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聂元梓在北大校园张贴的大字报
聂元梓一生经历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丈夫背叛了她。
两人是在1945年结婚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是稀缺资源，大家都忙于工作，相处起来也很容易。
等到进城之后，地位有了改变，眼界开阔了，生活改善了，接触的女性多了，丈夫吴宏毅就看不上只有初中文化，而又长相一般的聂元梓了。
吴宏毅是有名的才子，很受女性欢迎，他把握不住自己，就在外面拈花惹草，寻欢作乐起来。
最初，为了维护家庭的完整，聂元梓睁一眼闭一眼尽量容忍。直到吴宏毅东窗事发，受到组织的严厉处分，考虑到可能影响自己的前程，聂元梓才果断地选择了离婚。
然而，她的处境并没有因为同丈夫分手好转起来。她长期与上级、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得不到提拔，让她心情压抑，落落寡欢。
婚姻生活的不幸，工作环境的不顺，使得哈尔滨成了聂元梓的伤心之地。她给北京的哥哥聂真写了一封信，请他想办法将她调离哈尔滨，安排到北京工作。
聂真是1930年入党的老干部，有一定的人脉，他找到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将聂元梓调到北京大学，安插在经济系担任副主任。
聂元梓离开哈尔滨时，将自己的三个孩子，两个送到母亲处抚养，一个送了人。
进入一个新的环境，聂元梓处处小心谨慎，工作认真，很快便受到提拔，当上了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这当然与聂真与陆平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1964年，高教部派工作组进驻北大，动员师生们给北大的领导层提提意见。
聂元梓觉得这是个机会，于是将陆平在各个会议上的讲话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工作组，其中有不少断章取义的内容，将陆平说成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她似乎忘了，当初自己走投无路的时候，是身为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接纳的她，在她来北大工作后，又对她照顾有加，不仅给她安排住房，还提拔她担任了哲学系的领导。无论如何，陆平都是聂元梓的恩人。
结果聂元梓非但不知感恩，反而恩将仇报。
聂元梓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想要借机往上爬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泄愤。
聂元梓这人有个毛病，那就是虚荣心强，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经常会在各种场合不懂装懂，闹出过不少笑话。
有一次，她将《静静的顿河》说成是赫鲁晓夫写的。这种错误在乡下或许没人知道，但在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谁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叫肖洛霍夫。这笑话就闹大了。要命的是，文化浅薄的聂元梓还特别喜欢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哲学系大谈哲学，经常把自己搞得笑话百出。
这样的笑话多了，让陆平也感觉没有面子，毕竟是他同意把聂元梓调到北大来的，所以渐渐的也就不那么看重她了。这让聂元梓心生不满，对陆平的感恩也渐渐变成了仇恨。而工作组的到来，恰好给她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
不过，这次上面并不想把陆平一棍子打死，认为他的问题只是工作方法上的偏差，不属于路线问题，让陆平逃过一劫。
陆平最终安然无恙，让揭发他的聂元梓处境尴尬，她恩将仇报的行为，使她在北大声名狼藉，成了落井下石的小人。
这时的聂元梓，整日惶恐不安，她需要寻找一个保护伞，通过婚姻，嫁给一个能帮助她、保护她的人。
她四处托人替她介绍对象，最终的目标确定在吴溉之身上。吴溉之是1924年入党的老革命，参加过北伐，经历过长征，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老伴早已去世，孤身一人。
在老战友的牵线搭桥下，1965年，44岁的聂元梓，与67岁的吴溉之见了一面，双方都还满意。尽管吴溉之的儿女一再表示反对，但两人最终还是在当年的冬天走到了一起。
婚后不久，正值中国近代史上最大动乱的前夜，康生的妻子曹轶欧当时在北大蹲点，她找到了之前十分活跃的聂元梓，要她再给北大的领导层“提一提意见”。
想到一年前工作组进驻北大，动员她揭发陆平的教训，聂元梓这次非常谨慎，她以“不想过问这些事情”为由拒绝了曹轶欧的拉拢。
但随之而来的文革动荡，让聂元梓再次兴奋起来。经过一番思索，她找到了曹轶欧，询问能否写一张揭发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的大字报，在得到曹轶欧的认可后，一张针对陆平等人的大字报便迅速出笼了。
