。
直到4月23日，武汉病毒研究所还在名单上。最新名单于5月17日更新，其中包含了来自中国的另外27个实验室。
多年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是总部设在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EcoHealth Alliance）的合作伙伴，在美国资助下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研究，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获得的资助总额超过了300万美元。
参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爱荷华州共和党籍）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向武汉病毒研究所提供资金，她为这一消息欢呼，称这是“纳税人的胜利”。
她说，“经过多年的呼吁，武汉病毒研究所似乎终于不再有资格获得美国的资助了，但事实是，中共国营的武汉病毒研究所根本不应该得到美国的支持去进行其危险的蝙蝠冠状病毒实验。”
2022年3月9日，参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的参议院共和党人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Anna Moneymaker/Getty Images)
恩斯特说，她对该武汉机构最初能够获得资助感到不安。
她说，“这一事件暴露了一个巨大的漏洞，允许数不清的美元被秘密地用在中国等其它地方的机构中。”
她补充说，她仍然致力于确保“没有其它以牺牲纳税人的利益为代价的愚蠢研究逃过监控”，并确保“发给中国机构的每一分钱都完全公开透明”。
武汉（病毒）实验室在从事可能使小鼠病情加重的一种类SARS冠状病毒增强实验的项目时，其实验室安全做法曾出现过问题。2017年的一段视频显示，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蝙蝠关在实验室内的笼子里，并在保护措施极少的情况下在户外采集蝙蝠样本。
大流行病在中国爆发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暂停了对“生态健康联盟”的蝙蝠病毒项目的资助，后来又以资助规则的合规问题为由终止了对武汉（病毒实验室）的次级拨款。本月早些时候，它在对该项目的范围进行了一些修改后继续拨款，此举引起了恩斯特等批评者的警觉，恩斯特希望看到永久取消对该驻纽约机构的拨款。
随着拨款的续期，“生态健康联盟”迄今收到了17笔有效的美国拨款，总价值超过了5000万美元。
监督组织“白大褂浪费项目”（White Coat Waste Project）的贾斯汀‧古德曼（Justin Goodman）与恩斯特参议员合作推动取消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他表示，很高兴看到国立卫生研究院取消了“武汉的白大褂们在未来获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资格”，说这是“早该做出的决定”。
他告诉记者，“纳税人不应该被强迫资助一个由敌对国家运作的外国实验室，该实验室浪费金钱，折磨动物，并在危险的功能增强实验中设计超级病毒，这既违反了法律，也可能导致了COVID。”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外研究办公室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证实，武汉实验室不在经由美国公共卫生局批准的拥有动物福利保证的机构名单上，但是没有对取消的时间发表评论。
该办公室告诉记者，“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不讨论个别机构申请动物保证的审查过程。”
“有了保证书并不能确定一个组织是否能够或将会获得拨款，而是意味着该机构在美国公共卫生局开展的或支持的活动中遵守动物护理和使用政策。”
该办公室说，对于美国境外的机构，保证书“只有在该机构继续直接或间接接受美国公共卫生局资金的情况下才会更新”。该办公室指出，有效保证清单每天都会更新。
许多前任和现任卫生和情报官员都对COVID-19源自武汉实验室的说法表示支持。
川普政府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最近在华盛顿对一个国会委员会说，“实验室泄漏是唯一能得到我们的情报界、科学界和常识支持的可信的解释。
“事实上，如果这是一次审判，我们情报机构提供的大量间接证据将迫使陪审团裁定武汉实验室有罪，其冠状病毒研究应该对导致全球大流行病负责。”
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是一个设在华盛顿特区的智库）的兼职高级研究员、前副助理国务卿戴维‧费思（David Feith）告诉冠状病毒大流行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the Select Subcommittee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随着他们收集的有关大流行病起源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来越难以忽视令人怀疑的基本事实”。
费思在4月18日说，“当我们记录这些问题，以便为我们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的外交活动提供信息时，我们的注意力被越来越多地拉回到武汉实验室。”
参议员马克‧鲁比奥（Marco Rubio，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在5月17日也发布了一份关于引起COVID-19的病毒来源的报告。
这份长达328页的报告汇编了一份间接证据清单，将该大流行病的起源与中国实验室联系起来。
报告说，在2019年下半年，那里可能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生物隔离失败或事故，可能涉及病毒性病原体”，中国最高领导层最迟在2019年11月得知了这一消息。
报告说，武汉病毒研究所“资金不足，监管不力，人员不足”，但是在当局的压力下，要取得科研突破，以推动中国到该领域的前沿位置。
“武汉病毒研究所几乎迟早要发生一场事故，而且似乎该事故，或者说似乎应称为很多事故，确实发生了，并且与SARSCoV-2（新冠病毒）的最初爆发大致同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