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九那年“黄雀行动”救我到香港，立马送我去巴黎，恍惚中好像昆德拉也流亡在巴黎，而他已经在大陆红得发紫，尤其他那句“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强烈反衬着我们这群中国流亡者，尤其是我这类作家——不懂法语、说不清天安门为什么败了、更对西方“民主”语无伦次，还有点染上忧郁症——怎么还“不可承受之轻”呢，明明压得喘过气来！所以我从来没有懂过昆德拉，也不喜欢这个捷克人，他跟中国的政治或文学有何相干？后来我只懂了他的一句话，就是标题那句，而且越嚼越有味道。我估摸那个“硬块”至今还隆起在中国的躯体里，发炎著、癌变着，全世界全中国都无奈它。】
六月四日，还有谁会在乎这个日子﹖╴╴这是每年接近它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很在乎的一件事。年头多了，成了一种言不由衷的无奈。当第八个“六四”就在眼前﹐我们依然什么也没做成。看看大陆，“六四”后许多流亡知识分子都曾极言“不可能倒退”的那个中国，所谓“十年改革”形成的“自由化”、“天安门运动”中爆发的民主诉求，以及“六四”屠杀引起的空前仇恨，竟然被一个“爱国主义”统统取代。我印象极深的是﹐七年前天安门的血迹刚被冲洗掉﹐许多最著名的大陆知识精英都对媒体宣布﹕中共很快就会垮掉。他们的根据大凡又都是毛泽东的那句“镇压学生绝无好下场”。此时回想起来﹐我的感觉就不止是无奈﹐还有些荒诞。
第二个“六四”时我在台北曾说过﹐它会变成一个“隆起的硬块”，我是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可是后来发现我根本没弄懂他的意思，因为我不懂“无奈”，“隆起的硬块”就是一种无奈，人对历史、人对人自己的无奈。
三年后我在一瞬间懂了。我从七天的昏迷、胡言乱语和怪梦中醒来时，傅莉还昏迷在急救室里，苏单则刚刚被人从一家儿童医院领出来。那天，我在医院大庭里听到广播新闻说魏京生被“释放”了。我本也该去坐牢的，却了逃出来。然而你能逃得脱什么呢？假若一场牢狱定要由一场车祸来取代，我宁愿去坐牢，因为后一条，是拿千辛万苦牵着儿子来陪我流亡的老婆作惩罚对象，罚她几乎终身残废，还罚我好好儿的在一旁看着。
人其实不能选择什么，无论是命定还是意外。八九年那场突发的风暴，学者们可以作种种规律性的分析，但根本上也是一场“意外”，尤其对于那些死在广场上的年轻的生命来说。他们大多数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归宿。没有活着的人为这些生命的丧失负责，共产党和民运分子都只指责对方，那就等于说，这是一次大车祸。
最无奈还在于一切都铸成之后﹐你才知道不能补救什么。很多人总说﹐“六四”的血不会白流﹐仿佛那些年轻的生命注定能换回点什么。流血作为一种非付不可的代价﹐这种观念大概是从那位大义凛然地说“流血请自嗣同始”的谭浏阳开始的﹐然而﹐从他那里到我们今天﹐中国却是血流得越多﹐政治越黑暗。就说从“六四”到今天﹐八年了﹐抗战也不过八年而已﹐中国改变了什么呢﹖
十三台在放卡玛的“天安门”。应该是最好的一部了。资料和编排都够水平﹐只是按西方习惯而言主观色彩重了些﹐隔的不够﹐编者自己介入太深﹐也过于取所谓政治学的立场﹐总想凸现群众运动和有秩序民主的区别﹐用意颇好﹐只是拿纪录片来表现这个主题﹐无法在人性的层面展开﹐大量镜头用于繁琐的过程﹐可能淹没了更精彩的东西。比如对学生幼稚理想主义的诠释﹐就流于简单的批评﹐而太偏袒所谓改革派的苦心孤脂。这也是太强调所谓“人民觉悟”的一种观点。这部纪录片埋着一个很残酷的伏笔﹕群众的混乱和狂热是中共镇压的合理性。这很新权威主义。深入不了的地方就在于﹐为什么学生如此这般﹖那是真正的悲剧╴╴一种无奈。
硬块只在那里“隆起”著，癌变着，中国和世界都无可奈何。一年一度的纪念﹐只是为了那些亡灵才是值得的。那是永远失去的﹐是所有活着的欠下的﹐不是欠给中国﹐也不是欠给“民主”﹐只是欠给他们本人。
我也终于明白﹐我不欠谁的帐﹐我只欠傅莉﹐欠得此生偿还不清。“六四”越离越远﹐只有受害者在品尝剩给他们的痛苦﹐那是唯一真实的结局﹐不是只到那一天才想得起来﹑才要去说几句“反思”的轻松事。这个结局令我终于懂得了政治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傅莉从来讨厌政治﹐也不赞成我以假“忧患”介入﹐她其实从来不喜欢我的那些报告文学﹐觉得那是玩火。她是对的。我玩火﹐她付代价。那都成了我欠下的﹐我无法抵赖的﹐没有人可以替我去偿还的。那是她尽了全部心力﹐十几年流淌出来给我的甘甜﹐是一天天塑造的﹐没有一天是应付著过的﹐若有半天茫然﹐她就会病倒。这一切都莫名其妙被粉碎了。“六四平反”又怎么样﹖