大字报在北大贴出后，引起了很大反响，被最高层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连康生也亲自出来为她站台，称这张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但内幕却是，所谓全国第一张大字报，聂元梓只是带头署名，并张贴在了北大食堂。她本人并没有这么高的理论水平。这张大字报一共写过两个版本，第一版是宋一秀写的，有人觉得写得不行，于是转而由杨克明起草。大字报定稿后，聂元梓第一个带头署名，很多不知道内情的人，都认为聂元梓是大字报的作者，其实不然，她只是带头署名而已。
那段时间，聂元梓红得发紫，与清华的蒯大富、北航的韩爱晶、北师大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其实，比起那几个学生领袖来，聂元梓因为是延安来的干部，早在建国初期，她还在东北时，便已经是行政十二级，每月可领177元的工资，属于高级干部的资格了。
当然，此刻的聂元梓，更是风光无限，比起曾经的老革命陆平来，还要高出一截。最疯狂的时候，她秉承康生旨意，可以拿彭真等人兴师问罪，揭发他们的叛徒嘴脸。甚至组织写作班子，诬陷朱德是野心家、流寇将军，长征中的逃跑主义者。摆出一副指点江山，舍我其谁的姿态，真正是威风八面。
也是在这一年，康生怀疑吴溉之与特务有联系，决定对他实行审查。出于保护的目的，康生要聂元梓离开吴溉之。聂元梓想也没想，立刻就和结婚还不到一年的吴溉之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还没完，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聂元梓再次选择了恩将仇报。
1966年12月末的一天，聂元梓找到牛辉林，说有几个人到她北大的家中闹事，要牛辉林带上几个人，把领头的兄妹俩抓起来，送到高法交专人管教。
当天晚饭后，牛辉林领着一帮小将把两兄妹押上了汽车，不巧当晚高法正在开紧急会议，没人处理这种事情。
聂元梓听说后赶了过来，要牛辉林把两兄妹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牛辉林问他们的父亲是谁，聂元梓说：“他们的父亲是黑帮分子。”
在聂元梓的带领下，一帮人乘着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两兄妹的家，聂元梓坐在车内，命令牛辉林进去抄家，她在外面等着。
牛辉林并不知道这就是聂元梓丈夫的家，所以毫不犹豫就带了一帮人闯了进去，在客厅里见到了一脸病容，被人搀扶着的吴溉之。
经过一番交谈，牛辉林了解到，眼前的老人原本是聂元梓的丈夫，兄妹俩去北大找聂元梓，并非是去闹事，而是去要回一样东西。
聂元梓与吴溉之结婚之后，就不断从家里往外拿东西，其中就包括一只有特殊意义的女式手表。
手表是空军司令刘亚楼送给吴溉之儿子的结婚礼物，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这只手表就在通常意义之外，还有了特别的纪念意义。别的东西，拿走就拿走了，这只手表却是属于个人的，聂元梓没有权利占有，所以兄妹俩才跑到北大，想找聂元梓要回这块手表。
没想到聂元梓非但不退还手表，还把手表摔坏了，兄妹俩这才和聂元梓争吵了起来。
了解到事情的前因后果，牛辉林不愿再做打手，但又不能不完成聂元梓交代的任务，于是象征性地抄了一点东西，就离开了吴家。
接下来聂元梓又派人传话，要牛辉林把吴溉之拉到中央组织部的门前去批斗。听到这话，牛辉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当场大声嚷道：“这个人岁数这么大了，身体又不好，还要拉他出去批斗，现在半夜三更的，批给谁看啊？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了！”
幸亏牛辉林的坚持，才使吴溉之逃过一劫。但吴溉之最终还是没能摆脱康生等人的迫害，在1968年含冤去世。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年，聂元梓因为得罪了江青，也被一脚踢开，结束了她为期两年的辉煌时光。
先是对她进行隔离审查，之后又将她发配到农场劳动。文革结束，因追随江青，迫害老干部，遭到逮捕。1983年，聂元梓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一年后，因患多种疾病，被允许保外就医。1986年11月，监狱通知聂元梓说，她被假释了。
出狱后的一段时间，聂元梓过得十分落魄，是个纯粹的三无人员：一无住房，二无生活费，三无医药费，子女也拒绝与她往来。
无奈之下，她只能到处流浪，在亲戚朋友家轮流借住，受到嫌弃后就再换一家，直到把认识的人家都住了个遍。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靠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子吃。
有段时间，传说她在做生意，还发了大财。她告诉来访者说：她做生意不过是想找点事情做，几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公共汽车费、电话费反倒贴进去了不少。
1998年，在77岁的聂元梓反复要求下，北京市民政局最终同意每月发给她600元的救济款。2006年，聂元梓获得了自己的住房，从此不再流离失所。
晚年，她写了一本回忆录，叙说自己大起大落的一生。
2019年8月28日，聂元梓病逝，终年98岁。
2023-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