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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满西方“去风险” 专家:都是党自找的

2023年5月19日,欧盟官员和七国集团领导人在日本参加G7峰会。(Jacques Witt/POOL/AFP)

北京对5月下旬七国集团首脑会议的声明有很多不满,很重要的一点是其不满这些国家共同支持在对华经济关系上“去风险”。但专家说,这都是共产党自找的。

“去风险”来自于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2023年3月的一次演讲。

冯德莱恩说:“与中国脱钩既不可行,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我们的关系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的反应也不能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专注去风险——而不是脱钩。”

显然,冯德莱恩的意思是,“去风险”显然比“脱钩”更温和、更精确以及是一种出于防御性的反应。

但是北京对这个词的理解却跟外界截然不同。

扭曲七国集团公报将“去风险”与“遏制”划等号

北京对七国集团公报的解读是,工业化民主国家现在更靠近美国,它们害怕其它西方国家跟着美国走,因为美国已被中共定性为“遏制”中国发展。所以,在它们看来,七国集团提出的“去风险”也是一种“遏制”。

不过,七国集团会议的公报明确指出他们不赞成遏制或跟中国脱钩。声明说:“我们的政策方针不是为了伤害中国,也不是为了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

《外交官》5月刊的一篇文章说,北京似乎无法或不愿意分开对待“遏制”和“去风险”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谱系,这种过度简单化的做法正在给它自己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七国集团的成果是西方民主国家延续了对中共的施压趋势,甚至可能加速这一趋势。因此,中共外交部于5月20日指责七国集团“遏制”中国。

新华社评论文章在5月25日跟进称,“七国集团将自身的‘风险’解读为中国(中共)诱发的,或者说只有遏制中国才能摆脱风险。”

讽刺的是,中共当局自己一直都在“去风险”,避免过度依赖关键行业的外国供应商。但它却不能容忍别国做同样的事。

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周二(5月30日)刊出一篇所谓外籍人士的文章称,西方国家对华“去风险”是在制造风险,是“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的代名词,应该摒弃。

中共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在最近的一篇社论再次抨击美国“维持世界主导地位”,并称,“去风险给人一种可能是变相脱钩的感觉”。

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之际,专家认为,中美之间有意识的“脱钩”已演变成“混乱分手”。(Leo Ramírez/AFP)

媒体人:中共早在十年前就开始中美脱钩

事实上,中共早在十年前就开始在几个关键领域用行动与美国经济脱钩。

《日经亚洲》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克二(Katsuji Nakazawa)4月份撰文说,美中脱钩的根源不是始于美国前总统川普特朗普),其实习近平早在11年前就确定了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一直在一步步推进政策执行美中脱钩。

2012年11月,北京召开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由于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引发的政治动荡,全国代表大会被大大推迟。习近平在会议上提出了对中国经济被美国“劫持”的担忧。作为继任领导人,他誓言纠正这种情况。习的发言当时就引起了党内很多议论。

五年后,当2017年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习近平政府开始推动“军民融合”,利用中国私营部门获得军用级技术成为中共军方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又一种方式。

在察觉到中共的这种不友好举动后,美国开始切断卖给中国的尖端技术,这对私营部门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上台的川普通过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和贸易战延续了这一趋势。

美中技术之争的结果是,跨国高科技公司很难向中国供应高端半导体,这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开发与发展。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现在都发现,他们想不受限制地在全球扩张业务已变得困难重重。这些已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

习近平也在一直倡导减少对美依赖,提出要“自力更生”,他还尝试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政策,旨在降低外贸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

中泽说,某种程度上,习独立于美国的愿望实现了,而美国并没有“劫持”中国经济。在习执政的11年里,中国经济只是中共领导下配合政治进程的工具。

西方不满经济胁迫遏制措施都是中共自找的

《外交官》文章分析说,中共对西方国家进行经济胁迫,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

文章说,中共的一党统治因为缺少民众选举授权以及为维护习近平个人崇拜的需要,总有一种不安全感。与此同时,这个异常强势的体制可能会实施突如其来的严厉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扰乱流经中国的供应链。

比如中共为应对COVID疫情祭出的清零政策。为了领导人的面子需要,以及加强对社会的巨大控制权,中共将封锁持续到2022年,推迟了中国的全面恢复生产力,并导致全球短缺和通货膨胀。

而眼下,中共内部似乎正在推动备战,准备攻打台湾,这无疑让外界认定,此举会无限期地中断跟中国有关的大部分国际贸易。

文章说,换句话说,出于自卫目的,欧盟有充分的理由减少对中国供应的依赖,这完全没有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兴趣。而北京不去区分“遏制”和“去风险”两个概念,这是在拒绝对自身行为进行反省。这相当于堵死了重塑其欧洲政策的必要步骤。

文章还说,北京将“遏制”和“去风险”混为一谈,也是其缺乏战略同理心的另一个例子。中共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其它国家对它有任何异议,还不能将中共的某些胁迫政策视为麻烦或具有威胁性。

中共已经越来越多地利用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对外关系中达到自己的目的,在经济上胁迫他国。这是推动七国集团声明的关键原因。

在澳大利亚要求对COVID-19来源进行独立调查后,中共提高了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如煤炭、葡萄酒和大麦的关税。在立陶宛与台湾加深外交关系后,中共限制了从立陶宛的进口。

美国认为,七国集团采取联合行动比单边方法更有效,因为许多国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而且,如果通过提前披露报复性措施,并将其它国家联合起来,将更有可能避免中共进行经济胁迫。

《外交官》的文章最后写道:“北京认为的大部分遏制措施都是它自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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